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痛骂蒋介石能当选民国院士，钱穆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却落选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人文组名单是：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这个名单有个特点就是左翼的郭沫若当选，而蒋介石的座上宾钱穆却落选。1966年钱穆始获中研院院士提名，钱穆依旧对第一届院士选举愤愤不平：“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

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写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结果成了国民政府的通缉犯，不得不流亡日本。郭沫若在日本苦心研究古史学和甲骨文、金文，成就一代史学大师。

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向萨本栋、傅斯年发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的拟提名名单，其中就有郭沫若而没有钱穆。

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选举，是以学术贡献为标准的。郭沫若虽然有共产党背景，痛骂过蒋介石，并没有影响郭沫若的当选。1947年10月27日，代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列席评议会的夏鼐在日记中详细记着：

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唯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十四票对七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

郭沫若当选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完全是对郭沫若学术的肯定，政治立场反而不是大家所考虑的。竺可桢曾在日记中写道：“渠曾阅研究院院土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

郭沫若研究古代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国古代史，开创了唯物史观新史学。董作宾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吉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钱穆和郭沫若不一样，专搞传世文献不接触考古，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的成名作是《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一个中学生的学历靠自学成为史学大家也算是民国的一个奇迹。钱穆没有当选院士一个原因就是学历不行没有留学背景，夏鼐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说，“除了人文组有六位未曾到外国受西式的教育以外，其余都有曾出过洋……以留美的为最多，占全体院士60.5%。其次为英德法及日本……至于国内所受的教育，六位人文组的从未出国受西式教育的院士，四位是前清科举中出来的（进士、举人、廪生各一人，一未详），两位是国立大学本科或研究所（即毕业院）毕业的。”

钱穆还存在严重的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对胡适、傅斯年和王国维的考据研究有很大的偏见。钱穆说：“胡适义推王静安为近代第一学者。王氏所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金元史、甲骨文研究、红楼梦研究等，皆近属专门，非通学。其学术基础皆植根于革命前亡清遗老。……此真不愧为亡清一遗臣，又岂得为民初开国一学人？”

郭沫若在网上经常被人嘲讽“铁骨铮铮郭沫若”，有人骂郭沫若是“弄臣”“御用文人”“御猫”……毫无半点学术味道。那么大师钱穆表现又如何呢？

钱穆虽然是蒋介石的帝师和座上宾，在院士选举上却没有得到什么特别优待，反而落选。钱穆对蒋介石是很有感情的，还专门写了篇《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从1943年开始就被蒋介石召见，“坐定，私瞻总统神采奕奕，若无倦容”，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钱穆在蒋介石心目中地位更高了。钱穆说，“此后我每年必来台，每年必蒙总统召见，或赐茶、或赐宴，从容垂询，必历时始退”，还把蒋介石与孙中山相提并论，“中山先生与总统，虽勋业彪炳，将来必长垂史籍”。

1967年，在蒋介石屡次邀请下，钱穆到台湾定居，蒋介石专门拨款为钱穆修建了一所别墅，即“素书楼”。

蒋介石80大寿时，钱穆献祝词称蒋为：“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讽刺说：“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李敖在钱穆去世的时候说，“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同样是历史学家，郭沫若被人骂得很多，钱穆却被人骂得很少，在学术上郭沫若并不低于钱穆，在人格上钱穆也不见得比郭沫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