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宇：技术能否改变政治的发生学机制 | 双体实验室

本周“双体实验室”为大家推送的是“燕京书评”对《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与未来》作者张笑宇的采访。《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一书于2021年3月出版。该书以技术驱动为视角，从人类两千年历史长河中选择了14个历史重大事件，探寻技术在这些历史事件背后发挥的隐秘作用。

技术时代，人文何为？“双体”创办宗旨即连接人文与科技，关注技术时代下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重塑。如果说“双体”更加关注从共时角度探讨当下人文与科技的连接，那么《技术与文明》一书则是提供了一种历时的角度，探幽技术在文明演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思考技术与文明的关系。

技术能否改变政治的发生学机制

采写丨张笑晨

引言

在和刘擎、周濂的对谈中，张笑宇很坦诚讲出了自己的困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似乎对于现实有清醒的预判，在言谈中总是出现“现代性”和“目的论”，历史学好像是一条通向未来的桥。“在我上大学的年代，这座桥梁的通向好像是明确的。”但是，今天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桥梁的通向还存在吗？

张笑宇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读博的时候，为了能找个由头吃饭，和其他在德国上学的留学生共同组建了一个读书会。参加这个读书会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学科，按照规则，每次读书会都会安排一位留学生，向其他人讲述自己在做的研究。张笑宇从那个时候开始思考，自己怎么能把自己的研究用最没有门槛的方式讲给所有人听。

这个读书会给他带来的改变远不止话语转换，甚至颠覆了他早已经熟稔心中的政治哲学论述：从学科内部的思想革命到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再到资产阶级革命，被中外学者反复书写。在一次读书会上，一位研究脑神经科学的博士生跟张笑宇说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最早发出信号引发人类动作的不是脑部，而来自实际行为的发出部位，诸如胳膊。

若按照这样的思路推演，西方哲学里讲的“意识第一性”原则便不再有说服力，我们的意识，甚至自身，并不是人类真正的主宰，也许另有他物。张笑宇意识到，也许早已经被奉上神坛的政治哲学叙事是有缺失的，技术的维度在叙事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想通过自己的写作弥补这一点，并和主流的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做一次“隐微的对话”。

在张笑宇的判断中，政治学写作大致可以分成三个维度：对政治价值的讨论、对具体政策的讨论、以及对新叙事框架的讲述。而价值讨论有太多人在做，具体政策的讨论又繁杂，他想在第三个维度上施展拳脚。

即便当下已经存在了不少新的叙事，张笑宇却认为是单一的：不是“民主好”、“自由好”、“西方好”、我也要”，就是“中国模式优于西方”， 他想提供一个更符合事实的解释。在他看来，由于多种因素，中国知识分子并未经历对政治价值的彻底讨论，但目前议题已经变得没有那么简单，需要考虑更多的维度。

与传统被理解为“技术党”不同，张笑宇却没有对技术抱持过于乐观的精神。他坦诚，一个好的技术必须产生在一个好的社会中，技术天然地带有独裁风险。张笑宇不断修正自己的论点，对自己有一个清晰地规划：《技术与文明》仅仅是他计划在三部曲的开端，甚至只是抛出了问题而已。

《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张笑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社会之间的互动框架：技术和人文并非各司其职

燕京书评：《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的跨度很大，纵横中西和古今，你从中选择了十四个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对你来说，这本书写起来难度大吗？

张笑宇：其实还好，因为很多问题我都思考了挺长时间，是有准备的。在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之后，我大概抓住了一个技术影响社会与文明的框架；有了这个框架之后，我再去收集很多资料时，就发现好像变得很顺。所以，我觉得难度不大。这个难度不大，就是不像之前写论文一样了，而是像写故事一样，很快就顺下来了。

燕京书评：听起来你其实不太愿意认为这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

张笑宇：是的，今天的学术著作已经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学术圈内部为了增进人类的知识而进行的一种生产活动。对于一篇学术论文或者学术书来说，作者要在其中提出一些可验证且可让同行不断讨论的命题，所以每一句都要写得非常谨慎。

