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为什么相信义和团，诛杀庚子被祸五大臣

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比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耻辱更深的吗？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耻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义和拳酿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这是秋瑾《精卫石》写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如何对待义和团已经成为大清朝面前的选择。

帝国主义侵略使得中国农村经济萧条大量破产，有些教堂自恃有特权为非作歹，导致教案频发。于是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最终汇聚成义和团。

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

1900年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义和团入京以后，局面失控，《庚子国变记》记载“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正阳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焚四千余家。数百年精华尽矣。火延城阙，三曰不灭。时方称拳匪为义民，莫敢捕治之。”

慈禧太后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是战还是和。“吏部侍郎许景澄，首言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庚子国变记》）

光绪虽然年轻无权，但是在义和团问题上很清楚，“乱民皆乌合耳，各国兵利，乱民岂足当之？奈何以民命为戏？”

载漪、刚毅这两顽固派却认为，义民可恃，其术甚神，雪耻强中国，在此一举。户部尚书立山说义和团术多不效，结果被载漪痛骂是通夷。载漪要围攻使馆杀使臣，慈禧同意。内阁学士联元反对，被载漪骂有贰心，罪当诛，慈禧还要斩联元。大学士王文韶劝慈禧三思，慈禧骂他是替洋人说话。兵部尚书徐用仪奉慈禧太后的命令到使馆讨论缓兵的事宜，却被主战派认为是奸邪。

主和派苦口婆心冒死直谏，顽固派气势汹汹杀气腾腾，支持义和团就是爱国，反对义和团就是卖国，光绪帝无可奈何，许景澄只能牵帝衣而哭。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帝的名义宣战。宣战诏书到底向谁宣战都没有提出来，只说了几个“彼等”。宣战诏书是给国人看的，根本就没有通过自己的驻外公使送到任何一个国家去。

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太后泣，问计于左右，以新斩袁许，无敢言者”，大难临头的时候想让人家说话了，看看你是怎么杀忠臣的。 7月28日，清以“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等罪名，判许景澄和袁昶“弃市”。8月11日，清以通夷罪处死徐用仪、联元和立山。

被朝廷斩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史称庚子被祸五大臣，又称庚子五忠。

如果慈禧能听从这五位大臣的意见，头脑清醒一点，不轻易开战，以至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吗？慈禧为什么相信义和团，诛杀五大臣呢？

慈禧就是罪魁祸首，有个说法叫“上半身慈禧，下半身义和团”。没有慈禧的支持，义和团不可能膨胀起来。人们在琢磨，是义和团忽悠了慈禧，还是慈禧忽悠了义和团呢？

慈禧在宣战诏书真是慷慨激昂，“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竞作汉奸，即刻严诛，绝无宽贷”。

可是八国联军一来，慈禧跑得比谁都快，而且马上变脸先把义和团给卖了：

“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

慈禧开始找人背黑锅了，“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后悔无及”，大骂“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

慈禧对义和团一是迷信二是利用。慈禧玩权谋是高手，但对西方的认识和科学的认知层次与义和团基本上是一个样。慈禧也是信鬼神信关公信风水，同样信“天灵灵，地灵灵”之类的。高树《金銮琐记》云：“李阉召义和团入宫，列八卦阵，太后拜受灵符。”

当时的舆论“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盖私仇”，这对慈禧和载漪来说确实如此。慈禧因为维新变法与光绪水火不容，欲废去光绪而立载漪的儿子溥儁，可是遭到外国公使的反对。这样一来，慈禧和载漪对洋人是恨之入骨。当载漪伪造的"假照会"送到慈禧手里时，慈禧被勒令皇太后归政的消息给气疯了。权力，这是慈禧太后的命根子。为了权力，慈禧可以用国家命运去赌。义和团正好成了政治利用的最佳工具。

围绕慈禧形成的后党顽固派，大都是一些极端顽固、愚昧、落后且不谙外情的人。载漪、载勋、载濂、载澜均因袭王爵，毓贤、李秉衡是纳赀为官者，刚毅更是“白字先生”。

义和团席卷中国北方，“初只乡愚童稚学之，渐而工商习之，渐而士大夫信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大清朝的精英士大夫居然也相信刀枪不入，用神功可以打败洋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士大夫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神功上了。

袁昶、许景澄奏折可以看出义和团的蔓延多厉害：“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皇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斥酿乱大臣疏》，见粤东侨生《京津拳匪纪略》)

徐桐，典型的卫道士，《清史稿》讲，“桐崇宋儒说，守旧，恶西学如仇。门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谒。”徐桐把义和团当成了救命稻草，“中国当自此强矣！”义和团进京先把徐桐的家给抄了还批斗一番，让他尝尝义和团的铁拳。徐桐是学问大家，最后竟愚昧至此。知识精英的沦落是最后的沦落。

主和的被杀，主战那些也被杀。按照西方的要求，清廷对首祸诸臣进行惩处，并列出了从中央到地方174位主战派大臣的名单，并要求慈禧自己动手。

义和团从兴起到失败，慈禧太后和顽固官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祸国殃民的国贼。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先被义和团折腾又被八国联军祸害，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罪魁祸首的慈禧吹最大的牛丢最大的脸，卑躬屈膝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万国之欢心”。

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