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家在中国短暂的“黄金时代”

1950年的上海

刚刚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那么点家当：纺车、榔头、车床、发电机、铅字印刷机，解放区数得着的几个破工厂，外加祖先留下来的这片贫瘠的工地。

恢复国民经济，谈何容易！

怎么办？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已然成竹在胸。没收官僚资本。

几个月前还趾高气扬、作威作福的买办、官僚一下傻了眼：2400 多家银行、2850 家工矿企业、2 万多公里铁路，10 多家垄断性贸易公司，以及官僚资本经营的仓库、船舶、码头、邮政、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顺理成章地由共产党做了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国营企业。

速度和效益都是惊人的，1949 年，没收官僚资本的当年，国营工业就产生了 36.8 亿元的工业产值，到 1952 年时，国营工业产值猛增到 142.6 亿元，在全部工业总值中的比例由 1949 年的 26.2%上升到 41.5%。

然而，这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对于偌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下一步该轮到民族工商业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多灾多难的阶级，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疯狂打击和压迫，终于在 20 世纪 50 年代，步履蹒跚地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理论上已经说得很明白，民族资产阶级同样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它虽有消极反动的一面，但更有主要的革命的一面，因而他们只能而且也必然会成为工人阶级的朋友。尤其是在满目凄凉、百废待业的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初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更有它不可忽视和难以估量的作用。在 1949 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已有 12.3 万余家，生产总值占全部工业总值的 63.2%，职工 164 万人，占全国工业职工总数的 54.6%。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对民族资本主义只有鼓励和支持，新中国的国库里才能增加黄澄澄的金子和白灿灿的银子，中国工人阶级也才能从庞大的失业大军中走出来。

反过来说，一味地去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强调工农联盟的纯洁性，因而凭着一时的义愤去打击资本家，这就等于把别人贡献给我们的黄金和白银硬当做子虚乌有的炸弹往外扔。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这一切了然在胸。

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资本主义势力当然也最大。解放初期，共有私营企业 2.01 万户，其工业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 83.1%，占全国私营工业总产值的 36%；其中棉纺工业纱绽占全国纱绽总数的 50%左右，卷烟厂设备占全国的 70%以上；面粉厂产量占全国的近 45%，其它如丝织、毛纺、橡胶、制药、搪瓷、铝制品等私营工业也占有较大的比重。

因此，当战功赫赫的陈毅司令员接管上海这座不夜城时，他感到担子格外的沉重。

上海，举足轻重。

1949 年 6 月 2 日，上海刚刚解放的第六天，市委和市政府就做出了姿态：邀请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士召开座谈会，市委书记饶漱石、市长陈毅不敢有丝毫怠慢，亲临座谈会，洗耳恭听资本家的意见。

上海显赫一时的民族资本家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等多人参加。

陈毅讲话，阐明了党的方针，表示愿同工商界共同协商，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尽快恢复生产。

资本家的顾虑尚未完全打消。然而，与会者每个人心中都暖洋洋的，解放军攻打上海和国民党捏造的流言蜚语给他们造成的紧张，此时已是烟消云散。

此后，上海市长陈毅又指示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这些资本家们再不是畏首畏尾、缩头缩脑了，工商界人士开始争先恐后地发言，拥护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共产党的贤明政策，使他们钦佩，很多人感激涕零，公开表态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暂时的困难，努力恢复生产。

1949 年上海解放时，全市工厂开工数不足 35%。

形势严峻时刻，又雪上加霜。6 月 23 日，美国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焊然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妄图以此阻止上海对外经济联系，断绝粮、煤及工业原料的供给，窒息上海经济。

民族资本家刚被共产党的英明政策所感化，但转眼之间，突然面临的“绝境”又使他们哀声叹气，悲观绝望。

怎么办？

党和政府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一方面，对私营工业实行收购产品，供应原料，以货易货，银行贷款等方法，帮助许多私营厂解决原料、资金，以及销路困难的问题，使其迅速复工生产；另一方面，又组织工商业者一起搞公私联购原料，准许商人自备外汇进口棉花并予以免税，鼓励船舶绕道青岛、天津进出口，在运费、税收政策上统统予以照顾。

上海工人阶级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宏大量，他们主动协助资方克服困难，有的主动调低工资；有的自动将部分工资存借资方作为生产资金；有的轮流回乡以减轻厂方负担。1949 年的年终奖，工人们照顾资方实际困难，主动做了让步，只拿了实际酬金的 50%左右。