对于这本书来说，整体的史料搜集是符合学术著作规范的；但在解释或者论述的时候，是有很大自由发挥度的。这本书中的一些结论，实际上在学术界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因为猜想太大了。比如说，弩到底是不是最终让秦实现大一统的动力，若是从学术角度去验证，就要控制变量，然后找各种各样的证据，这就很难；但如果仅是提出一个历史洞见，把它写出来，有愿意批评的人就批评，赞同的就赞同，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受到限制。

燕京书评：你是研究政治学的，早前也写过相当学术化的论文，但目前走向了相对大众化写作的道路，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

张笑宇：我有这个视角或者我努力去做这个转弯的契机，是当时在德国读博时的一群留学生做了一个读书会。其实，当时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排解寂寞，大家要找个由头凑在一起吃饭。每两周来自各个学科的人会坐在一起，由一个人主讲自己最近在做的研究。

因为参加这个读书会的人都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文科、理科、工科全有；对于主讲人来说，就要特别通俗易懂地告诉不同专业的人自己在做什么研究。在读书会上，我认识了很多研究不同学科的博士生，有研究量子物理、脑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病毒等。我和他们的讨论得越深入，对我专业领域的震动就越大。

比如说，有一个做脑神经研究的同学对我说，他的研究发现人类大脑的运作机制跟我们过去理解的不大一样。他发现，大脑不是真正的主宰。在此前的理解中，一定是大脑发出一个信号，进而产生行为。比如说，我拿起一部手机，在此前我们都觉得是大脑先发出信号，但实际上胳膊上的神经元发出的信号比大脑还早。如果按照这个角度向下思考，就会涉及到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问题。

我一下子就懵掉了，对不起，我只能对他说：我们哲学里边讨论自由意志的部分，还真是没有能力来回答你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哲学中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是不是本质上仅是为我们的行为去做辩护而存在的？为此，我们讨论了很久。

在活动上的张笑宇（左）和刘擎

当AlphaGo战胜李世石的时候，我们专门对人的智能和人工智能有什么区别进行了讨论。我们请人工智能的博士上来讲，也进而讨论这跟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原理到底是什么关系。2015年前后，一位日本科学家从小白鼠大脑里提取出了一种物质，发现这种物质直接和记忆相关。于是，他训练了一只会走迷宫的小白鼠；然后，把这种物质从这只小白鼠脑中提取出来，注射到另外一只不会走迷宫的小白鼠体内，实验发现它也会走迷宫了。这样的话，在西方哲学中说的“意识第一性”就不成立了，当时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震撼，但我也不可能马上扎到这些前沿里面去。

这让我开始发觉，我们是不是应该讨论技术和人文，尤其是社会之间的互动框架，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原来其实把二者的关系想象成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技术和人文各司其职，各管一块。结果，我越思考越发现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转向其实是我自己主动做出的。因为问题一直都在，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做出了这样的转变。

科学家发明的90%的技术，对社会是没有影响的

燕京书评：技术和文明的互动框架是怎么样？你用“汇流模型”来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你所谓的框架是这个吗？
张笑宇：实际上，我现在对此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在完成这本书后，我开始转向一个更大的讨论：对于现代社会是如何生成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新的叙事框架。我是做政治学出身的：关于现代社会的思想运动，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再到现代革命，是一套很完整的内部脉络。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察觉到有大量的技术要素被学科内部的视角忽视了，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我希望借由这十四个节点，它不是按照传统技术史的脉络展开的，它隐微的是一场跟人文、社会思考者的对话。
大一统怎么造成的？宗教改革怎么发生的？现代国家是怎么出现的？20世纪两大意识形态是怎么出现的？这十四个节点是这样选出来的，而不是说像技术史选择节点的标准：一个是时间顺序，一个是重大的技术发明。但是，做了隐秘对话之后，我又发现，我想找的答案通过技术是解决不了的，我试图回到另外两个特别重大的因素中寻找答案：一个叫商业，一个叫产业。
于是，就有了三部曲的概念。第二部我已经写好了，叫《商贸与文明》。我在其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简练的叙事线：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正增长社会。技术先进或落后、民主或专制、自由或独裁，都不是现代与非现代社会的本质区别。我觉得，二者最关键的一个区别是有没有正增长，而零增长是一个怎样的社会逻辑？正增长是一个怎样的社会逻辑？
当整个社会没有增长，对未来没有预期的时候，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暴力。当某一群体掌握了暴力资源，再去转换成其他资源时，一定是得益最大的。其实古代也有宪法，比如说12世纪的《大宪章》、13世纪的《权利法案》，包括15世纪的“黄金自由体制”，这些方案的宪政结构都很“现代”，但它的本质依旧是小暴力集团围攻国王，是“黑吃黑”。

