《公开的情书》：挣脱道德乌托邦的束缚

《公开的情书》小说在1980年《十月》第1期发表时，刘老师收到大批陌生年轻读者的来信。读者们在心中讲述自己和周围的人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读它、议论它。现在，这批信件已成为分析那个转折时期年轻人思想情感难得的一手史料，生动还原了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和年轻人的精神追求。

《公开的情书》再版时，刘青峰老师特意写作了两万言自序。在此前的推文中《<公开的情书>：被唤醒的历史记忆》中，刘老师叙述了这本书的写作缘由、流传过程。在今天摘选的这部分序言中，刘老师引用了大量读者的来信，讲述《情书》带给读者们“挣脱道德乌托邦的束缚”的意义。

《情书》男女主人公提出个人的选择自由与代表多数人、长远利益的革命事业同样神圣、不可剥夺，他们挣脱的不仅是传统家长制，还有道德乌托邦的引力场。这种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一次思想解放，如同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中打开了一扇天窗，使年轻人从无力感中解放出来，重新感受到青春的活力与希望。

许多读者在来信中提到，《情书》中的年轻主角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爱的权利就像追求真理一样神圣，不能剥夺也不能出让，令他们振奋、共鸣。在20世纪的中国，这种要求曾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年轻人为争取婚姻自主和男女平等，个人权利观念成为他们打掉传统社会伦理等级制的父权、夫权枷锁的思想利器。第二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之际，年轻人把爱情视为个人的基本权利，他们要冲破的是无形且无所不在的思想束缚。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很难理解当时男女青年是如何自觉地压抑自己青春期的行为了。压抑来自于他们追求道德乌托邦的崇高理想。儿童期，他们被当作祖国的花朵来浇灌培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是就读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是被赋予解放全人类历史重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革命是每个人生命的终极意义和行为合理性的唯一准则，爱情也不能例外。

然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挫折，动摇了年轻人的道德乌托邦理想。《情书》写于1972年，为什么是1972年？1971年年底我和观涛结婚后，因风湿病留在他杭州的家中休病假。观涛每天骑辆破自行车去塑料厂上班，我则尝试写些文学性的东西。二人商量决定，把我们与朋友们在红卫兵运动高潮过后的共同经历和寻找志同道合爱人的精神风暴记录下来。那时，距离“913事件”已过去半年，表面上看，日常生活没什么变化，但我们内心深处已在期待并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为此，记录一代人对爱情和时代的看法是有意义的。《情书》在1972年春天写成，书中男女主人公仍然保有高昂的理想主义，但目标已经改变，他们用爱祖国和追求民族复兴作为替代道德乌托邦的理想。

山友在为1978年油印本写的序言中，记录了1972年《情书》手抄本第一位读者的反应。序言以莱蒙托夫的几句诗开头：“你的诗回答一切崇高的/思想，像天灵一样在人群上面/飞巡。仿佛在民间喜庆与悲哀/的日子里，一个巨钟的高塔上发出/了声音。”他说，这几句诗是那位读者有感于小说所写“就是自己这一代的生活、思想、愿望和道德标准”而抄录的。序言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总是要谨慎处事，但“精神的锋芒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尤其是正在相互寻找的青年人，他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空前的荒凉和寂寞之中，渴望着未来，渴慕着相互了解，而不是可怕的心灵的陌生”。序文最后一句是：“请看看地下：那些翻腾奔突的岩浆，不管你是否承认它，它都存在着，并且终有一天要迸发出自己的热和光。”正如山友所预言的那样，《情书》在《十月》1980年第1期刊登后，立即得到年轻读者的热烈回响。

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史上，“文化大革命”时期年轻人精神之苦闷是罕见的。1980年“文化大革命”已结束三年多，年轻人的精神苦闷并没有随之结束。一位24岁的年轻护士读者，在来信中这样描绘自己“自我懂事到青春最盛时期”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内部动乱中度过的，对文化的破坏、对爱情的禁锢和“枯燥无味的千篇一律的作品，使我对我们国家的文化丧失了信心”（浙江省舟山市，1980年2月24日）。另一青年说：“像我这样貌似青年，心却过早衰老的人远远不止我一个，而是整整一代人。他们讨厌宗教似的泛泛说教，也讨厌世俗的实惠说教，他们渴望新思想、新道德，但也决不是西方的那一套。他们深感正义难伸的烦恼，又为进退两茫茫而惆怅。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力量，需要实实在在的力量呵！”（福建省，1980年3月11日）

年轻人从《情书》中感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力量呢？一位青年写道：“这篇作品仿佛使又一次长期无法解除苦闷中的我获得了再生。精神的伟大并没有逝去，而是更加气势磅礴地向追求它的人招手”；她“偶然在人们认为时来运转的1978年进了一个大学，不久又愤然离开”，之所以不去赶潮流、放弃上大学，是她不愿意“只是为了一块浅薄的招牌”，“宁可以艰苦的自我教育来换取精神上的独立和解放”（北京市，1980年2月2日）。读者正是在追求精神上独立和解放的勇气及行为上与小说共鸣。这种精神追求及其引发的反思，不仅预示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将不可阻挡地到来，恐怕也会使那些生活在21世纪的所谓“精致的个人主义者”汗颜。

