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是毛泽东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毛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作尊孔反法的学术代表著作，并鲜明表示不同意该书的观点。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1945年出版的关于先秦思想史的著作，由《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10篇文章集成。

　　钱穆的弟子余英时认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抄袭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抄袭的痕迹却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

　　社科院历史所的翟清福、耿清珩专门写了篇反驳文章，《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余英时虽然信誓旦旦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实际上在学术上站不住脚，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偏见和情绪化表达。

　　郭沫若是20世纪少有的文化巨子，百科全书式的全才，在诗歌、戏剧、历史、甲骨文、翻译等等各方面都有杰出表现。郭沫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开创了唯物史观的新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祖，贡献出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社会研究》四大史学名著。董作宾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吉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自成体系，郭沫若提出了以人民为本位的史学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郭沫若认为，孔孟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老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荀子则是倾向于以帝王为本位的，墨子、韩非子是以王公大人为本位的。

　　郭沫若肯定孔子，“我所见到的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批判法家韩非子“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中》说：”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要有开创性地发现并不容易，历史学家吕振羽说郭沫若，”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他的开拓性功绩是不可抹杀的“。朱自清认为《十批判书》，”差不多都是对于古代文化的新解释和新评价，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独见。“（《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绍郭沫若著<�十批判书>》）

　　毛泽东说”十批不是好文章“，批判郭沫若“尊儒反法”崇拜孔老二痛骂秦始皇。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批判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单纯是学术问题了。

　　郭沫若从人民本位思想出发批判秦始皇这个暴君，把秦始皇统一中国说成是“奴隶制的回光反照”。郭沫若批判秦始皇实际上是用道德评价代替了历史评价，没有看到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政治的巨大贡献，当时郭沫若骂秦始皇也是为了影射蒋介石的。毛泽东是政治大家，1964年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

　　郭沫若对孔子评价很高，“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自“五四运动”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孔子在当时是个守旧派，郭沫若却独辟蹊径说孔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为在奴隶制溃败的时代孔子代表了新兴的封建制。这个观点正确不正确另当别论，在学术上却是新天下之耳目。当时就有人认为，郭沫若“关于孔子的批判，实为民国以来所有关于孔子的批评之最客观最正确者。”

　　《十批判书》并非只崇拜儒家孔子，郭沫若说得很明白，“我所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骨化石，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但有谁会希望龙夫子再来做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

　　郭沫若批评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生而知之的上智”等“完全是莫须有的幻想”；同时郭沫若也看到了孔子的落后性，“他一只脚跨在时代的前头，另一只脚又是吊在时代的后面”,“众人都上堂拜，而孔二先生偏要违众从下’,很明显地是在开倒车。”

　　郭沫若严格地区分孔子与先秦儒家和先秦儒家与秦汉以后的儒家，没有把孔子与儒家混为一谈。正如朱自清所言，”如儒家八派，稷下黄老学派，以及前期法家，都是传统里已经失掉的一些连环，郭先生将它们找补起来，让我们认清楚古代文化的全貌，而他的批判也就有了更充实的根据。“（《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绍郭沫若著<�十批判书>》）

　　郭沫若和那些让孔子去拯救世界的新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1974年2月7日，郭沫若写了七律二首答诗《春雷》,奉呈毛主席表明心迹，诗中检讨自己“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很明显，郭沫若这是言不由衷应景之词，背离了自己的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