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特殊时期到来之后,有不少农民或者工人出身的平凡之辈借着造反发家,爬上了领导的位置,成为地方高级干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四人帮”。
1967年,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姚文元三人一起组织策划了轰动全国的上海“一月风暴”,使得上海市委陷入全面瘫痪的窘境。不久后,上海市委革委会成立,姚文元出任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地位仅次于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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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姚文元的升官速度很快,加上他一直和王、张二人抱团,很快便成为地方高级干部。庐山会议之后,陈伯达被隔离审查,姚文元趁机而上,被调往北京,接替了陈伯达的位置,成为《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主管宣传口的相关工作。
不过,虽然姚文元的文化程度和文化素养都比王洪文高出很多,但他并没有王洪文的情商和领导力,进京之后,他的权利虽然不小,但最终还是没能如愿成为常委。在正式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抱团后,姚文元的狐狸尾巴越露越大,行事也变得越来越猖狂。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四人帮”的势力日渐壮大,他们几人联手策划了许多祸国殃民之事,把国内的政治环境和秩序搞的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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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病逝后,王洪文对国务院总理的位置虎视眈眈,甚至试图造反。华国锋临危受命,联合叶剑英、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汪东兴向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下达了会议通知,要求他们于晚上8点到怀仁堂开会,讨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的相关事宜。收到通知后,姚文元的第一反应是怀疑,他觉得自己不是常委,实在没有必要参加会议。
可张春桥却说:“你恐怕是多虑了!说不定这次就是要提拔你当常委的呢!”听到这话,姚文元瞬间打消了疑虑,毕竟出任常委可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只要有一点机会,他都想尝试一番。
晚上8点多,姚文元最后一个抵达怀仁堂,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两位行动组的警卫员带入了休息室内。紧接着,武健华便宣布了中央的隔离审查决定,随后姚文元被押往地下工程开始了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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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抓捕“四人帮”成员的过程中,姚文元是唯一一位没有直接反抗的,他就像事先聊到了自己的结局一样,面对特别行动小组的抓捕,他也只是十分淡定的说了两个字:“走吧!”
更奇怪的是,后来被转移到秦城监狱后,姚文元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完全和“四人帮”脱离了关系。每天除了接受审问外,他几乎都在读书反省,该吃吃该喝喝,整个人胖了很多。
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在这种大环境下,国家取消了许多副食品的供应制度,譬如:肉票、粮票等等。即使没有这些,老百姓依然能吃上白米饭、白面馒头,偶尔还能吃肉,生活水平提升了几个档次。可姚文元得知这一切后,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甚至觉得有些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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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他每天都在想自己怎么才能有机会接触到组织,怎么才能在被提审的时候,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想法。等了许久之后,姚文元终于等来了提审机会,结束后,他鼓起勇气说了一句:“麻烦你们一定要帮我向上传达,一律敞开副食品供应实在不妥,万一出现1958年的情况,可就不好收拾了。”
听完姚文元的话后,提审人员实在有些哭笑不得,不过也不能怪姚文元死板,毕竟他已经被关的太久,哪怕每天都在看新闻,他终究还是已经和外界脱轨。思想也一直停留在1958年大办食堂的那个阶段。
不过,按照当时的规定,不论姚文元说了什么,提议了什么,提审人员都要如实向中央传达。只不过,姚文元的提议实在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最终也只是个笑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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