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柏拉图式爱情与爱的权利

《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两位老师结婚不到半年。当时，金老师在杭州塑料厂当工人，每天三班倒，刘老师则在贵州清镇中学教书。年轻人的共同点是爱好文学，两位老师也不例外。在文革年代，具独立思想的文学创作不被官方意识形态所允许，只能是地下的。正是这类作品记录了青年一代的新追求。

在写《公开的情书》时，刘老师就认为文学除了是个性、个人情感、生活经历和态度之表达外，它还有一项特殊的功能，这就是发现新人和新的生活准则。正如刘老师在书的后记中写道：“今天的文学家与科学家有着相同的使命。科学家在发现新的世界、新的自然规律；文学家则应该努力发现新的人、新的生活准则。”

《公开的情书》是文革中独立反思的产物，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和境界：精神独立，忠实于自我，热爱国家和民族，并以大无畏的反思精神去表现这种真爱。书中高扬的自我解放、独立思考、不迎合潮流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和生命意义贯穿到生活、包括爱情的每一个侧面，在今天中国人中仍很稀缺。

柏拉图式的爱情

《情书》第二个特点是柏拉图式的爱情。记得，1979 年《十月》拟刊发小说前找我们到编辑部谈话，主编苏予女士和编辑张守仁先生最早提及这点。他们建议，最好能安排男女主人公见个面，否则就有点儿柏拉图式了。虽然我们知道不少人有相同看法，但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为什么知而不改？撇开柏拉图爱情观的男同性取向，这种爱情观强调，恋爱双方在平等、自由选择对象时，只有那种共同追求摒除肉欲、向往真理的心灵共鸣，才能符合真实永恒的观念世界中的理性和德性。柏拉图爱情观具有禁欲和理想至上这两大特色，也常被称为精神恋爱。《情书》要表现的是个人精神从苦闷到解放，柏拉图式爱情观的禁欲和理想至上，符合当时思想转折的独特性和真实性。

思想史上，柏拉图被视为“乌托邦”思想的鼻祖。16 世纪初西方出现两股与现代社会兴起密切相关的思潮，一股是质疑和反抗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的宗教改革运动，另一股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517 年德国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而“乌托邦”一词是英国人莫尔在1516 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中创造的、作为一个不存在的理想国家之概念。1601 年意大利人康帕内拉撰写出另一本空想社会主义名著《太阳城》。出于对封建制、等级制和教会腐朽之现实的不满与批判，这两本著作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主张按照理性设计并建立一个财产公有、按需分配、官吏公举、人民平等、公共食堂就餐、儿童由国家抚育的理想社会。这种乌托邦思想启迪了19 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潮与运动。

与这两种西方宗教背景的思想出发点不同，儒家主张等级差序的世俗伦理，19 世纪末中国出现的革命思想，正是对其价值逆反的产物。康有为的《大同书》以佛学的绝对平等观来改造儒家三代理想，提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想象；谭嗣同撰写《仁学》，主张打破伦常等级和烈士精神。戊戌变法失败，谭以身作则，挺身而出，流血自我始，求仁得仁，慷慨就义，成为后世道德楷模。20 世纪前期，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刘思复（师复） 继承烈士精神，与同道朋友组“心社”，订立了包括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婚、不称族姓、不入政党、不任官吏等十二条社约，奉行禁欲的道德救世理念。师复言出必行，长期食素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患肺病后拒绝医嘱，宁死不违犯不食肉蛋奶之戒约。辛亥黄花岗烈士及那些共产革命的真诚追随者，大多具有忠于理想的道德情怀和献身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知识青年是受到这一思想潮流和理想追求影响、受到道德乌托邦理想感召的一代人，他们为了表现出自己与纯洁崇高道德境界相匹配的行为，也会奉行自我压抑包括饮食男女在内的个人欲望的禁欲倾向。抽掉这一思想史背景，中国“80 后”青年人和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就很难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例如，大串连时，男女青年身贴身挤在绿铁皮火车上，长征途中同睡一张炕，当他们肢体肌肤紧密接触时会发生什么呢？过来人会告诉你：他们不会发生更亲密的行为。与之相反，1968 年法国反叛青年提出“禁止‘禁止’”的著名口号，反对现存体制及规范，一谈革命造反就想起性解放做爱和吸大麻。在他们看来，反规范的放纵行为是反抗资本主义现行体制对人性的压迫。造成中外青年人在禁欲和纵欲上竟有如此之巨大的差别，其根源于道德修身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情书》柏拉图式爱情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人们对爱情理解的男女两情相悦，也不是19 世纪浪漫主义的爱情至上，而是其对作为终极关怀的道德乌托邦的反思。

