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未来 | 双体实验室

今天双体实验室给大家分享的是钱乘旦教授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多样性关系演变的主题论述。钱教授认为，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而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
在18世纪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但在1500年前后，西方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成了世界的牵引机，“普世”之说也由此而来。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了。
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多种并存的局面似乎走到了尽头，一种“文明优越论”悄然而生，它将西方文明视为“先进”，将其他文明都斥为“落后”，并且预言：西方文明将一统地球。殖民扩张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文明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了，众多文明面临着生死抉择。
冷战结束后，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人类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亨廷顿不认为历史会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终结，相反，他认为古老的文明正在复苏，因而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但是，文明的多样性是不是意味着必定冲突、而冲突又意味着你死我活?
在钱教授看来，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现在重新被扭转。亨廷顿说：这是“文明的冲突”；钱教授认为：这是“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关系重新平等。

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未来

文 / 钱乘旦

文明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类进入文明的时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千分之一多一点。文明之所以形成如此晚，是因为它需要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条件之一，是原始状态中人群之间的交流，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生存状态，形成地域性的社会组织。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大河流域，河流是远古人类最便捷、最容易利用的交往通道，住在水边最容易与其他人群进行交往。文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水给人类带来文明，把散布在各处的早期文明幼芽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文明成长的中心。

欧洲最早文明也出现在水边，只不过那片水是海而不是河。古希腊文明以“城邦”为最显著特点，几百个城邦组成“希腊世界”，相互间有永远打不完的仗。在世界其他地方，最终都发展出许多地区性的强大国家。但古希腊没有，结果很快就湮没了。古希腊情况很特别，可是近代以后却有人把这种独特现象说成是“普世”的。

古希腊的另一项遗产是城邦民主制，它也被说成是“普世”的价值。在“希腊世界”的数百个城邦中，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民主是一个特例；在其他希腊城邦，则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比如在斯巴达。值得注意的是：古罗马，作为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古希腊传统，但在政治领域却有明显的背离。罗马修正了希腊的实践，它的发展更符合古代世界的共同走向，因此，罗马比希腊更“普世”。

指出这些事实，只是想说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不过战乱不断，直至伊斯兰教兴起。埃及恰恰相反。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完成了统一，实行神权加王权统治。但后来却被罗马摧毁了；有趣的是，恺撒征服埃及后，罗马共和国也变成了罗马帝国，这让现代普世主义者有点难堪，因为按照普世主义的说法，应该是帝国在前、共和国在后。印度又和埃及不同。雅利安人到来后，消灭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带来了种姓制。在种姓制的严格控制下，印度社会却出奇的稳定。

波斯是又一个古代文明地，巴列维国王曾自豪地说：古代伊朗是第一个学会建立并管理一个帝国的国家，它的经验为后来的帝国所借鉴。不过波斯却在希波战争中被打败，后来希腊又被马其顿打败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希腊人跟着亚历山大东征，在东至印度边界、西至突尼斯的广阔土地上实行被希腊人嗤之以鼻的“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段历史十分吊诡，再一次证明了文明并不由一种固定的价值指导。

在西方人眼里，最神秘、最难以理解的是古代中国。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形成众多“酋邦”；这些“酋邦”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当欧洲尚处在荷马时代，周天子已经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分配形式和社会等级秩序，而类似的制度，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在欧洲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西周分封制造成社会严重解体，持久的动乱延续了数百年——正如同在西罗马解体、封建制形成后，西欧也经历了数百年动乱。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这套学说承前启后，几千年来，它—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

文明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孔子的学说与帝国的结构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７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西欧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因此，西方想摆脱落后，就需要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一次，他们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国家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欧洲早期的民族国家从专制制度起步，西方崛起正是从这里开始。尽管现在有些人很不愿意说：专制统治也曾在西方“普世”过。人类文明从来就有多样性，它以时空的规定性为转移。

这样，在1500年前后，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它以西方崛起为标志，翻转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布局。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西方中心论”从那个时候开始，“普世”之说也由此而来。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

从大航海时代起，西方开始了抢夺殖民地的过程。到19世纪末，西方的霸权终成定局。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多种并存的局面似乎走到了尽头。事实上，一直到殖民扩张开始时，世界上各种文明基本上处于相互平等的状态。但是当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向整个世界时，西方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文明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众多文明面临着生死抉择。

汤因比曾说：挑战与应战是文明生存的机制，决定着文明的消失与延续。且不论这种理论正确与否，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恰恰在西方霸权登峰造极、众多文明存亡危殆时，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形成了，这个运动叫“现代化”。今天，西方已经普遍完成了现代化，但文明的多样性却没有消失，即使在“西方”国家范围内，情况也是这样。

首先，现代化道路不同，英国和平渐进，法国用革命暴力；德国走了另一条路，美国需要先独立。其次，各国制度不同，“三权分立”，真正遵循的只有美国，因此，把美国的制度说成为“普世”，就如同把伯里克利的雅典说成“普世”一样。经济和社会制度更不同，欧洲国家喜欢福利制度；美国却把福利看作是懒惰的温床，由此我们发现：凯恩斯是由英国制造的，弗里德曼则由美国生产。最后，西方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换道路与制度，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也会有不同的社会形态，文明的多样性是一种常态。

西方国家尚且如此，那么当现代化浪潮冲向非西方地区时，现代化的多样性就更加明显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所有成功又都是不可复制的，我们很难想象甘地的策略在阿尔及利亚可以奏效，也很难想象曼德拉的办法能够拯救土耳其。美国革命不可能衍生出拿破仑，正如同印度国大党无法在埃及立足。多样性是成功的保证，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自身发展的道路，恰恰是现代文明的特征。

可是，普世主义只承认单一性，不承认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人类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个逻辑在黑格尔那里就有了，不同的是：在黑格尔那里，尽头是普鲁士；在福山这里，尽头是美国。可是连美国自己都还没有走到历史的尽头，人类又如何走到了尽头？

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成就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几乎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核心区。亨廷顿认为历史会因冷战的结束而终结，古老的文明正在复苏，因而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但是，文明的多样性是不是意味着必定冲突、而冲突又意味着你死我活？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古老文明获得了新生，恢复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现在重新被扭转。亨廷顿说：这是“文明的冲突”；我说：这是“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关系重新平等。

现代化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当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之间恢复平等时，“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就结束了，人类将面临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文明将共存，人类将共荣，那不仅是理想，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只有共荣才能共存。人类的文明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作者钱乘旦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来源于《历史与社会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封面图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