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春秋》：鲁国文化的丰碑，儒学起源的史诗

　　曲阜鲁国故城，是中国周代鲁国都城遗址，面积10.45平方公里，城墙周长约1.1万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文物部门对曲阜鲁国故城进行了多次调查、勘探和发掘，出土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发现了城垣与城壕、城门遗址、大型建筑基址、道路与排水系统遗迹等。1961年3月，曲阜鲁国故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2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鲁，建都于曲阜。从伯禽即位(公元前1115年)到鲁顷公在位时被楚国所灭(公元前256年)，历时860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诞生了儒家圣人孔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萌生了最初的中华文明。现存最早记录鲁国历史的当属《春秋》，《春秋》为孔子所著，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鲁国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之后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也多为《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和阐释。《东周列国志》记述了西周结束(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故事，里面虽然写到周代，写到鲁国，但可惜这些书籍都为断代史。历史上竟然没有留下一部完整描写鲁国从建立到灭亡涉及整个朝代历史文化的书籍，在我感到遗憾和迷茫的时候，《济宁人民政协资政建言丛书》出版了一部关于鲁国历史的长篇传记文学《鲁国春秋》，我如获至宝，赶紧找来仔细阅读。

　　在《鲁国春秋》中，作者杨义堂通过对历史文化典籍深入系统的研究，结合当代考古新发现成果，以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为支撑，运用扎实的文学创作功底，将孔子所写的十二代鲁国国君、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断代史，拓展到三十六代鲁国国君、八百六十多年的整个鲁国史，描写了从周族兴起，伯禽封鲁到鲁顷公时期亡于楚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鲁国春秋》演绎了生动真实的历史场景，“演”活了每一个历史人物。作者通过“述而不作”式的写作方式，依托恢弘的文学创作功底，将鲁国从建立到灭亡860多年风云变幻的历史，36代国君执政期间发生的大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形成了一部恢弘浩瀚、雄奇壮丽的鲁国史诗。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讲故事的方式还原一个个历史场景，让原本枯燥的历史事件变得生动真实。通过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如鲁隐公的懦弱、鲁僖公的英明武断、季文子的小心谨慎、季武子的自私自利、叔孙豹的洒脱大方、阳虎的阴毒狠辣等，让一个个鲜明的历史人物都“活”了起来。引用《诗经》中的古诗印证历史，渲染气氛，增添作品的文学色彩，如周公东征中的《渐渐之石》《破斧》，文姜淫乱的《南山》《载驰》，西周灭亡时周赧王吟诵的《黍离》，鲁国大败邾国吟诵的《诗经·鲁颂·泮水》等。过去人们都说那些被奉为儒家经典的书籍晦涩难懂，通过读《鲁国春秋》，我们找到了孔子和弟子们说话的场景，儒家经典中那些不易领悟的东西就变得豁然开朗了。这部史诗性的作品还涵盖了大量丰富的知识，如现在大多数的姓氏其实都是从姬姓中分出来的，书中详细记载了颜、沈、展、柳、施、臧、汪、毛等姓氏背后的故事。成语“齐大非偶”“如释重负”，地名“鱼台”“邹城”的来历。为我们解开了历史之谜，如纪哀侯大去其国的去处，山东滕州安上村出土的大量邾国彝器的由来，鲁班的真实身份等等。《鲁国春秋》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形成了一部鲁国历史教科书。

