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为了国家隐姓埋名30年，他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需要

“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88年，当为国家的“两弹”事业隐姓埋名达30年之久的于敏被解密后，他的妻子孙玉芹不无惊讶地说道。

可见，当时于敏的名字得有多绝密，就连与自己结婚30年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30年无人知晓，30年默默无闻，从青丝到白发，从浓密到稀疏，这30年间，谁会知道，就在普通百姓万家灯火，阖家欢乐之际，在祖国西北的大漠腹地，竟会有一个人正无数次经历着惊心动魄的瞬间。

于敏是为国家立下赫赫功勋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但他有一个与其他元勋最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于敏是纯国产的科学家，他没有出过国留过学，他所有的教育足迹全部在国内，因此，于敏完全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科学家。

一、历经曲折，18岁考上北大

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时代，国民革命军北伐正酣，张作霖，吴佩孚成为北京的新主人，一时间战争的阴影笼罩全国。

于敏的父亲于振霄是天津市财政局的一名小职员，家里先后有四个孩子，于敏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不幸的是，弟弟和妹妹都夭折了。

于敏原名叫“于慜”，字敏之，敏字下面加个心，想必是他父亲希望他将来心灵机敏，聪明过人之意吧。

后来，于敏感觉这个“慜字”太过于古怪，于是就将名和字合二为一，自行改名“于敏”，当然这是后话。

于敏三岁时，祖父去世，全家只能靠他父亲和叔叔的薪水维持生活。

于敏的叔叔投笔从戎，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管后勤的校级军官，他们全家搬到天津以后，叔叔随国民党军队开拔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就断了联系，全家只能靠他父亲一个人的薪金过活，家境越来越困难。

于敏7岁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由于天资聪颖，接受能力强，在班里他总是第一名。

1938年于敏小学毕业以后，举家搬迁到天津，开始上中学。

此时正值抗战时期，天津处在日军的直接控制之下，年少的于敏耳闻目睹日本鬼子实行的“三光”政策，涂炭生灵，惨绝人寰。

对于日军的暴行，于敏十分痛恨，在此期间也亲受过日本人的欺侮，深知亡国奴的屈辱。

那时的于敏正在上中学，有一天，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于敏借同学的自行车上街，突然对面一辆日本人的汽车故意飞快地直冲他开过来。

辛亏于敏躲得快，才躲过了此劫，于敏之后每每回忆起那个情景，还心有余悸，义愤填膺。

于敏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被迫学日语，但他的日语永远是班最差的，不是因为他学不会，而是因为他压根就不想学，在于敏心里，学日语是一种亡国奴的屈辱。

于敏刚开始上中学是在一所私立中学名叫天津木斋中学，这里是于敏初露头角的地方。

在学校，于敏不仅功课没得挑，还喜欢博览群书，不管是天文地理，文史理化，还是稗官野史，他几乎都看，博闻强记，知识面非常宽。

高二时，于敏参加学校组织的一至三年级全部学生参加的基本常识统考，没有意外，于敏是全校第一名。

于敏高二结束后，木斋中学有一位叫刘行宜的女老师，认为于敏是一个可造之材，而木斋中学的氛围不适合于敏的学习，于是就建议并主动帮助于敏转学到当时天津最好的中学天津耀华中学读高三。

在天津，当时最好的中学当属南开中学，但是由于日军侵华，南开中学已随南开大学迁往内地，因此耀华中学就成为了当时天津市最好的中学。

这里有当时天津最好的老师，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最大的中学图书馆，于敏一来到这里就喜欢上了这里。

于敏虽然在耀华中学仅学习了一年，但对于敏以后的思维方法和学习方法却是影响最深的。

就当于敏临高中毕业时，所有人都认为凭他的学习能力他绝对能上大学，而恰恰在此时，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故，于敏因此差一点与大学无缘。

当时，于敏的父亲因病失去了工作，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全家人吃饭都成了困难，供他上学更是几无可能，上不了大学，实现不了自己科学救国的愿望，此时的于敏陷入到了极度痛苦之中。很多人替他惋惜，但都爱莫能助。

