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的历史实证考察 | 双体实验室

根据“轴心时代”(Axial Age)理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时期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等杰出的轴心人物，他们的思想主张共同建构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大厦。轴心时代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概念，横跨多个学科，其具有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而蕴含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文化历史内涵。

有关轴心时代的讨论繁复庞杂，如何考察这样一个宏观抽象的命题是一个颇受争议又极具难度的任务。今天双体实验室为大家推送的文章是发布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期刊的一篇论文。它采用新兴的历史动力学作为研究方法，考察了希腊等主要轴心文明和意大利等非主要轴心文明的关键历史制度变革，对轴心时代若干核心观点进行了实证评估，为我们切入轴心文明研究提供一些洞见。

“轴心时代”的历史实证考察

原文作者：Daniel Austin Mullins等

编译：秋鱼

引言

“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时期希腊、印度、中国、伊朗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出现的关键性社会历史变革。对轴心时代的讨论持续百年，但是学界并未就这一主题达成共识，尤其对轴心时代的本质、原因和结果存在异议，现有历史实证研究和社会学分析的欠缺阻碍了这一概念的发展和完善。

来自牛津大学等高校的研究团队梳理了轴心时代的学术史，提炼出轴心时代相关讨论的重要观点，并采用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纵横考察Seshat: Global History Databank数据库中希腊等主要轴心文明和意大利等非主要轴心文明的关键历史制度变革，对轴心时代若干核心观点进行了实证评估。下面本文将简要介绍该论文对轴心时代主要观点的论述以及对这些观点进行的实证评估。

有关“轴心时代”的主要观点

“轴心时代”相关讨论中的主要观点大致可概括为4个：(1)轴心时代存在历史上的离散；(2)轴心变革出现在相互独立的文明中，最终向全球传播；(3)相关历史研究应关注杰出的轴心人物；(4)也应关注脱胎于重大认知和文明发展的轴心变革，以考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以及法律制度的角色和应用。下文将简要介绍这4个观点，指出其主张和存在的分歧。

观点一：轴心时代存在历史上的离散

雅斯贝尔斯认为，世界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间，后续的学术讨论多基于此时间段。然而，轴心时代的时间跨度波动范围很大。这种波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轴心时代有不同的衡量标准，而这些衡量标准又一步决定哪些思想家、运动和社会属于轴心范围。

尽管轴心时代的时间定位为公元前1000年，但有学者认为轴心时代出现的关键性变革在很久之后才会有实际影响。例如，佛陀、孔子和柏拉图等轴心人物的改革主张也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才酿成成熟的宗教思想运动。今天我们所知的世界各大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未生产于轴心时代，但却都可以追根溯源到轴心人物。

不同文明的轴心变革同步出现在离散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支撑了轴心时代这一基本概念。然而，正如前文提及，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轴心时代应定位于公元前1000年中期，但是对于轴心时代的开始和结束却存在异议。如果将时间尺度拉长，会发现轴心变革的一些特征也会出现在其它非轴心时期。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这个话题，认为不存在单一的历史离散的当代文化转型时期。如果轴心变革的重要特征无法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绑定，那么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的理论效用则需要打折扣，研究的重点应该从“时代”(Age)转向“轴心”(Axiality)。要研究“时代”，就需要小心谨慎地界定其时间尺度。

观点二：轴心变革最初发生在相互独立的不同文明中

雅斯贝尔斯确定了轴心时代转型发生的五个地区：中国、印度、伊朗、希腊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文明所经历的轴心变革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事实上相互孤立，并无多少关联。从这些意识形态开始，关于社会和个人与权力关系的观念以及激进的思维方式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轴心思想对于许多现代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轴心思想的传播帮助创造了儒家、犹太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反过来又塑造了非洲-亚欧大陆的许多社会，轴心时代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在随后的社会文化发展中永久存续下来。

早期由于对轴心时代的时间划分限制，学界多关注希腊等传统意义上的轴心文明，而埃及等其它具有轴心性的文明被排除在外。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尽管对轴心时代的讨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但是所考察的对象有限，回避了其他地区也具有轴心变革的问题。如果不能证明非轴心国家是因为缺乏相关促进因素而没有发生轴心变革，那么便无法判定相关论断的准确性。此外，即使是主张二次轴向突破重要性的学者，如果忽略了其他时期和地区，没有考虑到那些没有经历这些所谓突破的地区，便很难解释轴心意识形态传播的本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直接比较不同的区域样本，包括轴心时代所涵盖的区域和传统上与轴心时代无关的区域。

