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在ZH“扫黑办”工作。这段时间,我们办公室的陈副主任经常给我们讲苏东坡的故事,他很景仰东坡先生。2021年9月有一位清华大学美学院的教授来珠海,我们要求他给我们上一课,他讲课的选题就是《黄州期间的苏轼》。他说东坡先生最值得学习的是他被贬黄州那段生活经历和精神境界。我于是开始关注东坡学士,越贴近越感到这个人非常亲切,他就像在我身边一样:
宋时州府分九个等级,黄州属最低等级的下州,辖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州治黄冈,是现在的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苏轼在黄州待了四年多,可以说黄州是苏轼后半生长达二十多年断断续续地贬谪生涯的起点。他从一个身居要职、蜚声文坛,以文采口碑见著于世的大文豪,突然在一场“莫须有”的乌台诗案的牵连下,变成了一个挂着闲职被贬蛮荒的罪人,并且人人敬而远之。若是普通人或许就此消沉,苏轼则不然,他既来之则安之,很坦然地放下架子,在黄州做起了农夫。既使命运如此不公,可是看不到他片语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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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轼踏向黄州的那一刻起,我估计苏轼心酸得不行了。在大宋的天空下,一路风尘,既疲惫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抵黄州,那个年代既没飞机,也没有高铁,那可全凭两条腿。苏轼到达萧条的黄州,当地官员是把他当成犯官来管理,当然没有给他预备住所,苏轼没办法,只得在一所寺庙中暂住。还有一件让他始料未及的事,“乌台诗案”结案之后,他写给朋友的信件,一封都没有得到过回复,“朋友们”大概认为苏轼这条咸鱼大概率是不可能翻身的,从势利的眼光来看,还是不理他吧。
苏轼初到黄州,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疾病问题,黄州气候多雨,苏轼水土不服,致疾病缠身,有眼疾、风毒、咳嗽、疮疖、臂疾、腿疾、吐血等多种疾病骚扰着他。幸好当地僧侣圆通、宝月、无择、清隐等和尚,常常采些草药送来,帮助苏轼抗击各种疾病。他是如何认识这些出家人的,为什么这些和尚对苏轼这么好,现在仍是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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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后,苏轼的家眷也赶到黄州,据考证,这期间苏轼是没有俸禄的,一家人靠吃老本,常常揭不开锅,就是一个词:艰难困苦。元丰四年,黄州的马梦得不忍心看到苏轼一家贫困不堪,特向州郡请求,将黄州城东一块山坡上满是荆棘瓦砾的废旧荒地交付给苏轼开垦,苏轼为此还又借钱买来一头牛。马梦得又名马正卿,和苏轼同年,是个落魄的穷书生,屡试不中的那种人。他这个人很会看相,觉得苏轼将来会大富大贵,于是一直追随着他,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跟着苏轼升官发财,尽管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是他一生初心不改。5年之后苏轼离开黄州,这块地就给了马梦得,同时为他写了一首诗,让他千古留名。《过杞赠马梦得》:万古仇池穴,归心负雪堂。殷勤竹里梦,犹自数山王。
就在垦荒后的第二年,城东的这块坡地就收获了二十石大麦,当时苏轼家的粳米恰好吃完,于是这批大麦派上了用场。大麦粗硬,煮成饭后,吃起来啧啧有声,苏轼的小儿女们戏称这是“嚼虱子”。不知是大麦不经饱,还是因为难以下咽,吃得太少,还没到正午,大家就饿了,只好又用淘米水浸泡煮食。苏东坡从庙堂走向自然,就是从这块山坡地开始的。在很多士大夫眼里视为粗鄙的农耕生活,却让苏东坡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欢喜与安心。少年得志、闻名冠天下的苏轼竟然来到了如此荒凉的黄州,这在当时无疑是轰动一时的大事。故人陈希亮之子陈糙后来知道了苏轼来到了黄州,赶去黄州去看望苏轼,还带去了不少的钱粮,成为苏轼在黄州时的密友之一。患难见真情,并不是所有的朋友抛弃了苏轼,对他不离不弃的朋友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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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黄州居住期间还为中国美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北宋流行吃羊肉,猪肉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所以很便宜。为了补充动物蛋白,苏轼买来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经过摸索,做成红烧肉。他不但自己吃,还教周边的百姓做,于是吃猪肉开始在当地流行起来,这可能是“东坡肉”名称的由来。
历史上很少有一个这样的全才,能在文学、诗歌、书法、美食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就。而且他能穿越时空,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对他永远铭记,念念不忘,并且视为精神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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