就在于敏发愁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他同班同学陈克潜的父亲陈范有是启新洋灰公司的协理。

当陈克潜将于敏的情况告诉父亲后，陈范有非常同情于敏，出于爱才之心，最后由他斡旋，公司决定资助他上大学。

最终，在公司老板的资助下，于敏顺利考上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

二、北大天才，老师感慨说：多少年没见到这样的学生了

刚去北大，于敏还充满着新鲜感，但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发现工科老师讲的都是基础课，不管是物理还是数学都特别简单，并且老师讲课也只是照本宣科，并没有一点延伸。

这也难怪，因为当时北大的主体已经迁往昆明，身处日占区的老师都是战战兢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书上的知识交完就可以了。

这让于敏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学工科的料，就想转到理科，但是转到理科公司就不会资助了，于是他只好在工科继续学习，只是业余时间自学理科。

在工科学习两年后的1946年，昆明的北大主体回迁北京，当时，抵制内战的呼声很高，北京的大学生学潮不断，国民党政府为了安抚人心，防止学生闹事，就开始给大学生发放助学金，每人每月发一袋白面，40斤重，并且免收学费。

而学生们就把国民党政府发的白面统一换成玉米面，这样就能省出一部分钱，这基本上就可以维持读书了。

此后，于敏的生活基本自足，于是他就辞谢了启新洋灰公司的资助，然后转到了自己心仪地理学院物理系，每天靠吃窝头就咸菜度日，但他并不觉得苦。

于敏的性格和超常的智商虽然非常适合学理论物理，到了理学院他如饥似渴，除了认真学习必修课外，他还选修和旁听了一些课，让自己的知识体系更加丰富。

可以说在当时，论考试没人能考过他，张禾瑞先生的近世代数考试在北大是出了名的难，即使是当时数学系学习最好的学生也只考了60分，而唯独于敏得了100分。

在学习讨论中，于敏看着扎实的知识储备，常常见地独到，语惊四座。

北大的教师感慨说，多少年没有见到这样的学生了。

13在西方人眼里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学里也这样认为，但于敏来了之后，13反而变成了一个吉利的数字。

因为于敏的学号是1234013，013代表个人号码，当时的考试成绩不写名字，只写学号，每次于敏的成绩都是第一名，因此他的学号总排在第一位，于敏当时已经成为了当时大家公认的“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年，于敏大学毕业，随之考取了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北大教授张宗燧的研究生，张先生对爱徒的评价是“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俗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于敏在学习方面的天赋，绝对是超乎常人的。

三、纯国产“土”科学家

1951年，于敏研究生毕业，但他的家庭条件却越来越困难，当时他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他叔叔原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后被遣散回家，没了工作也就没有经济来源。

为了补贴家用，于敏只好在校担任助教，每个月攒点儿钱填补家用。

他的导师认为他人才难得，做助教有点可惜，于是就联系彭桓武和钱三强，推荐他到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这样于敏就可以拿工资了，生活上就会宽松很多。

来到研究所之后，于敏被分到了由副所长彭桓武兼任组长的第四研究组，这个组又被称为理论研究组，主要抓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

全组共8个人，除彭桓武和于敏外，其他6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都是当时全国一流的科学家，分别为：胡宁、朱洪元、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和殷鹏程。

后来这8人中有6位被选为科学院院士，于敏在这个组里是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

建国初期，我国在原子能领域的研究就是一片空白，因此，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理论成为了当时的首要工作，可以说，理论组将国际上能找到的资料文献全找来了，说资料堆积如山一点都不为过。

文献资料找好以后，年轻的于敏便一头“扎”了进去，他把堆积如山的文献资料几乎看了个遍，看完这些国际上最先进的理论之后，于敏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从事物理理论研究，一定要非常重视物理实验，要同时仔细地了解相关物理实验的内容，注意和分析相关的物理现象，去伪存真，总结有关的物理规律。