英国《大宪章》

当商贸的因素出现后，正增长秩序得到了扩大，整个历史才发生根本变化。我第二本书的主题，就是这个。我不认为技术是唯一的影响因素，甚至不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因为当技术有助于正增长时，或者被正增长逻辑所吸收时，它才会真正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目前认为，真正的框架是“双漏斗模型”。其实，我们科学家发明的90%的技术，对社会是没有影响的，逐渐都会被遗忘。真正对社会有影响的技术，一定要经过第一个滴漏：商业化与产业化。比如说一个公司现在做出一个芯片，但必须要在完全没有细菌的环境中才能产出。现实之中，真的有这样的公司做了一个没有量产的技术，然后拿到大量的融资。第一个漏斗秩序的检验，恰恰是靠理性选择筛不出来的。国家集中力量攻关可以产生技术，但无法让它通过这个漏斗。
经过商贸的检验，能最终留下的技术只有10%。第二个漏斗，我把它叫做“是否可能修改文明的基础设定”：当一个技术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哗”一下能够改变世界。我在《技术与文明》一书里，提到化肥改变了生成氮元素的方式，进而改变了世界。
经过了考验的技术变成了产业，构成了我们这两三百年来的社会。其实，现代社会主要的脉络是围绕这股力量去运作与组织的，我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叫“产缘政治”。这一概念的命名，是模仿“地缘政治”而产生的。在全部的逻辑中，《技术与文明》其实只是一部分或者只是一个破题，是一个发问的开端。

新技术的背后往往能够造成更大集权的趋势

燕京书评：这个叙事主线，对大众是有吸引力的。不过，是否对技术和产业有些太乐观了？技术永远都是掌握在精英手里的。在技术精英的眼里，每一个用户都不过是两行可以随意被侵犯的代码，代码背后是隐私。在这种情况下，依旧不会改变社会结构，依旧是精英主导的政治。
张笑宇：新技术的背后，往往是能够造成更大集权的趋势。不说所有的，至少是绝大多数新技术提升的都是效率，原来十个人才能影响一百人，现在一个人就能影响几亿人，技术提升本身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但是，站在那个顶点去影响别人的人，首先不是同一拨人，第二是对于站上那个位置并完成了跳跃或者转变的阻碍是越来越少了。
最怕的是，我们压根不知道其中的逻辑是怎样的，然后自己想象一套东西出来，看不到其中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容易认为这个社会天生是听少数人的，作为一个个弱小个体的大多数人无法对技术大佬产生影响，这就是一个精英统治的结果。
政治学也是这样，很多人天然就接受了政治必须是精英控制的设定，这其实消弭了改变的可能性。从结果上来说是这样的，但从精英内部的发生学机制来说有另外一套逻辑。这套逻辑是人类可控的，而且技术也可以去改造它。一旦明白了其中的结构是怎样的，作为个体的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就会允许并授权我们按照想象的方式，改造一些很关键的小节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双漏斗怎么构成，或者单一技术怎么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去通过下一个路口。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是很难得的，因为绝大部分人是不会有自由去影响重大历史潮流的。然而，技术的的确确可以让越来越多原来一文不名的人，拥有来改变历史图景的自由，但前提上要明白其中的运作逻辑，我希望提供的东西正在于此。
在《技术与文明》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马丁·路德的故事：如果没有他，印刷机就是去维护教会统治的。已有的精英一定是占据了更大的优势，然后他了解技术，在小节点上做出了一些改变，他自己的自由就会变成我们数亿人的自由。