正是在这一点上，《情书》获得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最令年轻人痛苦的，不仅仅是没有真正的爱情，而是理想幻灭使得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他们曾如此纯洁和赤诚地信仰乌托邦理想，不惜禁欲和献身，但在失去意义的现实生活中，如一位生活在边疆的年轻读者所说，在那“动荡的年代，我的同学有被抓的（犯罪），有被打残的（喝酒打架），各种各种的事，连我本人不瞒您说也有过大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1980 年3 月30 日）。还有一位年轻人说：“我厌恶屈辱的生存。我憎恨没有灵魂的躯体。我嘲笑软弱的忍耐。可是，这一切能怪它们吗？”“十年浩劫，他们丧失了一半的精神生存。人可以延续生存，可是灵魂的创伤不是几天、几年就可以改变的。”（北京市，1980 年4 月8 日） 这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绝望。有一位女大学生在来信中讲述她最要好的女友——一位绝顶聪明、表面上大方乐观的二十一岁姑娘的自杀事件：她出门时还和同学们开着玩笑，但就是她，“我的朋友她自杀了！”“ 她的自杀没有什么具体原因，我理解她，她是太失望，感到可怕的精神上的孤独”；她还说“现在好像就是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挣扎得最凶”，反问：“为什么现在自杀的都是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呢？”（河北省保定市，1980 年10月31 日）

《情书》中男女主人公用热爱祖国、为民族振兴贡献一己之力的具体目标，代替追求虚幻的道德乌托邦，这种理想主义精神的热情呼唤，在年轻读者那里得到回音。他们在来信中这样说：“青春的热情，对真理的追求，为达到一切理想境界的大无畏精神，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灵魂的精髓。当我们正处于惘然和徘徊之际，我从你的小说中豁然领悟到了这一点”（福建省福州巿，1980 年5 月10 日）；《情书》“像一个忠实的棱镜，把我们这一代青年具有的苦闷、彷徨、无望、茫然的混合物，以及它的对立面——自信和乐观、有目的的勇敢、充实的生活、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整齐地折射在时代的屏幕上”（湖南省邵阳市，1980 年3 月27 日）；“但冲破黑暗，哪里是光明？我们寻求精神解放，从窒息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但解放到哪里去呢？……我们需要的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一起考虑，民族、个人一起走向解放的方向呵”（上海市，1980 年4 月12 日）。另一位读者感到自己“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努力的方向，看到了新一代的理想之火又将形成燎原之势并将燃烧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上海市，1980 年4 月5 日）。

读者认为，《情书》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主流由“伤痕文学”转变为“‘向前看文学’的真正开始。……人们不仅看透了伤痕，而且看见了光明”（天津市，1980 年3 月7 日）。《情书》发单行本后，一位大学生来信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与我如此息息相通的作品”，“自粉碎‘四人帮’后，文学作品都是揭露的多，也就是破的多。《情书》是立，立我们新时代的新精神。没有书中那样崇高的精神世界，是很难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探索的”（天津市，1979 年12 月10 日）。读者是通过《情书》塑造的人物感受到这种新精神的，正如一位年轻人所说，“它没有单纯地暴露创伤，而是塑造了在痛苦中振作的一代”（山西省长治市，1980 年2 月5 日）。几位大学生在信中描写了在图书馆借阅《情书》遇到最强的竞争，以及“在同学间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议论、惊叹、追问”（天津市，1980 年3 月2 日）。

