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卢克文，思想居然回到了大清朝

网红自媒体卢克文写了篇文章叫《论公知三十年启蒙的失败》，一是批判公知这些可怜的人，一般出生在1960-1980年代，在年轻时被人洗过脑，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也不知道一切要实事求是。二是认为，最后救中国的，是工业化，是生产力。

公知可怜，还是卢克文可怜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说过，“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说白了就是浅薄。但问题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浅薄，都以无知当作有知，都以懂一点皮毛作当作深刻。”这句话对卢克文来说最合适。

在卢克文看来，公知就是一群吸食过精神鸦片的可怜虫。卢克文基本上完全否定公知，说公知在年轻时被人洗过脑，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大范围使用始于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为什么公知能够迅速崛起被舆论关注？

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看看孙志刚事件就知道原因了。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率先发表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揭露了大学生孙志刚只因没有暂住证就被收容、被毒打而最终残酷致死的真相。

孙志刚死于暂住证，被一些媒体和众多学者视为“一个象征公民权利的符号”。为了维护每一个活着的公民的权利，学者们纷纷站出来，终于终结了实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公知的污名化完全是由于一部分人冒充公知居高临下到处乱喷，颠覆了大家对公知的看法，结果就是公知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实际上真正的公知，是为弱者群体代言，为受冤者伸张正义，而不是什么网红明星。

胡锡进曾经阴阳怪气说过：“等我退休了，也当公知。批评政府，遇事多说美国、西方好话。遇中外冲突咱不用冲锋，不用着急，说一堆风凉话，还显得挺高雅挺有情怀的，国家好了咱跟着沾光，而且一边沾光一边显示咱的犀利。国家如果出问题，瞧瞧，我说什么来着！还是当公知好！”

结果被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怒怼：“这公知你还真当不了。因为公知除了知识，还需要人格、尊严、独立的思想等等，你有吗？”

鲁迅和胡适就是民国最大的公知，一个痛斥国民性，一个痛骂国民党，这两人却是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的标杆。

梁启超称，“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卢克文根本不懂什么是启蒙。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教授邓晓芒认为，“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对启蒙的理解不是差不多了，而是还根本没有入门。他们大都只看到科学和民主在操作层面上的形式，而没有当成整个民族深层文化心理上的变革，没有看到理性和自由在其中的奠基作用。”（《邓晓芒：我们的道德怎么了？》）

卢克文更缺乏历史的常识，说什么“最后救中国的，是工业化，是生产力，而不是什么欧美制度和改变民族劣根性。”可怜的卢克文，思想居然回到了大清朝。

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积极引进西方的“船坚炮利”，创办了大量的军事工业和壮观的北洋海军。可是一场甲午战争，输给了实现明治维新的小日本，震惊了天朝的文武大臣。

大清朝摇摇欲坠，还是有很多人寄希望于实业救国，达到对抗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康有为在1905年就把振兴实业、讲求物质说成是“救国至急之方”，攻击革命派的“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说”，是所谓“毒溺中国之药。”（《物质救国论》）梁启超则说：“苟实业更不振兴，则不出三年，全国破产，四万万人必饿死过半。”（《饮冰室合集·文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以实业救国为理想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从大清到民国，工业化都是失败的。单纯的工业化救不了大清，也救不了民国。

这百年来工业化最快的大国是苏联，在1917年苏联建立后，苏联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

苏联的军事工业苏联的卫星导弹苏联的坦克洪流，曾经让西方瞠目结舌。苏联的工业化拯救了苏联吗？没有，一夜之间崩溃了。1989年9月，叶利钦访问了美国，被美国超市的丰富产品所震惊，一个人在车里抱头痛哭。叶利钦的助手后来说，休斯顿超市的经历把叶利钦的最后一点信仰彻底灭了。

苏联的工业化却解决不了人民的菜篮子问题，这不是一大讽刺吗？

中国今天的工业化为什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毛泽东时代奠定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这是工业化的前提。二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放弃苏联的计划经济，融入了世界潮流，成为世界产业链的重要一端。

卢克文的可笑在于，思想倒退到迂腐不堪的大清朝，把工业化看成了万能钥匙，因果倒置，实际上工业化不是目的，现代化才是。从维新变法到新文化运动，人们终于认识到了人的价值，鲁迅的呐喊就是为了叫醒睡梦中的国人。毛泽东在1917年2月《致黎锦熙信》中说，“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从而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卢克文永远不明白，没有人的现代化，永远都是奴隶。

制度不能决定一切，但是制度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国策。邓小平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我们之所以改革，目的就是清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