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才威廉•燕卜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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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乳香的清晨,我独自一个人在长满秋草的山径上散步,我看见一个身穿灰棕色西装的外国人,手里拿了一根手杖,胁下挟了两瓶红葡萄酒;外衣上一个大口袋里装满火柴和大英牌烟卷儿;另一个大口袋里插着三四本书.他正孤独地穿过一座古风的石桥。”这段优美的文字来自西南联大前辈、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其老师威廉·燕卜荪的文章。

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是与中国非常有缘的英国批评家、诗人。他两度来到中国，分别受聘于西南联合大学（1937-1939）和北京大学（1947-1952）。日后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和英语教学、研究方面的顶尖人物，举凡卞之琳、穆旦、袁可嘉、王佐良、许国璋、杨周翰、赵瑞蕻、杨苡、巫宁坤、许渊冲等，皆曾从他受教。

《威廉·燕卜荪传》是燕卜荪生前“钦定”的传记作家哈芬登的作品，第一卷从追溯燕卜荪的祖先以及家庭出身开始，直到33岁的他于1939年“二战”爆发后离开中国回国结束。哈芬登通过燕卜荪的日记以及其他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披露了燕卜荪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片段和思想轨迹，展示了一个国际学者燕卜荪。

本书实拍

著名文学与文化理论家赵毅衡教授曾师从燕卜荪在西南联大的同事卞之琳先生，多年前他耗尽耐心收集关于燕卜荪的材料（赵教授曾参阅这部传记牛津大学英文版）写就《燕卜荪 ：某种复杂意义》一文。我们认为此文会是读者（无论是否知道威廉·燕卜荪）进入《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的有趣精彩导引。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燕卜荪：某种复杂意义

说创作，说理论，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都是英美现代文学史上少不了的。他生来是一个特立独行不党不群的人物。长期远离英国或欧美的“文化主流”，与中国共命运，更为他的生涯平添了传奇色彩。

燕卜荪著作极多，但很少写到自己的经历。关于燕卜荪的若干传记，不得不围绕他的理论展开，都是专业论著。关于他生平的零星记载，只是散见于各种人物的回忆。奇怪的是，关于他在中国的长期经历，很少见到他昔日中国同事学生有所回忆。

燕卜荪晚年为先他谢世的朋友写了一些文字，说到一些个人的交往。他的这些文字常发表在“小刊物”，甚至图书馆都不收藏的学生刊物上，从未结集—这倒是燕卜荪的一贯大师作风，对发表的刊物等级毫不在乎。本文不长，收集材料却耗尽了多年的耐心。近日巫宁坤先生来英，带来他的回忆，也带来母校南京大学已故赵瑞蕻教授的纪念文字。他们都是昔日西南联大的学生。燕卜荪这个人物的形象，终于在我头脑中生动起来。

燕卜荪十九岁进入剑桥，主修数学，两年后得到学位考试第一名。此时突然改攻文学，两年后的1929年不仅得到文学学位考试荣誉第一，而且写出他的成名作《复义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成为英美新批评派轰动性的开场。那时他才二十三岁，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剑桥才子、 剑桥文学社刊物 Granta 的台柱，前途可谓光芒万丈。

他的指导教师瑞恰慈后来回忆说，燕卜荪当时做他的学生，按剑桥的面授（tutoring）惯例，一星期来见他一次，不久就拿来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提出许多“合理”的解读，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一个又一个兔子，最后他问：“任何诗都能这么读，对吗？”瑞恰慈对他说“那么你动手做吧”。两星期之后，燕卜荪就拿出了三万多字的打字手稿，一年后《复义七型》出版，那时燕卜荪硕士学位尚未到手。

复义（ambiguity），又译晦涩，或称朦胧。诗究竟是否应当意义清晰，不出歧解，一向是文学界争论之事。《复义七型》之所以震动文坛，是因为此书分析了200多段名家作品，证明晦涩不仅是文学语言的特点（这点早就有许多人指出），而且是文学语言美感和力量之所在。自此书出版，诗能否多义，应否多义，此后已不必再争。当然，诗可以或应当晦涩到什么地步，仍是一个问题。