爱的权利

今天看来，在读者高度认同小说把个人命运与关心国家和民族富强联系在一起的理想主义背后，是从《情书》的爱情观引申出来的新道德——爱的权利以及由此开始的思想自由。那些赞赏小说爱情观的读者说，“我感到那里面有一种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宣战，对新生活的向往”（山西省长治市，1980 年2 月5 日）；小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道德”，它“既不同于封建道德，也不同于资本主义道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巿，1980 年5 月16 日）。在涉及道德的具体问题时，争论就相当激烈对立，一封来信说读过作品的人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有思想，好！一种认为很危险”（上海市，1980 年3 月19 日）。这封信并没有说明“好”及“危险”各指什么。对《情书》中人物的行为，例如，对真真不屈从自己道德良心和社会舆论压力，最后做出弃石田、奔向老久的选择，读者评论就更两极化了。有封大学生来信说，“我们系的一些同学专门为《公》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对小说不外有三种意见：赞成，反对，中立”，“许多人还停留在石田的水准上”，“认为石田虽然有些注重钱和地位，但这很‘实际’呀！自然他们要非议老久们了”（地址不详，1980 年5 月11—12 日）。也有来信指出，小说所强调的是感情的彻底，是爱情的权利，“爱的权利就像追求真理一样神圣，不能剥夺也不能出让”（上海市，1980 年3 月19 日）。

《情书》读者在爱情观上的分歧或者说不清楚，表明他们大多还没有认识到爱情观所涉及的两个更基本问题：一是爱的权利，二是权利和道德的关系。这是有历史文化原因的。在传统儒家伦理主义道德观中，婚姻须依父母之命，家庭以延续子嗣为目的，夫为妻纲，完全没有个人权利观念。在20世纪新文化运动后期，在五四青年“革命+ 自由”的恋爱行为模式中，青年人一方面诉诸个人权利来冲破家庭伦常的约束，另一方面投身改造旧中国的国民革命，这正是他们追求高于个人品性、将小我融入大我的新道德的行为。从五四青年到“文化大革命”中献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大多数人尚分不清权利和道德分属于两个不同范畴，不能区分权利和私利的关系，因此没有树立起个人自主的权利观，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其实，《情书》的故事情节已隐含着1980 年读者的争论。在老嘎引介老久和真真通信之前，他们互不相识，此后短短几个月，二人在通信中完成了精神和情感上由碰撞到相知相爱的全过程。男女主人公在精神上相遇时，他们已各自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反思，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再一次追问与探索，成为他们通信的基础。二人之所以会发生激烈碰撞，是由于他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年轻人。简单地说，老久代表着理性的现实批判者，而真真则代表着为数更多的在情感上对现实反感和疏离的人。小说开始时，老久和老邪门已经在自学中走完了从马克思到黑格尔，再走出德国观念论的思想转变过程，并企图用追求科学真理和知识来超越现实的束缚。

对这一思想历程，观涛在1988 年自叙文章中，曾有过生动描述：“那足以动摇我的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那一年，当他把自己曾赤诚地相信的辩证法这一信念贯彻到底时，却发现“它会如不可控制的熊熊大火，将黑格尔体系和思辨方法烧得荡然无存”。“1968 年的冬天很寒冷。为了怕被外面正在武斗的同学发现我们在读书，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呆上一整天。屋里冷得连墨水都冻住了，有时我们就烧一点擦油画笔的纸来取暖。”这些泡在北大图书馆的年轻人，“一遍又一遍地读科学名著，同时开始攻数学、物理和外语。从伽罗瓦的群论定律、黎曼空间、测度论以及集合论的基数等等”。他们在艰苦自学中看到远处一点光明，“这就是科学思想和方法”。尽管“前面的光明是那么小，那么远，可望而不可即”，并“不时被那些我所熟悉的树枝绊倒在地”，但仍然“竭尽全力向光明走去”。因为“我知道，呆在这个森林中是没有希望的”。“这个森林虽然黑，但我十分熟悉”，是“我从小就习惯的常识的传统思想方法和黑格尔式的思辨”的错误思想方法。在自学中，他和朋友们认识到“只有用科学大师的思想方法来纠正自己而别无他择”。