我觉得这条路确实存在，但我肯定会客观地承认技术有这样的危险。因为从效率上来看，技术的的确确是可能增大独裁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如果把这个结构讲明白，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是可以期待于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都有能力或者说可能会改变这个世界，或者发现自己的自由和想象原来是可以实现的。

好政治之后才可能有好技术

燕京书评：但是，关键的节点也是精英在控制，这是一个现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非常难以企及……
张笑宇：我完全赞同。但是，古登堡在做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也不是什么传统上的精英，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学徒。马丁·路德就是一个普通大学老师，当然他很有才能，他的社会地位的确跟老农民相比，是所谓的精英。
因为权力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一定会涉及到力量的，要么有暴力，要么有金钱，要么说服能力特别强，因为它的物理结构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本规律，一个小孩去跟一个拳击手搏斗，当然没有赢的希望。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站上拳台没那么难，我更关注一个人站到拳台上之后，拿到了金牌之后要做什么。在这时宣扬暴力还是平等，我们每个人是有自由选择权的。
燕京书评：是否可以理解这本其实针对的对象还是那些可能站到拳台上的人？
张笑宇：我特别喜欢的动画片《料理鼠王》里有一句台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但艺术家有可能出现在每个角落。”我不相信每个人都能听得懂我的言外之意，但我无法确定的是身处这个国家中的哪一个人，在听到我说的东西会改变他的想法，进而改变他的人生，甚至改变了社会。我现在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写成故事，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也能看懂。
燕京书评：现代社会确实是有越来越多的可能，但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多困境，比如说社会结构的问题、出身的问题。现代社会依旧有很多制度性的不平等，你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张笑宇：我首先承认一条原则，就是有好政治之后才可能有好技术，刚才提到的第二个漏斗就受到政治结构的重大影响。我们在没有好政治的情况下，很可能大概率不会出现好技术，坏技术至少会让你更不幸福。但是，对于什么是好政治这一问题的回答，现在变得复杂了。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现在要考虑的维度比过去多。
民主和共和，它不是个现代价值，而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按照中国人讲，叫“三代之治”。这个价值不只在古代，它永远有价值。但是，现代社会的动力系统是不一样的，瓶是个好瓶，我没有说它坏，但在现代社会如何装上新酒，还能把这个酒给搞好，是一个学问。
我认为欧美的确面临这个问题，它们觉得自己的瓶实在太好了，装在好瓶里的酒就没那么重视了。我书里有一个概念叫“产业合法性”，产业创造了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在社会中获得的价值感也主要通过产业来实现。李斯特也认为产业促进民族精神，产业还促进一代精英对整个世界秩序的设计，比如美国搞绿色革命。
产业本身对政治本来就有如此之大的作用，但过去的学者们似乎忽略了这一变量。不是说瓶子的问题不重要，相反是重要的，但有太多人在讨论，那我就讨论一些别的。