燕卜荪一本书改变了整个现代诗的历史，甚至于有理论家认为现代诗应分成“前燕卜荪时期”与“后燕卜荪时期”。此书也开创了新批评派的“细读”（close reading）批评范例。一直到今天，英美大学的文学系，依然鼓励学生做细读分析。

由瑞恰慈全力推荐，剑桥给燕卜荪一笔奖金进行深造。次年，正当瑞恰慈在北京任教时，剑桥校方因为在燕卜荪抽屉里发现了避孕套，取消其教师资格。此事使瑞恰慈极为震怒，但抗议无效。瑞恰慈只能劝燕卜荪到远东来，到他曾经短期任教的东京文理大学。燕卜荪在东京整整四年，1934年才回英国。远东之行，不仅让他”避过风头”，而且使他习惯了远离充满虚伪道德的欧洲文明中心。

在英国，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以及另一本名著《田园诗的几种形式》（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两本书都令文学界刮目相看，证明他不是靠小聪明一次成名的懒散才子。他率先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结合，证明田园诗这种中世纪的想象范式，在复杂的现代，可以被袭用，效果是复杂与单纯之间戏剧性冲突。这样，他就跳出了新批评的狭窄形式论。

在日本时，他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作《佛的诸相》（The Face of the Buddha），这是燕卜荪唯一一本关于东方的书。燕卜荪对佛教着迷，原因是他的强烈反基督教立场：“佛教比基督教强的地方，是它摆脱了新石器时代留下的人祭牺牲狂热。”应当说，这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见解。可惜此书手稿在战时失落，不然将是一部比较文化研究超凡绝俗的著作。

1937年，燕卜荪回到东方，想完成此书。但日本的军国主义狂热，已经使燕卜荪这样不过问政治的学者都难以忍受。燕卜荪决定舍日本而取中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到达北京，正好落入七七事变后的围城。平津诸校南迁，燕卜荪与瑞恰慈夫妇由海路南下到香港，随即赶到长沙加入西南联大。为躲避轰炸，西南联大在长沙西南二百里的南岳村复课。三年级修的莎士比亚课连书本都没有，燕卜荪上课，凭记忆在黑板上默写了整出《麦克白》，一时传为佳话。据巫宁坤回忆，是“整部《哈姆雷特》”。据赵瑞蕻回忆，是“整段整段《奥赛罗》，还有乔叟和斯宾塞”。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长沙时期，燕卜荪上课，的确只能凭记忆。赵瑞蕻先生说战事倥偬之中，上燕卜荪的课，让人恍然觉得如身临秦火之后，天下无书，儒士只能靠整部背诵经书授徒。

燕卜荪成为西南联大传奇人物，还因为他的诗人风度：极端不修边幅，而且好酒贪杯。有一夜倒上床时，把眼镜放在皮鞋里，第二天踩碎了一片，只好“半壁江山，坚持抗战”。 由于他上课精彩，燕卜荪与闻一多、吴宓、冯友兰一样，成为课前学生必然演出抢座位闹剧的热门教授。联大继续南撤到昆明，燕卜荪跟着长途跋涉。在昆明，依然几乎无书，燕卜荪曾南下新加坡解决书籍问题。回到昆明，发现饭堂刚被炸毁，几乎饿饭。

燕卜荪后来回忆说，如此的流亡大学，可能西方人认为不够水准。然而，他用他的亲身观察作证，理论物理教授的学术水准很先进，农学院收集研究了两千种小麦，最沉重难搬的工学院设备，都比香港大学强。纯科学研究也很受重视，流落到云南，社会人类学者反而兴高采烈。而他的课，“让学生为玄学派诗人唐恩瞠目结舌，肯定是战时的绝妙职业”。