资本家的前程又开始变得灿烂光明。1949 年底，上海私营工业的开工率由 6 月初的 35%猛增到 61.7%。

1949 年 12 月 2 日，由中华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颁发的任命上海著名人士、大资本家盛丕华为上海市付市长的任命通知书送到了盛丕华手里。

上海轰动。

全国也为之哗然。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十足的信心和勇气。

然而，困难和打击又接踵而至。

1950 年 2 月 6 日，市民们还睡意朦胧时，美蒋飞机悄悄侵入上海市区进行了猛烈的狂轰滥炸，杨树浦、闸北等电厂被炸，全市发电能力顿时从 16 万千瓦下降到 2 万千瓦，工厂被迫停工停产。刚刚在恢复之中的上海工商业又遭到破坏，加之财经统一以后，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物价稳定，市场由抢购囤积转变为竟相出售，许多工厂的产品如棉纱、绵布、面料等卖不出去，资金周转困难，有的厂连工资也发不出，全市 12000 个工厂、商店，或停业或歇业，16 万工人一下子被抛入了失业大军之中，包括家属在内，50 多万人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劳资纠纷急剧上升，脸上刚焕发出笑容的资本家又被猛地扔到了悲观失望的泥沼中，经营消极，勉强维持，有的竟至于抽逃资金，277 个资本家弃厂出走香港等地。

陈毅，这位面对着敌人的炮火，眉头都不皱一下的元帅，1950 年春季也有些沉不住气了。自 1950 年 3 月 12 日至 5 月 10 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连续 6 次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报告上海所遇到的困难。

毛泽东、刘少奇始终关注着上海的经济，对陈毅市长的报告也连续做了批示。

1950 年 4 月，上海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出了扶助私营工商业维持与恢复生产以及救济失业工人的问题。

同年 5 月，中财委召开上海等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确定了调整工商业的政策。

6 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现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调整公私关系是调整工商业的中心环节，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是调整公私关系的一个主要措施。

一连串扶助民族资产阶级商业的行动和措施，紧锣密鼓地在全国、在上海行动起来。

效果显著。到 1950 年底，上海私营厂数比年初净增 500 余个。加工订货扩大和市场活跃又促使上海私营工业生产迅速增长，1951 年终于出现了“淡节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同 1950 年相比，盈余总额增长 200%以上，1951 年上海私营工业钢材、水泥的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

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 1950 年工作总结》，1951 年与 1950 年相比，上海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 52.9%，盈余总额增长加 219.3%，私营商业零售总额增长 43.8%，盈余总额增长 85.4%，1951 年的利润率，按资产净值计算，私营工业为 30.7%，私营商业为 40.5%。一些弃厂弃店出走的资本家也纷纷回厂回店重新准备开业。

在天津，当国家副主席刘少奇阐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资本家们也顿释前疑。赫赫有名的资本家、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继圣心悦诚服。这位先前对共产党还抱着深深偏见的资本家，立即召开公司经理部会议，决定将结存美国的 40 多万美元调回国内，投资开办了一家颇具规模的蛋品厂，

后又投资扩建了北京麻纺厂。同时，积极扩大女工地毯出口，重新占领了美国中西部的地毯市场。

1951 年，天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该年度上半年比前一年加工订货总值增加 60%；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范围迅速扩展到四、五十个行业。私营商业在商业营业总额中的比重也迅速增加到54.37%，天津私营企业的利润率在这一年竟然高达 78.99%。

资本家得利了，国家也跟着有了钱。据统计，天津市 1949 年财政收入为 4435 万元，1950 年为 19080 万元，1951 年则高达 32399 万元。

上海如此，天津如此，全国资本家都在同一年跨入了“黄金时代”。

与 1950 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加了 11%，职工人数增加了 11.4%，产值增加了 39%。私营商业户数增加了 11.9%，从业人员增加了 11.8%，商品销售额增加了 33.6%。最重要的是赢利资金的增加：10.6%。

更为重要的是那无数颗跳动的心！

1951 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全国各行各业共捐款 55650 亿元，可买战斗机 3710 架。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捐。

天津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继圣感慨地说：“办工业，劳资关系最重要，解放后各工厂差不多都碰上了这一问题，解决起来十分棘手。刘少奇副主席来津向劳资双方解释后，使大家有了新的认识，生产才纳入正轨，令人十分感谢。”

时任国家财委主任的陈云恢谐地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本文系李琳之《1950 年代：中国“公私合营”热潮》之二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官方发布的“2021 历史好书 60 种”榜单。

《元中国时代》入选“2020 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 ”，同时在 2020 年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