时至今日，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还局限于那是中国的十年动乱，如果缺乏历史和世界两个维度，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会经历如此痛苦的精神苦闷、挣扎和思想巨变。事实上，1968年中国红卫兵运动曾波及并影响世界多国，1968年世界性青年反叛运动的遗产是20世纪世界史的重要一页。2008年，日本有个名为《环》的杂志出了一期“1968四十年特刊”，邀请全球革命热潮的各国亲历者——包括观涛和我写文章，回顾自己在这一年做什么、想什么，今天有何看法。这给了我们一个再次回顾1968年的机会。1968年，我们都是北京大学学生，互不相识；出于不同原因，观涛是“逍遥派”，生活重心已转向自学；而我则作为“可教育好子女”，不甘心被摒除在本校革命队伍之外，与清华的朋友行走大江南北、做社会调研。当时，我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既受到追求取消一切差别的绝对平等的道德乌托邦理想的感召，又因现实中不可容忍的践踏个人生命和尊严的种种行为而深感困惑。埋在心里的想法是：这种现象不是正常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吧。

历史上，1968年恰恰是世界革命从盛到衰的转折点。1968年作为世界性青年反叛高潮的一年，也正好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一百二十周年，它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思想的进一步展开。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兴起了两种不同的革命潮流：一种是欧洲和美洲纷纷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另一种则是认为法国大革命不彻底，应该追求取消一切差别的共产主义革命。《共产党宣言》试图揭示现代市场社会产生不平等、压迫等弊病的根源，号召通过世界性的共产革命来根除现代性带来的弊病。中国的道德乌托邦则起源于19世纪末社会危机深重之时，康有为、谭嗣同等思想家把本土文化资源中的大同世界、烈士精神与基督教末世论、追求绝对平等的乌托邦思想相结合，使之成为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中国人的新理想，并在20世纪接引了从俄国传来的马列主义，以其道德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形塑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历史。

1968年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重要转折点，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离开城镇陆续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同年，在中国红卫兵运动激励下，世界多国年轻人响应格瓦拉的“革命的任务就是制造革命”口号，罢工罢课，走向街头，革命反叛高潮波及世界。在法国，两万名学生掀起“五月风暴”并与工人结合，致使戴高乐下台；在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学生占领校园，走向街头，反《美日安保条约》，反越战。正如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总结“五月风暴”时所说：“60年代人的标语和计划远未重新唤起那代人所热切想要重新赋予其语言以新活力的革命传统，现在看来倒反而成了它最后的绝唱。”

由于中西文化传统差异，中国知识青年的革命理想具有更强的道德属性。而道德乌托邦的束缚是最难以被意识到，也最难挣脱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革命志士为了追求铲平一切等级的世界大同的新道德理想，誓言冲决一切网罗，然而，一旦革命理想成为无上崇高的道德目标，冲决一切网罗本身就成为最难突破的思想束缚。中国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继承了革命志士奉献牺牲，真诚地放弃自我，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精神，努力成为无产阶级新道德的楷模，但又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常识理性精神，使他们更加难以摆脱这一思想的束缚。这正是他们精神苦闷的根源。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情书》填补了精神空白。《情书》并没有回到传统，而是提出个人的自主性是道德实践的前提，因此它高于道德。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是没有退出权的。《情书》在爱情观上主张选择权由恋爱中的男女自主决定，好像回到20世纪初的思想水平，其实，只有置身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那种身不由己的体验，才能使人们理解和接受个体自主性和自由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使得他们真正具有基于个体自主性的道德自觉，可以在运动中为自己保持沉默或退出的自由和权利做出合理性论证。因此，《情书》男女主人公提出个人的选择自由与代表多数人、长远利益的革命事业同样神圣、不可剥夺，他们挣脱的不仅是传统家长制，还有道德乌托邦的引力场。这种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一次思想解放，如同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中打开了一扇天窗，使年轻人从无力感中解放出来，重新感受到青春的活力与希望。

《情书》年轻的读者，工人或大学生对这一点心领神会。正如一封来信所表达的：我们要感谢“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灾难，否则“青年们哪能去寻找光明”（上海市，1980年3月30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声曾经震撼我心灵的惊雷”（安徽省望江县，1980年3月13日）；“这哪里是小说！分明是一盏胜过‘主义’的照亮所有青年人心田的明灯”（陕西省汉中市，1980年2月29日）；“我们的悲剧在于犯了整整一个时代思想上的错误。无根大树的倒塌，终于把这个错误暴露出来了”（四川省重庆市，1980年5月18日）；“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初步觉醒，最起码在切身利益方面是觉醒了”（辽宁省大连市，1980年4月5日）。“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信仰危机、精神幻灭，然而终于操起了批评的武器。怀疑，思考，使我们有了独立的思想，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宿”（陕西省西安市，1980年6月20日）。一位大学生说：“这是我们同代之中具有共同的心声、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情感的人的共同的珍品。”（北京市，1980年9月21日）

本文摘自《公开的情书》（新编版）序言，经作者授权发布。内容有删减，学术讨论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