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有多秀，被捕以后爱因斯坦和罗素这些世界名人都要为其说话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轰动舆论。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开创新时代的人物。陈独秀的学识、声望和影响，可谓声震中外。陈独秀有多秀呢？被捕以后，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英国的罗素以及美国的杜威都给蒋介石拍来恳求电为其说话。

历史学家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绝无在今日“杀害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王森然在1934年出版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中则说陈独秀“以不世出之才仍蒙天下之诟”,“吾不仅为先生惜，吾将为吾民族哭矣”。

胡适给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件司法审判“，同时打电报给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等八人等8人合署致电南京“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说情，以求从宽处理。

陈独秀早年挚友章士钊自告奋勇以全国著名大律师的身份为其辩护。陈独秀曾发表《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身体力行真正把监狱当成了研究室，从1913年的第一次被捕开始，被捕入狱前后共计5次，监押的时间长达5年以上。1933年4月公开开庭审判陈独秀，起诉书列举的罪名是“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

陈独秀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的谬论，阐明反对政府并不等于反对国家，不能搞“朕即国家”，“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各大报刊纷纷报道”政府不等于国家“，质疑国民政府的审判。

陈独秀痛斥国民政府的本质，“以刺刀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于人民之上，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岂不是重见于今日之民国。”

陈独秀指出，”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陈独秀慷慨陈词，把国民党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控诉，用事实证明真正危害民国的不是陈独秀而是腐败的国民政府。陈独秀法庭上的自辩词成了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那个高举科学与民主的陈独秀又回来了，傲然挺立在国民党的法庭上，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陈独秀赠给刘海粟一幅对子表达自己的心志：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陈独秀在《给陈其昌等的信》中宣言一个知识分子的态度：”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申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胡适说陈独秀是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自言“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政府，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

陈独秀始终不改是一个书生本色，强烈的叛逆思想和刚烈性格，拒绝随波逐流坚持独立思考， “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陈独秀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但在政治上却是个悲剧人物，被开除党籍，坐着国民党监狱，还戴着汉奸叛徒机会主义等等各种大帽子。陈独秀自称是“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书生搞政治往往陷于纸上谈兵，李颖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说得很明白，“他们是一批具有浓厚书生气的学者型领袖；他们是从书斋走向工农大众的先行者；他们是出色的理论家和鼓动家。但是，面对远比书本理论复杂得多的现实的政治斗争，却不可避免地带有书生气。”

陈独秀的最大价值是他的思想，始终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陈独秀是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提出把民主视为资产阶级专利品是最浅薄的见解；在陈独秀看来，国家如果不能为国人共谋幸福，“存之无可荣，亡之无可惜”。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的思考集中体现在《我的根本意见》和《给西流的信》等等。“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拉、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

陈独秀，以一个思想家的洞察力发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批判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使苏联成为“官僚国家”，“人类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格别乌（秘密警察）政治。”

当今天人们在反思苏联为什么失败的时候，人家陈独秀早在几十年前就看到问题所在，这就是独立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