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民国大师萧公权，不当官，不加入国民党，专心学术

历史学家唐振常在九十年代发过一篇《漫记萧公权先生》的文章，”偶言及萧公权先生，说是问过学界数人，皆未详萧先生其人其学。言下不胜感慨”，“学术断层，后生不知先儒，似成常事，今日来谈一代通儒萧公权先生，近乎发掘出土文物，不免怆然。”

唐振常感叹萧公权是出土文物，不为人所知。萧公权是个被遗忘的民国大师，是一代“兼通东西的通儒”。萧公权，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60 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授予萧公权“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获奖理由是“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

萧公权是20世纪中国政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凡是研究或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都不会忽略萧公权，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当时就被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有学者认为：“不断会有专家学者，但不可能再出现像萧公权那样兼通中西的通儒，就像在中华大地上，也不会再有像陈寅恪与钱钟书那样博学的通儒了。”

萧公权是清华毕业到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据萧公权自述， 他在出国留学以前， 即确立了影响一生的两个基本信念。一是“读书不忘救国， 但救国必先读书”； 二是对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做了现代性的阐释，“我认为古人‘学而优则仕’ 这句话有其真实性， 但在现代生活中，‘仕’应当广义解释为‘服务社会’, 不必 狭义解释为‘投身政治’。”

萧公权回国后，立志不做官，不加入国民党，专门求学，婉言拒绝了陈布雷的入党邀请，专心学术研究。萧公权坚信“爱国不一定要从政，能服务于社会，也是肩负了国家兴亡的责任”。

萧公权把“仕”解释为“服务社会”, 而不是 “投身政治”,这正是现代官员和古代官员的区别所在。萧公权特别鄙视那种拼命做官的人，“但我相信， 一般拼命做官的人不但不为国家解决问题， 甚至为国家制造问题。说得不客气一点， 他们都是‘亡国大夫’的胚子。孔子曾说，‘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他称许颜回， 箪食瓢饮， 不改其乐。他严斥‘子张学干禄’, 准许其他门人‘鸣鼓而攻之’。 我对于‘仕’的认识， 似乎尚不违背圣人 之教”( 萧公权 《问学谏往录》）

1946年，萧公权在《学术独立的真谛》一文中指出 ：“我们必须把学术自身看成一个目的，而不把它看成一个工具。国家、社会应当有此认识， 治学、求学者的本人应当有此认识。所谓学术独立，其基本意义不过就是 ：尊 重学术，认学术具有本身的价值，不准滥用它以为达到其它目的之工具罢了。”

萧公权尝言“盖处20世纪之时不精通先秦以来之学术不足为中国之思想家，不精通欧美之学术不足为现代之思想家”。萧公权在学成回国途中便有志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他说：“我今后要利用留美所受的一点训练，多得的一点知识，去从长研究中国文化。我在美国曾研究西洋政治思 想，我回国后的主要工作当是中国政治思想的研 究。”（萧公权：《问学谏往录》）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的绪论中，萧公权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一言以蔽之日：缺乏近代国家之观念而已”。

萧公权以西方学术体例和治学路径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掘整理，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建立一种新的范式，完全体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力作中，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且数十年无人能出其右。

对于民国政府腐败不堪人民流离失所的现实，萧公权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正害着严重复杂的政治病。一切社会的不安，人民的苦痛，都是这个病的症候和结果。最触目易见的一个病态是贫富甘苦的极度不均。”

社会当中产生了一个有质无形的特殊权势集团，“官僚资本”和“豪门资本”。萧公权警告，“特权集团独占性的富裕破坏了社会公道，增加了平民的贫困，引起了秩序的不安。他们短期内受到利益，恐怕终久难免受到社会崩溃的祸害。”

萧公权质疑政府，“起码的条件不去满足，却高谈建设，高唱法治，不啻是欺人自欺。——试问若干年来，惩办了几个贪官？几个蠹吏？几个奸商？"

萧公权指出，用“民生至上”去替代“国家至上”，作为施政的最高原则，才符合孙先生建国主义的真精神。（萧公权·《中国的政治病》）

萧公权的学术成就直到今天也没有被超越，他的很多关于法治与民主的观点依旧很有现实意义。

真正的大师是不会被遗忘的，学术界已经有不少对萧公权的研究和分析。可惜今天已经很少见到萧公权这种融汇中西的大学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