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罗振玉与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现”

在淮安区淮城更楼东街有一条罗家巷，这里曾生活着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传奇的人物，他就是中国甲骨学家、考古学家、敦煌学家、金石学家，一代大师罗振玉。

1866年，罗振玉出生在罗家巷的罗氏宅院，他5岁读私塾，16岁中秀才，19岁写出《存拙斋札疏》、《读碑小传》,20多岁时候，罗振玉就开始在淮安做了私塾老师，30岁前，罗振玉在淮安写出了《金石萃编校字记》、《眼学偶得》、《五史校议》、《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编》等20多部书籍。

　　罗宅紧靠城墙，你看罗振玉起名“面城精舍”就是面临城墙的宅子。

　　虽然罗振玉是历史上是有争议的人物，但罗振玉对历史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你看浙江的上虞市也在宣传祖籍是上虞的罗振玉。

　　 到了31岁，罗振玉离开了淮安，到上海发展，他和老乡蒋伯斧，一起创办了学农社和《农学报》，开始了学术上开挂的历程。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震惊中外的“四大发现”，几乎每一次发现都有着罗振玉不可磨灭的贡献。

　　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就像天机乍泄，一个尘封3000多年的商朝呼之欲出，罗振玉在儿女亲家刘鹗家，第一次见到甲骨时，激动万分，他说：“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面对甲骨的出现，罗振玉表现出了中国文人的担当，抢救甲骨舍我其谁。

　　 他最早确定了甲骨出土地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他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墟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他出土物并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墟的著作。

　　著名的学者余秋雨这样评价：罗振玉那天来到殷墟的脚步可能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了关键的突破。小屯的尘土杂草间踏出了一条路，在古代金石学的基础上，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立言的时代开始了。

　　在甲骨文被发现以前，中国东周以上的历史，主要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并没有实物的印证。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出现了“疑古派”，他们对仅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上古历史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东周以上无信史”。甲骨文的发现将书上的历史与地下的历史相互印证，将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可以说淮安人罗振玉和刘鹗功不可没。

　　甲骨文作为华夏祖先最早的文字，雄伟壮丽，镌刻刚劲，笔势婉转，富有变化，罗振玉在研究甲骨文的基础上，又将他的研究成果发挥到甲骨文书法上，让他成为了甲骨文书法第一人。

　　在中国纸张没有发明前，竹简和木片作为纸张的替代品被普遍使用，正是由于这些简牍的记录，才使得我们中华文明得以保存。在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和田一带考古，找到了几十枚魏晋时期木简，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以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众多的汉简。罗振玉获得这些简牍内容后，就和儿女亲家王国维对简牍进行分类考订，1914年，两人合作编成了《流沙坠简》，这是中国近代研究简牍学的开山之作。他们由此总结出的“二重证据法”，至今还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整理与研究的基础方法之一。

　　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但凡参与一次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现”，都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印，而罗振玉的人生却像开了挂一样，竟然一件不落的参与其中，让他在“四大发现”研究中雄居一席宝座。

　　1900年的6月22日，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敦煌莫高窟清扫流沙时，无意间发现了洞窟的墙壁上裂开了一条裂缝，打开了那堵墙，他打开了珍藏着中华瑰宝的璀璨宝库。

　　洞窟里竟藏着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珍贵文物5万多件。然而当宝藏的打开，等来的却是一方面中国政府官员的不识货，面对宝藏无动于衷，当时的知县甚至认为无价之宝只不过是发黄的废纸，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则嘲笑经卷上的字还不如他写得好，而另一方面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却蜂拥而至进行着疯狂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直到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在罗振玉面前炫耀他得到的敦煌文献时，罗振玉对敦煌藏经的出现大为震惊，他一边联络在京学者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抢救，一边以学部参事官名义再三敦促清廷保护藏经洞的劫后残余，终于在1910年秋，藏经洞所有残经运到北京学部。

　　罗振玉立即组织迅速进行了清理登记、编号造册，然后由学部移交给京师图书馆严密收藏。1909年，他首次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最早在国内介绍了藏经洞的宝藏及其发现情况。以后，又相继出版了《鸣沙石室秩书》、《西陲石刻录》、《敦煌零拾》等15部颇具价值的敦煌遗书资料研究书刊，为敦煌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档案，1909年，由于紫禁城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准备修理，大量的大库档案被搬出了大库，准备焚毁处理。

　　消息传出后，罗振玉心急如焚，他找到了他的顶头上司晚清重臣张之洞汇报，张之洞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等待销毁的档案。这批珍贵档案在张之洞、罗振玉等人的拦阻下逃过了一劫。

　　然而到了1921年，这批大库档案又一次到了生死关头，这一年，民国财政极其困难，教育部发不出工资，存放大库档案的历史博物馆打起了这些档案的主意，为了给职工工资，他们将8千麻袋共15万斤的档案，以四千零五十元银元价格，当作废纸贱卖给了西单牌楼同懋增。

　　同懋增只挑出一部分档案出售，剩下的大部分档案准备运到唐山和定兴的造纸厂打成纸浆，罗振玉再次打听到大库档案的下落后，又以两倍的价钱，把这批即将化为纸浆的档案抢救了下来，让它们逃过了第二次劫难。

　　这些档案经过多次整理，先后面世了《大库史料目录》六编，《清太祖实录稿》等明清史料。

　　郭沫若曾这样评价罗振玉：“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的业绩为出发点”。学者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这样评价罗振玉:“在天翻地覆的乱世，罗氏以私人一己之力，为传古继绝之业，尤为不可及；其成绩之浩翰，不惟空前，亦已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