观点三：历史研究应该关注代表轴心人物

学界已有相关文献讨论诸如孔子、柏拉图、佛陀、琐罗亚斯德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杰出人物在轴心时代扮演的关键角色，但是未能解释这些轴心人物如何在各自的领域发展相似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关注个体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轴心时代作为一个离散的历史时期的观点，学术讨论围绕着谁应该是轴心思想家展开。从微观的个人角度切入宏观的轴心文明理论，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考察轴心时代的相关问题。

但是，聚焦于个人层面就容易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归因于轴心人物本身，这会模糊宏观层面的历史背景以及长期的动态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外部环境促使轴心人物思想的阐发和这些重要创新在非洲-亚欧大陆的传播。因此，对轴心时代的考察也需要宏观层面的考量。

另一个与轴心时代历史分期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这些轴心人物的崛起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官方宗教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例如，佛教思想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在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兴起，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悉达多·乔达摩诞生后的几百年里才兴起的。这导致了佛教理想的形成和实践中存在大量异端，与印度教、儒家和其它在这些不同地区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混合在一起。

轴心意识形态的异质传播并没有使这一概念失效。事实上，这种二次出现的轴向性是许多学者争论的一个问题。然而，当最初轴心时代的时间性变得模糊，如何借助轴心时代的时间性解释该概念便具有一定的挑战。这同时也需要拷问，如果轴心变革发生在公元前一千年，我们应该将重点置于公元前的轴心人物上还是最有可能促进轴心变革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呢？

观点四：轴心变革产生于重大的认知和文化发展

雅斯贝尔斯等支持轴心时代的许多学者认为轴心时代见证了人们思考方式从依赖神话、维护宇宙和社会秩序、世俗经验等角度到依赖个人理性经验的转变。关注拯救、救赎、解放和个人责任等宗教哲学观念据说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

雅斯贝尔斯明确指出了轴心时代与道德化宗教的出现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宗教被赋予了道德，神的威严因此而增强。轴心时代的重要性在于，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对二阶思维的关注导致对盛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与习俗进行重新审视。这种批判性的重新审查促使法律建设等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统治者合法化他们的权威，在思想规范上注重道德、伦理和协作行为。最后，这些改革由此形成了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

对“轴心时代”主要观点的实证评估

“轴心时代”内容庞杂繁复，要考察以上观点还需要系统且谨慎的历史实证研究。来自牛津大学等高校的研究团队借助新兴的历史动力学作为研究方法，将考察的时间范围扩大到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近5个世纪，追踪希腊等主要轴心文明和意大利等非主要轴心文明的关键历史和制度变革，验证有关轴心文明的一些主要猜想。考察对象来自非洲-亚欧大陆，包括传统意义上属于轴心文明的希腊、印度、中国、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和非轴心文明的埃及、意大利、土耳其、柬埔寨和日本。

该研究表明，如预期那样，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希腊、印度、中国、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确实存在重要的轴心变革。柏拉图哲学在地中海的出现和流行，犹太教的成熟，以及佛教在整个南亚和东亚的迅速采纳，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和宗教生活的重要影响，都证明了第一个千年的确是轴心文明变革的时代。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地区的许多核心变革特征在核心时代之前就存在了。这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有一个特定的单一轴向时代的说法相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拜火教的兴起。事实上，从公元前一千年中期开始的拜火教为轴心运动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但是伊朗在轴心时代的地位有时被忽略了。尽管人们对拜火教的早期历史和发展知之甚少，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在第一个千年中，这种意识形态所表现出的许多关键的轴心特征实际出现在青铜时代时期。

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公元前一千年中期之前，这一时期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度和中国所实践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许多典型的与轴心相关的特征。例如，印度教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体系，早于任何轴心时代，有其道德规范和道德惩罚以及至少从公元前二千年早期开始对平等主义的追求。事实上，第一个千年中期兴起的佛教思想传统继承了早期印度教思想的许多轴心特征。中国也是如此，其法家思想早于儒家思想，也具有轴心特征，并影响了世界儒学的后期发展。