赵瑞蕻教授回忆说，在昆明时，西南联大到了鼎盛时期。当时外文系开一门“欧洲名著选读”，由十几位教授，各以一堂课讲一本书。师资阵容如此强大，恐怕在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而燕卜荪贡献的，是讲《堂吉诃德》。就燕卜荪对复杂意义的偏好而言，此书的确是最佳选择。

而西南联大两年，也给燕卜荪留下最美好的记忆。他在文章《战时大学》中问道 ：“你能想象牛津与剑桥搬到英格兰西北僻乡，合并成一个学校，而不争不吵？”中国知识分子的敬业合作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记得听已故的王佐良教授说，西南联大给他的最深印象，是从来没有为 “权位”（placement）争吵，足以印证燕卜荪的观察。可惜，1939年，欧洲战事开始，燕卜荪坐不住了，赶回英国。他向联大校方“因战事请长假”，暂时离开，还算这个大学的人。

在英国，燕卜荪进入BBC 广播电台工作。1941年起， 继奥威尔之后任中国部主编，该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风暴将至》（The Gathering Storm）。战后，1947年，燕卜荪已婚并有两个儿子，全家远途“回到”北京。在中国，孩子们坚持上本地小学，几年后小儿子雅可只会汉语，不会英语了。

当时形式分析的“新批评”学派风靡英美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克兰（R. S. Crane）、奥尔森（Elder Olson）等教授， 主张与新批评不同，形成“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双方激烈争论。当时新批评的几位主将在耶鲁任教，因此，这场争论，文学史上又称“芝加哥—耶鲁之争”。新批评主张一切从文本分析出发，而芝加哥学派认为这是“批评一元论”，他们认为“体裁”等文本间的关系，是决定如何解读任何作品的先行条件。

过了半个世纪，现在回顾，芝加哥大学的这批学者，观点是对的。把《庄子》当作哲学还是文学，把《水经注》当作地理还是文学，读起来大不相同—不可能有脱离“体裁规定性”的阅读。但是当时，新批评如日中天，我可以想象新批评主将燕卜荪的亲炙弟子穆旦，在芝大面临的犹疑。巫宁坤回忆说，1950年他回到北京，见到当时尚在京的燕卜荪。他刚在芝大学过奥尔森指名批判他的长文，希望听听燕卜荪的意见，燕卜荪只说了一句“没听说过这个人”，就扫荡一净，何等干脆！

不巧的是，抗战后燕卜荪又逢上中国的另一次战争。燕卜荪能在如此环境中保持幽默感，真是不容易。1948年，新批评派的基地美国肯庸学院举行讨论会，邀请燕卜荪夫妇参加。燕卜荪一生难得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次是远飞而去。那时买机票已是大难事，“用支票不行，银行过账一天， 钱又不对了。所以我们扛了一大提包的大额票子到航空公司， 四个职员点了一天，黄昏时终于明白还少两百万，赶快去银行提出补上。最后打字的纸，比同样大小的钱稍贵些”。

在如此气氛中，燕卜荪留下与北大师生一起“迎接解放”。甚至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已与英军在朝鲜对阵，燕卜荪也不愿意离开。一直到1952年，只是因为中方无意延订合同，他才很不情愿地回到英国。

燕卜荪第二次在中国期间，写成了他自认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复杂词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此书极具野心，试图一举解决语言学与社会学的结合问题。他指出，一个社会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主要靠对词汇的理解，这比公开声明的教义之类重要得多。而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词汇理解的发展。应当说，这是早于福柯二十年提出了福柯思想的基本命题。可惜，此书写得过于深奥，实在难懂。而且英美思想界，当时还没有接受此理论的氛围。不过此书之难，也挽救了它 ：手稿托一个英国朋友带出中国，在行李检查时被扣。几个翻译研究了大半天，也没有弄懂究竟内容是否反动，最后发还，1951年，在伦敦出版。