现代社会的基石：“科学工具论”、“知识炼金术”与自由思维

燕京书评：你认为整个社会的动力机制其实是发生变化了，产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你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不断地拷问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一定是好的吗？你现在思考清楚这个问题了吗？是否产业就是所谓的新的现代性？
张笑宇：不说现代性，但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我觉得是刚才提到的“正增长社会”。大量的经济史学家基本上就同意：如果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农耕社会到古典帝国，它的人均GDP这个指标经常是0，甚至是负数。有学者统计17世纪到19世纪，中国人均GDP的增长率是每年-0.12%，而且这个数字还是把江南这些发达地区也拉进来后才得到的。如果把发达地区筛去，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悲惨，而且逐年在恶化。但从1200年开始，基本上西欧社会每年已经有了0.13%的正增长，这个数字由负到正，它就会带来重大转变。
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 对未来有稳定预期之时，他们才会开始投资未来。而当未来没有预期的时候，大家能做的事情就是要么投资暴力，要么买土地。在古代社会，衣食住行都是土地产出的，所以最理性的投资当然是积攒土地。但攒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发现通过劳动不可能再快速地拥有土地，地主们就会组织军队。因为可能干几年都不一定能买一片山，但如果组织一批盗匪，马上就把梁山抢来了。
但在一个正增长社会，就可以有投资关系的存在。投资关系就需要合同，合同要法律，进而需要雇佣律师。律师就要去发展怎么样的法律信条能够提供更稳定的预期，就产生了学者和大学。一个政府在做决策时需要诸多参考意见，需要人来告诉它怎么做才能让商业更通顺，就有了议会和行会。
现代社会存在的制度，它不是一个从1500年或者1800年才开始的，而是在公元前2000年就开始存在了。但是，存在程度非常低，只在沿海的商贸城市出现。因为商人承担了风险，也获得了额外收益，所以这些沿海城市创造了一个小的正增长空间，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现代制度。
我梳理了从迦太基和雅典及其后，诉讼制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代议制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包括威尼斯出现的投票制是如何运行的，在当时威尼斯城里有各个行业协会，诸如羊毛协会、皮鞋协会等。协会成员先在会里投票，然后再选大议会的成员。

威尼斯议会

这种商人自治的传统，从迦太基传到罗马，虽然罗马帝国没了，但这种传统在各个城邦留存了下来。因商贸的复兴，原本的制度再次被唤醒，所以我们会发现公元600年是有共和制的，有议会，有总督。然后，总督还是选举出来的，这个传统一直没断过。
现代社会建立的过程，就是一个正增长秩序不断地斗争和捍卫自己的过程。最后在18世纪的时间节点，跟国家间建立了联系。荷兰的统治者到了英国，出现了“光荣革命”。威廉三世把一大堆荷兰银行家带到英国去，建立了英格兰央行，进而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这一逻辑，“光荣革命”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又是一次《大宪章》一般对权力的转移。

威廉三世

现代社会增长的动力法发生转变，也是在那个年代。因为在此之前正增长的唯一动力是商贸，在这个时间节点，正增长空间最重大的创造来源变成了知识。培根提出科学工具论的时候，“知识就是力量”。他的追随者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说，当我们沿着培根的原则前进时，就可以创造一门神奇的学问叫做“知识炼金术”。过去的财富都是要靠征服或者从土地里种出来，但有了知识之后，像炼金术一样，就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
这个很好解释：农业社会的供应链都是基于自然产生的东西，棉花变成衣服、羊变成羊皮，再变成鞋，供应链很明确也很短。但是，当新的知识出现后，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技术越发达，进而创造正增长的空间就越大。这个时候创造正增长空间的最大动力，就从商贸变成了产业。

所以，真正的现代社会分界点是从培根提出“科学工具论”开始，然后到哈特利布提出“知识炼金术”、科学方法论，伏尔泰提出的自由思维，再加上伽利略提出的“运动是世界的常态”，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石。
这样，就把过去人文学者忽略掉的板块给补回来了：我们以前说，要有自由的思想，要有解放天性，但解放了之后干什么？哈特利布建立的组织，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前身，协会中一部分是人文学者，一部分就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成员们一边解放思想，一边在自由探索机械的奥秘，自由在这里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落地。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有一个叫月光社（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的组织，里面有达尔文、瓦特和富兰克林，有杰斐逊的老师，他们孕育了我们的现代社会。