在轴心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埃及就存在具有典型轴心特征的意识形态，这个打破了雅斯贝尔斯对“时代”的时间界定。一些在轴心时代之前就不存在于埃及的轴心特征，诸如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世俗化，即便在轴心时期也不存在于埃及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再次提出了轴心性各种因素之间的的关系问题，也需要探究埃及是否经历了一次比轴心时期更早的轴心变革。

埃及和土耳其的情况显然与这种观念相矛盾，即在公元前一千年中期之前，轴心区以外的少数地区不存在轴心变革。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前，东地中海、近东、印度和中国的旧世界文明以外的许多地区已经很难考证宗教与哲学传统的确切内容，使得很难评估轴心时代之前这些地区是否有轴心特征。

相反，在柬埔寨几乎无法捕捉到轴心时代之前或之中的轴心特征。在第一个轴心时期，柬埔寨确实出现了类似轴心转变的现象，但这似乎与该地区一种轴心意识形态的出现或传播无关。事实上，印度教在东南亚已经延续几个世纪，但直到公元11世纪，一种特殊的柬埔寨形式的佛教在国家的支持下才得到广泛的实践。这表明，必须找到另一种方法来解释这种柬埔寨式佛教在该地区的兴起和传播，这种解释不依赖于影响非洲-亚欧大陆各地区的轴心时代观点，也不基于与轴心相关规范和理想从核心地区向邻近地区扩散的观点。

意大利和日本的情况也同样复杂。例如，即使佛教和儒家思想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在日本流行，日本统治者绝对的权威使得艾森施塔特(1996)宣布日本从轴心时代前跨向现代社会。

对于日本和柬埔寨这些充满矛盾历史的地区，我们需要将轴心性分解为不同的指标特征，与考察对象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于轴心时代的支持者来说，这种方法并不常见，但这样做可以提出新的问题。例如，为什么随着佛教思想的兴起和传播，日本获得了一些关键的轴心特征，而其它的却没有？为什么佛教促进了印度和中国的轴心变革，却对日本收效甚小？无论答案是什么，这都表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除了佛教思想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在推动这些轴心特征的传播。

一旦我们将所有的经验和历史证据囊括进来，并系统考察我们所确定的轴心时代的12个指标，就很难支持“轴心时代”的一个观点，即关键的轴心意识形态以及其推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只出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某几处关键地域。也就是说，并没有详实的历史数据证明存在一致的轴心变革的模式。

另外一个问题是，轴心时代概念如果没了时间限制是否还有理论价值。例如，很多学者关注轴心的二次突破，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核心时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孕育发展。但是该项研究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研究显示无论发什么，这些轴心特征指标并不如既定的那样稳定或产生决定性变革。

例如，根据轴心时代理论，鉴于希腊的轴心理念在共和党精英中越来越流行，意大利应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经历一次剧烈的轴心转变，或者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开始出现轴心时代的二次突破。但是上述均未在意大利出现。而在日本，尽管佛教等宗教传播了道德化和平等的伦理观念，其意识形态依然保留了许多非轴向特征，例如信仰神灵和强调社会等级。

总之，这些结果对轴向特征的动态轨迹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呼吁重新评估轴心变革的性质和影响。另一方面，该研究也确实提供了支持轴心时代的一些关键观点的数据。在这里探索的10个地区在特定的时期内见证了所有轴心指标的出现。同时，在许多社会中，重要的意识形态、宗教和认知发展与社会、文化和政治机构的彻底改革密切相关。而这些变革肯定对后来的社会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注释：

历史动力学：2003年由生物学家Peter Turchin创立，旨在用数学建模等方式发现历史模式的深层原因，解释历史并预测未来。

本文是对论文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Axial Age” Proposals Using Global Comparqative Historical Evidence”的编译介绍，原文作者Daniel Austin Mullins, Daniel Hoyer, Pieter François, Harvey Whitehouse, Thomas Currie, Kevin Feeney, Patrick E. Savage, Christina Collins, and Peter Turching，更多学术讨论请参考原文。如有错漏，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配图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