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伟大：他们曾和毛泽东亲密无间，后来渐行渐远

青年时期，毛泽东与萧子升、蔡和森一同拜在杨昌济门下，作为杨昌济的得意门生，被称为“杨门三杰”。然而，半生过去，蔡和森不幸牺牲，英年早逝，萧子升投入了国民党，远居国外，而毛泽东则坚定地信奉着马列主义，用一生践行了“救国救民求真理”的理想。

游学湖湘：“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毛泽东与萧子升相识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在这所新式学堂里就读的多为富家子弟，而穿灰布鞋、着黄白粗布裳，整日咸菜馒头的毛泽东显得格格不入，但萧子升却发现，这位同窗博览古今，尤精中国史，两人经常探讨社会历史问题。

“与子升同游，不胜轻快。”1917年，两人结伴游学，意图前往湖南一带游学调研。双双理了个小平头，就这样，徒步走遍了湖南五县，饿了就去农民家讨口吃的，到了乡绅家，还可以帮人家抄抄帖子、对对子，换取下一站的路费。

途经安化、山口、仙溪、马迹塘、桃花江、长塘，他们和农民聊过庄稼收成，和教员谈过革命运动，也和方丈探讨过禅宗哲学。回到学校后，两人口袋里竟然还剩两块大洋和四十个铜板。

那时候，毛泽东和萧子升形影不离，恰同学少年，一心改造中国，救民水火。

游学归来的毛泽东、萧子升同蔡和森组建了新民学会，最初的据点是蔡和森的家，岳麓山下，寥寥数人，却也像模像样地立下了宗旨和“五不”守则。

炎炎夏日，三人躺在北京三眼井吉安冬夹道7号狭小的小屋内，一个大炕，一张被子，同吃同睡，那时，他们正在准备赴法留学。

尽管日子清苦，但是北京大学的校门向所有有志青年开放，毛泽东一有时间旧钻进日报阅览室，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同时，和来图书馆看书的同学攀谈，“我那时看到眼中有光的青年人，就借故聊天，学问、理想……这是为了吸收新民学会的成员。”

而萧子升则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他们曾挤在一张书桌上看《庶民的胜利》，也曾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争得面红耳赤，毛泽东向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偶然聊起，萧子升也总是笑意微微，为友人的知识面而赞叹。

那是亲密无间的过去，亦是分歧的开始。

嫌隙渐生：渐行渐远的毛萧

1919年的2月，萧子升和湖南第一批赴法青年从上海乘船去了法国。留法期间，萧子升大量接触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哲学。他开始在通信中提到：“中国还是走改良的道路好。”

毛泽东却隐隐感到不安：“他（萧子升）似乎是向着无政府主义转变了。”这是两人第一次在道路问题上产生分歧。

徐特立更是点出：“个别华法教育会中的某些人物，自己不需要勤工，却凭借着勤工俭学学生的捐款，过着阔绰的生活，一路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子升和华法教育那一伙人在一起，生活水准很高。”

彼时，新民学会在法会员更是质疑萧子升私吞了部分章士钊的捐款，用作个人花销。另一头，毛泽东选择留在了国内，他依旧过着辣椒、咸菜佐饭的日子，但此时，他已经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深扎脚下的土地，深入身边的人民。”他投身五四运动，领导新民学会，积极组织农民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应该要走过空喊口号的年纪。”那是他最沉默，又最有力的一段时光。

彼时，蔡和森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研和理论研究，认为中国应该借鉴俄国之革命。“我同润寰所见相同，须借鉴俄国式的方法。”

萧子升却相信，暴力革命不是唯一的道路，政府只会带来暴动，“我们不可以用少数人的牺牲，换取多数人的福利。”毛泽东对此表示：“子升的主张，理论上行得通，但是事实上做不到。”

这时，两人的政治主张在明面上出现了大分歧。新民学会内部也开始有了争议，但因为国内工作已由毛泽东主管，五四运动的余浪依旧拍打着青年人的心，因而“中国人民须站起来革命”的呼声更为强烈。

1920年，萧子升回国，次年3月，两人于长沙会面。接下来整整四个月，他们都在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可谈的越多，两人就离得越远。

萧子升要“以教育为工具”，希望通过无强权的“新式革命”来为人民谋福利，言辞激烈处，这对曾经的挚友却是针尖对麦芒，最终，毛泽东望着萧子升，只说：“穿你的长马褂去吧。”

历史见证：“中国之崛起”

1921年，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吵得不可开交，毛泽东离去。

直至国共合作破裂，两人一直保持联系。后来，萧子升升任国民党北平党务指导委员、中法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委员、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

此后的中国共产党，有过挫折，但更多地，是朝着毛泽东料想的方向曲折前进。他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战术，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个独立、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诞生了。

经济上，国民经济陆续恢复，三大改造完成，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军事上，他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两弹一星”研制成功。

自此，“枪杆子里出政权”、“打铁需要自身硬”等标语成为一代人的革命座右铭，

外交上，他主张“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拒绝旧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建国初期，获得了苏联156个大型工业项目的援助，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中苏分手后，抓住与第三世界国家来往和美苏争霸的机会，为中日建交、中美建交、中国重返联合国打开了新局面。

毛泽东和萧子升的渐行渐远，恰恰是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交锋，而今日的中国，今日之人民，早已交出了答卷，这是历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毛泽东主义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