价值问题天天吵，唯独缺乏新的叙事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认为，应该尽可能把意识形态和制度当成技术来理解，政治体制就变成了一种可分析的对象，怎么理解这个观点？
张笑宇：这是我的观点，且在我看来，政治科学本来的任务就是这个样子。今天的政治科学，早就不争论什么民主、自由这些议题了。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这早就不是一个争论的主题了。民主就像就像拉屎、撒尿一样，是一个人的原始需求。统治者不可能把民众的嘴捂住，让他违背自己的利益；你把他的嘴捂住了，他就用脚投票；你把脚拦住了，民众就来造反。
现在政治家思考的问题，第一是不让民众造反，第二是不用脚投票，第三式通过民众的表达大概能分析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满足他们的需求；或者，不要让民众通过投票，产生出一些特别坏的结果。从20世纪开始，行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从政治学里分出后， 20世纪后半叶所有国家政府职能都有一个大转变：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执行产业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职能部门。
这些具体的制度设计，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就像去设计汽车变速箱一样。变速箱设计是什么样，是手动还是自动，对车就会有影响。同样，制度设计怎么样，在流程改变了之后，输出的结果就有不同的影响。
前几年特朗普刚当选时，有部门请我去作报告，判断勒庞会不会得胜。我说这个很简单，要看法国的选举制度。法国的选举制是两轮的，第一轮所有候选人的票数都没有过半的话，就会再有第二轮。在第二轮，勒庞能够得到的票数就很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机制分析。

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

德国也是一样，在德国有一条原则就是：当在野党向执政党提出批评时，需要提供替代性方案，必须提供怎么做才更能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所以在德国，就不会出现类似于现在美国民主党上台之后，共和党拿不着边际的东西来攻击它的事情。
就好像车有一个制动防抱死系统（ABS）一样，任何意识形态加上ABS都不可能是错的。具体到挪威，即便遭受到了政治学上所说的“资源诅咒”，它是一个长期依靠石油来获取资源的国家。但它也不会发展成沙特一样的国家，因为它有着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主权基金，主权基金钱怎么花，然后怎么跟议会打交道、怎么治理，都有一套很成熟的商业体系，甚至有点像一个现代公司里的控制术。
所以，我们去看制度演变，有大量机制层面的问题需要思考，有大量这样的工具存在，这应该是目前政治学科所关注的东西。但是，中国是另一个情况，我们的政治学科对意识形态的讨论从八十年代才开始，但也没持续太长时间，并未讨论完全。现在的学者对此意犹未尽，心痒难耐地总是想讨论这些问题。这就导致变速箱设计总是出问题，我们的讨论还是限制在手动挡还是自动挡这种原则性问题上。

燕京书评：你似乎对政治哲学中价值层面的讨论失去兴趣了，转而去关注更实际层面的问题。你认为在一个现代社会是不需要进行观念层面的讨论了吗？
张笑宇：除去现实层面的客观因素，我本人坚持的学术观点就是把价值问题谈清楚，其实不管是对我们还是对别人都是好处的。
价值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价值没法当东西吃，也没法当衣服穿，但我们每个人在做决策时，在面临每个人生选择时，都很难做到完完全全地就事论事，也很难完完全全地依照哪个细节，最终决定我们行为的就是一两个简单的原则，而价值的作用就是塑造这些原则。
我觉得，今天价值也是这个样子。现在有个说法：“海专精算的政策就是好政策”，意思就是经过海量专家精确计算的社会政策就是好的。但如果从价值层面出发，对于社会政策的制定者来说，有些时候该干的事就是要干。如果我们不忍心看到996成为常态，就要做出改变。当然，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我们把价值和现实的对应关系想得太简单了，这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对政策的分析和讨论。
我也想通过我的写作计划有一个这方面的努力。如果把对于政治学的论述分成三层的话：第一层是价值，第二层是叙事（storytelling），第三层是具体的选择或者政策。目前可见的是，政策很复杂也繁多，然后价值也天天在吵，唯独缺乏一个能讲述新的叙事框架的人。因为当下都是旧的叙事，民主好、自由好，别人好，我也要；在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优于这个世界，我希望做一个考虑维度多一维的叙事讲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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