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高瞻远瞩：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1950 年，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

一年前，蒋介石在逃往台湾岛时，还没有忘记带走他们从大陆所能掳掠到的几乎全部的黄金和白银，仅从上海运走黄金就达 273.8 万两。已是毛泽东手下败将的蒋介石，在痛苦、绝望之余，也不无得意之处：你毛泽东夺走了我的政权，你也同时接过了必须养活中国五万万饥民的沉重负担。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很明白，他们接过来的是怎样的一个烂摊子：早在19 世纪初，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贸易一开始，中国的白银就大量地向西方流去。1840 年以后，中国又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百般欺凌，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每次战争都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赔款、割地、割地、赔款……国无宁日，民不聊生，13 亿白银“哗哗”地流到了侵略者的腰包。民国建立，战火反越烧越旺，开始是军阀混战，继之是北阀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处在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当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着这头遍体鳞伤、刚刚苏醒的巨狮，整个国民经济千疮百孔，工农业生产极端衰弱，通货膨胀，物资奇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巨大的压力感和共产党人特有的自信交织在毛泽东心头。

马克思只是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他只是从理论上剖析了社会主义革命会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可能性，他没有料到，事实恰恰相反，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爆发了，而且居然取得了成功。

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精读马列、又熟谙中国国情的毛泽东终以他那特有的实践修正理论的勇气，给未来的中国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被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具有资本主义因素，另一方面又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革命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纲领是废除官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

在那篇著名的 《新民主主义论》 中，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1949 年 3 月 5 日，在河北省一个名叫西柏坡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开幕。在简朴、热烈、隆重的会议室，毛泽东穿着一件新棉袄，在鲜红的党旗照耀下，以他洪亮而地道的湖南口音向他的同志告诫道：

“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的生产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和迅速恢复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受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专程赶到天津去做党的各级领导和工人们的思想工作。在 1949 年 4 月 28 日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很诚恳而又有耐心地对成千上万的职工代表讲道：

“现在，我们检查一下，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有多大呢？在全国人民 47500 万中，只有不到 300 万的产业工人，100 个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工人，这个数目是很小的。至于其他赚薪水、领工钱的，还有手工业工人、苦力、乡村的雇农、广大的职教员都算在内，也还只有 1000 多万人，这就是中国工人的全体。……农民是中国工人的第一个朋友，第一个同盟军。但是只有一个朋友吗？还有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朋友。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敌人还是朋友呢？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最容易搞乱的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为什么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到我们朋友中来呢？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也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要反对，那么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可做我们的朋友，不要把他们看作敌人……

“如果他们和我们一致打倒了一切反动势力及阶级，他们也可以发展了，也可以帮助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他们可以开工厂，开矿山，制造出日用品。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因为他们自己也赚钱了。这件事好不好呢？这是好的。如果不懂这个，有‘先打倒他们再说’的思想，这将犯错误，这就是不懂政治，政治觉悟还不够，希望大家好好讨论这个问题。……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但以哪个为主呢？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因此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如果斗争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因为资本主义不发展，工人才痛苦。如果要打倒民族资产阶级就少了一个朋友，而多了一个敌人。

“但是你们有的人会说了：‘好啦！你们共产党中央的人今天来，叫我们不要斗争资本家，斗争多了你们不赞成，是不是让资本家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讲话……’同志们，共产党永远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的，不会受资产阶级收买……就好象女同志生育，本需九个月，但六七个月就要求生下来，这就叫早产，生下来也不会长大。今天的解放，还只是政治上解放，还不能不受剥削……今天的解放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不准许剥削，现在还办不到。现在还必须允许资本家存在，因此就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是一利。

“国民党时是一利，只利资本家不利工人。而现在呢，只利工人而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对的政策是两利，就是也允许资本家对我们剥削，剥削不能完全削除。剥削是不好的，但现在来说，也有一点好处的。今天有很多失业工人想找到职业。我到东亚毛尼工厂，工人和我谈话。我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工人们说：‘我们没有工作，东亚不要我们，你说怎么办？’所以东亚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

“关于剥削，也要分清有几种：奴隶的剥削制度已经废除，封建的剥削制度也要废除，但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今天还不能废除，在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已经很发达的国家，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领导下是可废除的，但因为这些国家中的队伍还没有组织好，所以他们还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废除掉。而中国共产党有这力量，可以随时随地将资本家的剥削废除掉，但是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族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因此他们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即是他们比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经济都进步。

“中国经济有 90%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只有 10%是进步的工业。其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因为有了这 10%的工业才产生了无产阶级。所以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有其进步性。将来国营和私营的都要发展，将 10%增加到 20%、30%、直到 60%，才能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本来要经过百多年的，而现在我们只要几十年就能做到，而且做得很好。也就是说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资本家是有其作用的……”

当然，十多年后，当刘少奇被打倒，他的这一理论便被归纳成“剥削有功论”，受到无数大会、小会的批判。

1951 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先生，也许是为毛泽东所描绘的宏伟蓝图所折服，也许是建国初期，工人阶级激发的革命热情感染了他，竟提出一个超前的口号：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资本家。

毛泽东为黄炎培先生的真诚所感动，但领袖特有的高瞻远瞩使他特地在1953 年 3 月 15 日约黄炎培谈话，他对黄炎培先生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允许资产阶级剥削赚钱的事情，只允许他们和工人阶级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很幽默地说：“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是不好，但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三方面都能照顾到，正是希望他们也须要他们来‘图’。”

最难解决的问题，理论上有了明确的答案，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就不再是一场梦幻了。

一直担惊受怕的资本家的脸上也终于现出了久违的笑容。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官方发布的“2021 历史好书 60 种”榜单。

《元中国时代》入选“2020 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 ”，同时在 2020 年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