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遗址——东方文明起源的曙光

张敬国：以考古之光照亮文明之源——《凌家滩遗址——东方文明起源的曙光》讲座纪要

2022年10月20日下午13：30-15：30，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的邀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敬国在我校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做了题为《凌家滩文化——东方文明起源的曙光》的讲座。此次讲座是我校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88讲（考古名家讲坛第38讲）。讲座由王志高教授主持，现场及线上师生共200余人参与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张敬国老师强调了国家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凌家滩遗址的发现、发掘正是践行这一认识的典范。接着，张敬国老师介绍了凌家滩遗址的概况。凌家滩遗址坐落于安徽江淮之间的巢湖流域，1985年发现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面积约22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约5300-5800年，是安徽唯一一处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自1987年首次发掘以来，先后共十三次发掘，总发掘面积逾6000平方米，发现大型祭坛1处，墓葬68座，内外环壕2处，红陶块砌筑水井1座，还发现目前所见新石器时期最早和面积最大的红陶土块建筑1座，经测试这些红陶块烧成温度在1000℃以上，质地坚硬，可以说是我国砖的祖型。同时，在祭坛南侧发现了多处大型墓葬，每座墓都有玉器随葬。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成就极高，仅前五次发掘发现玉器1000多件，后又有零星出土，有工具、礼仪用器、装饰品、动物形或人物形象器等多种类型。玉器制造工艺较为先进，钻孔技术令人称奇，有的孔径仅有0.15毫米，可谓是细如发丝。张老师强调，凌家滩文化与辽宁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并列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凌家滩和红山的巅峰期大概一致，而远早于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玉器很大可能受到凌家滩文化影响。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奖牌背面的设计灵感和视觉来源是凌家滩文化中的玉双联璧。

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奖牌“同心”

凌家滩遗址大型墓葬的玉器种类丰富多样，且造型独特，极富神秘色彩。尤以1987年发掘的墓葬87M4为代表，发现玉器103件（组），玉器种类有玉版、玉龟、璜、勺、钺、斧等。其墓口中部放置一件重4.25公斤的巨形石钺，显示出该墓的与众不同。该墓出土的刻纹玉版和玉龟，被认为是凌家滩文化玉器的杰出代表。玉龟由背甲和腹甲两部分组成，二者可以扣合，两件玉器出土时，龟腹甲在上，龟背甲在下，背甲压在玉版一脚上。刻纹玉版上的图像分为三层，第一层为中心小圆圈和八角形纹，第二层是指向大圆圈的八个“圭形”图标，第三层为指向玉版四角的四个“圭形”图标，似八卦图，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两幅神秘的图案：“河图”和“洛书”，印证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有关八卦的信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玉龟和玉版的组合

玉人是带有鲜明凌家滩文化色彩，具有独特内涵的器物，反映出凌家滩人高超的制玉技艺。1987年首次发掘的87M1出土玉器11件，最重要的是三件呈站立姿态的玉人，此外，1998年发掘的98M29也出土了三件坐姿玉人。这些玉人带有非常显著的蒙古人种特征，长方脸、浓眉大眼、蒜头鼻、大嘴等。玉人的臂上饰满了玉环，头上的冠帽出现了“方格纹”，腰部饰有斜条纹的腰带，这说明当时凌家滩人已经有了审美观念，人们通过佩戴首饰来装饰自己。玉人背后有穿孔，将98M29中出土的一件通高7.7cm，宽2.1cm，厚0.6cm的玉人背后的穿孔在显微镜中放大观察，发现一个管芯，经测量管芯的顶端直径0.15毫米，这充分说明在5000多年前，凌家滩人已经掌握了超高的玉器制作技术，在同时代的文化中遥遥领先。

凌家滩玉人的双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和红山文化玉人姿势一样。红山文化的玉器据学者研究多为萨满的法器，其中的玉人是大萨满的造像已经在考古学界达成共识，凌家滩与其相距1500公里，却在玉器上反映出相似的精神面貌，表明我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和南方的信仰中，可能存在着自发产生、高度相似的原生性宗教。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璜类型多样，意义独特。87M8出土两件双虎首玉璜，呈半圆环形，两端各雕一卧虎的上半身，略昂首，以四条横向刻纹表现上下唇及上下两排牙齿，嘴角刻画一对上下外伸的獠牙。鼻子凸起，穿孔为睛，前腿前屈匍匐状，造型独特。87M15出土的虎首玉璜，一端平直，另一端为虎形，虎首向上扬起，前肢收于身前呈伏卧状，平直一端的端头处切割整齐，显为有意制作而非意外断裂，端头处凿出小孔和凹槽，类似榫卯结构，推测应有另一半璜与之相连。这种虎首璜出土时均仅见一半，有观点认为它是军事结盟时所持的信物，用法类似后世的“虎符”。87M9出土两件相同的龙凤璜，整体呈半圆扁方形，琢磨光滑润亮，璜中间分开，两端平齐，侧面各对钻一圆孔，并有暗槽相连。两头一头呈猪龙首形，一头呈凤首形，在猪龙首眼部和凤首眼部各对钻一孔。这种可分可合的非虎首璜形玉器在凌家滩遗址的墓葬中常见，可能是氏族、部落之间结盟或联姻的信物。