真真代表另一种类型，这就是以真诚作为最为可贵的品质，通过求真、求诚来否定现实生活中的“假、大、空”。这一种类型代表着从道德乌托邦走出来后，人们自然地回归常识理性，以不被扭曲的自然感情和面对真实作为终极正当性。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的老久那样的追求科学真理和知识理性的现实批判者，或是真真那样回归常识、常情的重个体情感的自由意志觉醒，代表着中国文化重建的两种内在力量，也是寻找探索生命意义的两个新方向。他们恋爱结局是这两种力量的结合。

敏感的读者们很容易感知这两种类型，并表明自己的偏好。《情书》女主人公真诚地追求美好事物和感情却一再受骗的经历，获得许多读者，特别是女青年的共鸣。有的称自己是“一个真真式的青年”（上海市，1980 年2 月22 日）。有的说：“我一口气看了一半，放下杂志，我惊住了。真的，我确确实实地惊住了。真真的性格、真真的感情、真真的爱好……和我多么相像！”（上海市，1980 年9 月24 日） 一位读者在信中说，“我原来总天真地认为，粉碎‘四人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现实总是和善良人的愿望相反”，“学校的生活看来好像平平静静，人人谦让，个个好像正人君子。可是每个人的心都像装在褐色的广口瓶中，你只知道它是跳动的，却不知是什么颜色”（河北省保定市，1980 年10 月20日）。读者喜欢真真，是因为把寻找真诚、诚实作为年轻人可以信任的基本品质。

很多青年读者受到老久精神的感召，他或她这样说：“在对待理想和生活的问题上，您的作品使我看到了真正蓬勃向上的青年人的形象”（天津市，1980 年2 月29 日）；“我们相信这不是少数几个‘老久’的心里话，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心里话”（上海市，1980 年3 月6 日）；甚至很喜欢老久“那种恋爱上的蛮横，坚强的意志，充满哲理性的语言”（上海市，1980 年9 月24 日）。他们说“老久、老邪门这样的人物是这一代人的精华”（四川省，1980 年3 月9 日），这两个人物使他们感到：“思想的机器太原始，思想的武器太陈旧，思想的方法太简单……人需要思想，思想要有冲击的力量”（四川省重庆市，1980 年2 月21 日）；“我渴求着新的精神力量和思维方式的出现，能填补时代精神巨大的空白”（吉林省延边市，1981 年11 月15 日）。他们说小说是“描述战士、强者内心的剧痛”，这是产生“新思想的剧痛”（天津市，1980 年3 月16 日）。

可以说，《情书》中表达了理想幻灭后，真真所代表的回归人之常识、常情和老久所代表的回到科学理性这样两个探索方向的相遇、结合。“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的破除现代迷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是生产力等一系列大讨论之所以深入人心，正是由于这两点已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和正当性标准。凡是经历过20 世纪80 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人，应该对这两种精神的复苏及其产生的巨大动员力，有深度体验吧。我想强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人认识到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中国人终于有可能从道德理想主义的大传统中走出来，探索本民族的复兴和文化重建，只要具备这种开放自由的精神，就再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禁锢这个伟大民族的创造性。

本文摘自《公开的情书》（新编版）序言，经作者授权发布。内容有删减，学术讨论请参照原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还请后台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