燕卜荪回英后，在一个较小的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任教20多年，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离开。我想燕卜荪的剑桥经验，以及他的个性，使他永远不愿意进入英国的主流大学。如果不能远避到中国，就只好去外省大学。他不是理想主义色彩很强的人，二战期间 BBC 的对华广播工作，使他极不舒服，战争一结束就赶快离开。对他来说，保持心智的独立，是最重要的。英国一流大学中的学术地位名声，根本落不进他的视线之内，无怪乎他的几本著作，都是孤标一格，学术上分量很重，极难读，却绝无学究气。

因为同情中国革命，燕卜荪在英国被公认为左派，却在1979年受封为爵士。近年由于弗兰克·克摩德（Frank Kermode）、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等英美批评界领袖的倾心推崇，燕卜荪历史地位更高。克摩德赞赏燕卜荪的诗“字谜般复杂”，布鲁姆认为燕卜荪之伟大，在于其理论与其人品一样“精怪”（eccentricity）。

写诗时，燕卜荪可以说惜墨如金。1955年出版的《诗合集》（Collected Poems），总共40首，大部分是早年之作。他的诗可以说是他的理论的延续，寓意多重，晦涩难懂，在英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成一家。他的诗风，对他的西南联大学生辈诗人如穆旦等人，明显有极大影响 ；与他的同事，如卞之琳，互相得益甚多，至于中国的英美文学学者，几乎一代人全受到过他的教益。

燕卜荪写到中国的诗有五首。其中《中国》（“龙孵化 出毒蛇……”）一诗，象征绵密，实际上在比较中日两种文化。《南岳之秋》是燕卜荪唯一一首长诗，有四百多行，是在谈战争中的西南联大，写得从容轻快。全诗娓娓而谈，似乎是与中国同事饮酒聊天，只是思想跳跃极快。“确实，我奔跑， 我逃亡，带着希望，带着信任。”说到南岳，“对佛是神圣的。山自己就是神，骑坐在两个命运上”。看着巍然崇山，他说想起叶慈诗句 ：“灵魂记得它的孤独，在许多摇篮中颤抖。” 燕卜荪坚信的是，中国将在此摇篮中获得新生。

燕卜荪自40年代起，就不再写诗，只是偶然落笔。1952年离开中国前，写了一首《中国谣曲》，起头是“他见过了香香姑娘，正要回游击队上”，以《王贵与李香香》 起意。但香香的告别，竟是元俚曲“捏一个泥人”的反复变化延伸，写得缠绵明朗，读来是本色民歌。写诗时，燕卜荪是个妙人。

1983年9月，巫宁坤教授有机会到英国访问七十八岁高龄已经退休的燕卜荪，两人细说联大北大同事别后的坎坷生平，感慨万端。巫宁坤邀请燕卜荪重访北京，而且“不必演讲”，不料燕卜荪回答说 ：“我喜欢演讲！” 可惜，这个在中国演讲了半辈子的20世纪大学者，第二年就去世了，没有像他的老师瑞恰慈那样，有在中国作最后一轮演讲的机会。这是燕卜荪的遗憾，更是中国学界—例如当时正在研究燕卜荪的我—极大的遗憾。（本文许多轶事，是听王佐良、卞之琳、巫宁坤等前辈“闲谈”所得，无法加注，却信实。）

附注

本文作者简介：

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叙述学教授，主攻形式论，意义理论。南京大学本科（1968）；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1981），师从著名诗人学者卞之琳先生；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1988）。长期执教于伦敦大学，现执教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主编双语半年刊《符号与传媒》（Signs & Media）。主编《符号学译丛》与《符号学前沿研究》丛书。

《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作者简介：

约翰·哈芬登,谢菲尔德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皇家文学学会会员。著作包括两卷本燕卜荪传记以及《约翰·贝里曼传》、《W.H.奥登：批判传统》、《观点：诗人谈》和《小说家访谈》等，还编辑有《贝里曼的莎士比亚》与威廉·燕卜荪的《诗歌全集》和《书信选集》等。

《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译者简介：

张剑，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伟滨：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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