凌家滩玉龙出土于1998年发掘的墓葬98M16。它通体灰白泛青，表面琢磨光滑温润，整体呈椭圆形；龙首尾相接，吻部突出，阴刻口、鼻、眼，头顶雕饰两角；背部刻划规整的圆弧线，弧线的两侧面对称刻划17条斜线，似龙身鳞片；尾部钻一圆孔。这件玉龙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有相似之处，但整体形制上有较大差别。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龙头为猪形，且龙头与龙尾间有一缺口，而凌家滩的玉龙与后来商、周墓葬中的龙形器相似，说明凌家滩出土玉龙可能是中原龙文化的源头，同时也表明了凌家滩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玉喇叭形器曾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中多有出土，而凌家滩的发现早了近1000多年。这件玉喇叭形器呈灰白色，喇叭底部中间实心钻孔，孔壁规整，孔径0.2厘米，喇叭底厚0.1厘米、喇叭壁仅厚0.05厘米。表面琢磨十分光滑，在显微镜下放大40倍也没有发现摩擦的痕迹，如此精巧的器物，即使使用现代的加工工具，也不易完成，因此有学者认为凌家滩可能有类似现代车床的加工机械。

1998年凌家滩第三次发掘中，出土一件造型奇异、充满古老而神秘色彩的玉鹰。鹰作展翅飞翔状，玉色灰白泛青绿点。鹰头和嘴琢磨而成，眼睛为一对钻的圆孔，下部雕刻扇形齿纹作鹰的尾部，两翅各雕一猪头似飞翔状；胸腹部刻划中有圆圈的八角星纹，形状与87M4出土的玉版上的八角星纹相似。在史前的很多遗址中都发现过八角星纹，如大汶口彩陶上的类似纹样，从文化初期一直到中期阶段延续了近300年左右。张敬国老师认为，这样的八角星纹解释为太阳比较合理，太阳崇拜在史前常见，类似河姆渡文化中“双鸟朝阳纹牙雕”这样的鸟与太阳的组合在史前文化中也并不少见。

98M29出土玉鹰

凌家滩发现一件重达88公斤玉猪，堪称新石器时代玉器之最。玉猪见于2007年5月开始的第五次发掘过程中，此次也是张敬国老师作为领队主持的最后一次发掘。玉猪是在玉料的自然形态基础上雕刻而成的。猪拱部凸出，其上有两个鼻孔，嘴两侧刻上弯的獠牙，应该是一头野猪；其颈部至尾部皆保留玉籽料原貌，没有人为加工痕迹。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猪形玉雕。在玉猪的身下压着编号为07M23的墓葬。猪在新石器时代是财富的象征，也是重要的祭品，该墓随葬大型玉猪和大量玉、石器300余件，随葬品叠压2-6层，显示出墓主人的大权在握和雄厚财力，这是凌家滩遗址历年发掘中规模最大的墓葬，推测墓主人是凌家滩中晚期氏族部落的统治者。

07M23出土玉猪

摇签占卜工具也是凌家滩的独特发现，在2007年发掘的07M23墓葬中，这组工具放置在墓主人的腰部正中位置，3件内腔中空的玉龟呈扇形摆放，内插有5根玉签。它们的出土表明我国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有关古人占卜之类的传说是有事实依据的。张敬国老师将这组占卜工具跟1987年在凌家滩87M4中出土的玉龟和玉版联系起来，玉签可能放在玉龟的空腔内，用摇签的方式占卜，而刻纹玉版中指向四面八方的“圭形”图标，也就是玉签的样式。

这组占卜工具的出土也表明07M23墓主人是当时凌家滩先民的神权领袖，其生前将占卜工具悬挂在腰间。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崇拜神灵，利用长寿的龟作为与上天、神灵沟通交流的载体。张敬国老师认为，这组占卜工具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的占卜工具使用方法不同。商周时期的卜甲是用火灼龟甲来占卜凶吉，而凌家滩出土的这组占卜工具则是摇签来占卜凶吉，殷墟的占卜方式到西周就已经基本消失，而凌家滩的占卜系统一直传承到今天，如今的寺庙依然存在竹筒和竹签。

07M23出土玉龟和玉签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造型之独特、玉质之精美、纹饰之神秘、制作之精细，在同时期其他遗址中所罕见，彰显了凌家滩先民的精神世界与高超技艺，展现了凌家滩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的标志性地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张敬国老师表示，距今5300年的凌家滩文化出现的大批珍贵美丽的玉器，其部分玉料可能来自霍山。霍山是李四光预言的四大地震带所属板块之一，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岩浆喷发造就了霍山玉石矿脉，发源于大别山主峰白马尖的淠河水滋润出美丽的淠河玉，后更名为霍山玉。而霍山玉颜色丰富多彩，以黄、白、红、青、灰、黑颜色为主体，相互交融如行云流水，这是其它玉所不具备的特征。硬度为7度，折射率1.55，属于硬玉，可与翡翠相媲美。硬度是玉石质量重要标准之一，硬度大，则玉器抛光性好，亮度好，且能长期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