　　《鲁国春秋》阐明了周礼产生以及在鲁国发展的脉络，揭示了孔子诞生的必然性。周公摄政之后，他认为不能再像商朝那样用杀人的形式来祭祀上天和祖先，要想长治久安，应该推行德政，安定民心。周代形成的“敬德保民”思想，实际上也是当今“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最初来源。周公制定了一套新的国家礼仪，设计了一套《周官》制度，称为“周礼”。从政治、军事、衣冠、陈设到祭祀、丧葬、宴饮、冠礼、婚礼等都有明确的规范，“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但这些都仅限于上层社会。五百年后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孔子，克己复礼，带领他的弟子们演习这些礼仪，又在周礼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一套普通百姓的礼仪，即为民间仪礼，这些都成为后世民俗人生仪礼和社会礼仪形成的重要基础。周公在“制礼”的基础上亲自“作乐”，他把黄帝时期的乐舞《云门》、唐尧时期的乐舞《咸池》、虞舜时的乐舞《箫韶》、夏禹时的乐舞《大夏》、商代祭汤的乐舞《大濩》等进行研究整理，编创了歌颂武王灭商的歌舞《大武》，和皇帝以来的这些乐舞放在一起，形成了“六代舞”，在祭祀时演奏和表演，称为雅乐。西周初年制定的雅乐体系，是中国音乐舞蹈的高峰，是乐舞文化进入成熟期的里程碑。这种大型交响乐比“西方交响乐之父”——奥地利作曲家海顿早了三千多年。“周礼尽在鲁矣。”一代代鲁国国君都讲究“先君周公制周礼”，注重传承周礼文化，西周初年的礼乐和典籍在鲁国很好地保存下来，到了春秋时代，孔子追随周公的脚步，继承和发扬了“周礼”，并将中华礼乐文化传之后世。作者浓墨重彩写孔子诞生和在鲁国的价值。孔子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孔子的诞生必然有他出现的历史背景，得益于他的祖国鲁国这一方礼乐文化厚土的滋养和“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孔子一生讲究“克己复礼”，胸怀伟大的政治抱负，30岁左右开始设教授徒，从55岁开始周游列国，到68岁回到鲁国，仍然没有得到重用，他决心不再从政，而是带着弟子们搜集整理鲁国流传下来的文献书籍，编《诗》，序《周易》，定《礼》《乐》，著《春秋》。正是由于鲁国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才成就了一代圣人孔子和儒家思想。后来，鲁国被楚国所灭，作为周公的封国，鲁国文化经孔子及其弟子的大力弘扬，早已深深印刻在人们的心中，传承于鲁国的儒学已经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成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鲁国春秋》不仅成功借鉴了考古成果，同时还为下一步鲁国故城考古提供新的方向。从周公、伯禽、鲁考公、鲁炀公到鲁幽公，他们去世后都葬于陕西毕原周文王墓旁。到鲁魏公时期，葬在了曲阜城东的防山，之后的鲁厉公、鲁献公、鲁真公、鲁懿公、鲁孝公、鲁惠公、鲁隐公等也都葬在这里。到了鲁桓公时期，又葬在了汶上南旺的阚邑，之后又有九代鲁国国君葬在这里。鲁昭公时期，季平子执政，他讨厌鲁昭公，将鲁昭公的墓与其祖先的墓离得很远。孔子当了鲁国司空后，挖了一条“u”型沟，让鲁昭公和祖先的灵魂沟通。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鲁国故城考古已有将近80年的历史了，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出一座鲁公大墓葬。《鲁国春秋》通过严谨的考证，梳理了鲁国每一代国君安葬的地点，相信根据书中提到的防山和汶上阚邑这两条重要线索，鲁国故城考古一定会有新的重大发现。

　　《鲁国春秋》实现了为历史正史，为圣人正名。在我国上古神话中，但凡是讲到伟大的人物时，人们总是将其身世传得神乎其神，比如简狄吞鸟蛋后生下了商人的始祖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周人的始祖后稷。但是，圣人孔子的出生却背着千古骂名。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从此，对孔子及其父母的谩骂不绝于耳，后人对“野合”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多少年来，很多学者都想给孔子出生这段历史扶正，然而却缺乏最可靠的证据，杨义堂做到了!他在《鲁国春秋》中指出，周代实行国野乡遂制度，都城和近郊称国，划分成乡进行管理，比乡更远的地方称为野。周天子有六乡六遂，鲁国有三乡三遂，孔子出生的尼丘山一带就属于野。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宋国贵族的后代，叔梁纥的高祖孔父嘉是宋国带兵的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他的后代也从宋国逃到了鲁国，从此失去了在宋国世卿世禄的爵位，到了叔梁纥的父亲这一辈就是普通的布衣了。叔梁纥投奔在“三桓”之一孟献子的军队里，凭借战功被封为陬邑大夫，跻身最下等的“武士”阶层。叔梁纥先娶了妻子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又娶了一位小妾，生了一个儿子，可惜是个瘸子不能参加祭祀。在他六十六岁时，又娶了颜家的小女儿颜徵在，当时他们一家居住在乡野，孔子就出生在尼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洞里。在这里，杨义堂不仅将孔子的祖系父辈来历以及他的父母的婚姻写得清清楚楚，同时，他还引证了2015年海昏侯考古新发现成果：“海昏侯墓中发现了一块孔子漆器屏风，上面有最早的孔子画像，还有几行字：“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根。根与颜氏女野居而生孔子，祷于丘。”这里明确地写着是野居不是野合。杨义堂用这些可靠的史料证据将这段历史扶正，为历史正史，为圣人正名!

　　站在大历史大时代的创作高度，探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作者通过对鲁国历史的研究，回顾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这也是一次寻找中华民族初心的历程。从《大孔府》《大运河》《抗战救护队》《北游记：苏禄王传》到《鲁国春秋》，多年来，杨义堂对这种重大历史题材的驾驭可谓是得心应手。在当今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他再一次站在大时代的创作高度，理清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探明了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儒家文化的诞生过程。没有周公，就没有鲁国，没有鲁国，就没有孔子，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家，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国文化。《春秋》大义和《春秋》精神不死，这部《鲁国春秋》也必然会在当今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张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