这一感悟后来几乎成了他从事理论研究的信条，一直贯穿到他现在的研究生涯。

通过这次通读文献的事情，彭桓武对于敏赞誉有加，表示“真正钻进去了的只有于敏”。

至此以后，原子核理论方面的研究任务就交给了于敏。

1955年，鉴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出的出色成绩，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那一年，他才29岁。

1957年，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团访华，在访问近代物理研究所时，钱三强和彭桓武指定于敏参加接待活动，并让他在会上介绍他自己的工作和所里年轻人的成长情况。

面对眼前这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朝永振一郎问于敏：“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

于敏则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都是国产的！”

在得知于敏是一个从未出过国，从未受到外国名师指导的本土学者，完全靠自主钻研获得巨大研究成果后，朝永振一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回到日本后，朝永振一郎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赞于敏是中国“国产土专家1号”。

关于“土专家”这一称谓，后来于敏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交流、互相启发，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才有利于成长，现在的环境有很好的条件。”

其实他也想留学，但关于留学他有着自己的见解：

“当然要留学，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但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

对于于敏在原子能理论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研究所的领导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所长钱三强说，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副所长彭桓武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四、隐姓埋名30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需要

早在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

1961年，苏联氢弹爆炸成功，威力相当于美国在日本所扔原子弹的3846倍。

那时，中苏关系破裂，悬在中国头顶上的不仅是美苏霸权主义，更有原子弹和氢弹两大块乌云。

毛主席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因此，在我国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氢弹的研制工作也提上了日程。

1961年1月份的一天，钱三强把于敏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和秘密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说实话，于敏做梦也没有想到领导会让他参加氢弹研究工作，因为当时他正在接受批判，而研制氢弹是国家绝密级的工作，组织上会让他去参加这种核心机密的工作呢？

除此之外，他已经在国内原子核理论领域研究了十年，而原子弹和氢弹虽说都是核武器，但是一个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让他转换领域几乎等同于从零开始。

但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于敏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就此彻底隐姓埋名，一头扎进氢弹理论研究中去了，而这一隐姓埋名就是近30年的时间。

氢弹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完全等同于重造一个系统，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是对氢弹理论这个研究领域仍感陌生。

他觉得自己这方面的基础理论还比较欠缺，因此，一接受任务就首先想到应该边干边学，把有关的基础理论补扎实。

他一方面自己亲自做课题，推导方程，做物理粗估，构造物理模型，做解析解；另一方面给年轻人讲课，辅导他们做课题，不舍昼夜，忙得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

有一次大家看到国外报道了一个重要元素的最新数据，但这个数据太理想了，如果实验数据是对的，将对热核反应大有好处。

但是这个数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还好办，但如果是假的，那不仅会花掉巨额的人民币，而且还要花费二三年的时间。

于敏对这个数据也持很大的怀疑态度，为了验证这个数据的真伪，他就昼夜分析论证和计算，决心搞清楚它的对错。

一天深夜，妻子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在灯下苦苦地计算什么，就催他睡觉。

但是于敏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于敏突然拉住妻子的手，一跃而起，兴奋地说：“玉芹，我搞清楚了！钱和时间都可以省下来了！”

最终，于敏验证了外国报道的数据是错误的，完全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重复那个实验。

于敏一锤定音，从此再无人相信这个数据。

在没有电子计算机，仅靠人手一把计算尺的情况下，于敏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解决了氢弹制造的理论问题，于敏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1961年接受任务到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于敏独立自主突破了核大国对氢弹理论技术的封锁，并用轰动世界的“于敏方案”为中国研制氢弹打开了一扇大门。

1988年，于敏的事迹被解密，他的妻子才知道他这几十年原来一直在做这项伟大的事业。

1999年9月18日，“两弹一星”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于敏代表23位功勋科学家在大会上发言。

他自豪地讲道：“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只用了2年零2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6个月，我国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2019年1月16日，“氢弹之父”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