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鹿：从野外灭绝到繁衍复壮

每年6月底，雄性麋鹿会上演“鹿王争霸战”。 摄影/孙华金

风从海上来，吹得人睁不开眼。几头雄性麋鹿在川东新闸附近的滩涂上走走停停，时不时缓缓地低下顶着大角的头，寻觅食物，对海堤公路上驻留的游客毫无提防。2021年初冬，当我第五次来到黄海之滨的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0多年前需要巡护员领着在滩涂上跋涉许久才能远远观察到的野生麋鹿，居然就这样漫不经心地出现在我眼前。

受制于先天的自然禀赋和自古以来的发达经济，人口稠密的江苏并非自然保护的大省，但却拥有闪亮的野生动物保护名片——麋鹿。2021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召开前夕，正式发布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麋鹿通过人工繁育扩大种群，并最终实现放归自然，与大熊猫一并列入中国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要成果。曾经在野外消失的麋鹿如今在北京南海子、江苏大丰、湖北石首分别建立了三大保护种群，总数已突破8000头。其中，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最多，截至2022年5月底，麋鹿总数增至7033头，其中野生麋鹿达到3116头。

母鹿的发情期短，鹿王一旦产生，便立刻靠嗅觉寻找正在发情的母鹿交配。摄影/孙华金

大丰是麋鹿回归的新家

因为“面似马、角似鹿、尾似驴、蹄似牛”，麋鹿又被称为“四不像”，在公众中的知晓度仅次于梅花鹿。《淮南子》用“麋沸蚁动”形容战争导致的骚乱，可见历史上麋鹿的繁盛。但麋鹿依赖的温带平原湿地，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沃土，最早被开垦成为农田。人进鹿退，加上高强度的狩猎，以及冷暖周期的变化等影响，到清朝末年，麋鹿在野外基本绝迹。有学者根据访谈，推测麋鹿野外灭绝的时间为20世纪初，而自周朝以来王室饲养麋鹿的传统，让其人工繁育种群在北京郊外的南海子皇家猎苑得以延续。

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戴维在北京的南苑发现麋鹿并将其介绍到国外，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由此被认定为麋鹿的模式种产地。19世纪末，麋鹿遭到杀戮和劫掠。双重劫难下，麋鹿在中国彻底消失。1900年前后，英国第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将散落在欧洲各地的18头麋鹿收集到其家族的乌邦寺庄园进行散养，经过繁衍生息，麋鹿的生机得以延续，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小种群。现如今，在世界各地生活的麋鹿全都是这18头麋鹿的后代。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大门再度打开，野生动物保护成为中外合作的先锋领域，拯救大熊猫、朱鹮的同时，麋鹿的回归也提了上日程。在乌邦寺向南海子“反哺”麋鹿一年后，198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向江苏提供了39头麋鹿，目标很明确：在麋鹿原生栖息地恢复能实现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海之滨。摄影/孙华金

为什么会选择人口稠密、土地资源紧缺的江苏？

从北宋开始，黄河多次改变流向，从黄海之滨的江苏入海，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在潮水的作用和长江的夹击下，形成了越来越宽广的淤泥质海岸，无法耕作，也不利于发展航运，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也因此留下了绵长的自然岸线和滩涂湿地，时至今日，这里仍是丹顶鹤在中国最重要的越冬地，小青脚鹬、勺嘴鹬、黑脸琵鹭等濒危水鸟在迁徙路线上最关键的停歇地，也是100多年前麋鹿野外灭绝前的最后家园。历史上有麋鹿分布，又有面积足够大的适宜栖息地，且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江苏盐城的大丰，就这样成为回归麋鹿的新家。

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员丁玉华原本是一名兽医，从大丰保护区创立开始，他就和麋鹿结缘。1986年夏天，39头麋鹿刚刚抵达大丰时，分别住进了单独的棚舍，情绪烦躁，不吃不喝。大家思来想去才意识到麋鹿是群居动物，不能彼此分开。麋鹿的保护工作，就这样摸着石头过河，从零起步。高温干旱天气影响了水质，麋鹿又出现了水土不服，有的发生严重的腹泻。丁玉华根据兽医临床经验和野生动物的用药原则来治疗，还和同事日夜不停地用水泵补水，改善水质，那段时间每天只睡3个小时。

幸运的是，麋鹿很快展现出了对自然的适应能力。之前，大丰保护区圈出了足够大的林地和沼泽，让麋鹿在半散养的环境下过渡。即便是在食物匮乏的冬季，麋鹿也能找到可食植物，结冰时能找到水源，遇到寒潮刮西北风时，麋鹿全都迎风站立，风顺着毛刮过去，保温效果自然好很多。到了1998年，大丰麋鹿总数达到354头，麋鹿回归野外，终于有了可能性。

习惯了人工控制的环境，麋鹿回到野外能适应吗？保护区有海堤公路穿过，为了让麋鹿放归后能适应这样的环境，保护区在靠近公路的坡地上搭建了10亩的围栏，让它们感受汽车鸣笛等各种噪声，起初一有响动麋鹿就躁动不安，但没多久就习惯了，也能在围栏中找到适合的植物和淡水，放归的时机成熟了。

王者雄风 摄影/孙华金

第一次走出围栏回归野外

1998年11月5日，保护区挑选了体质强壮的8头麋鹿进行试验，这是100多年来麋鹿第一次走出围栏，回到野外。一头较强壮的公鹿带着的无线电颈圈源源不断地发回信号，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跟踪，沿着海堤公路确定它们的活动范围。如果连续3天在外围看不到麋鹿，他们就要结伴进入滩涂深处，在芦苇中步行寻找野生麋鹿的踪迹……

经过一冬一春的考验，1999年春，一头野外放归母鹿产了第一头小崽。由于怀孕时还是在半散养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野生”，但保护区还是记录到麋鹿很多有意思的行为：分娩前母鹿会离开鹿群，找到安静、避风、向阳的地方，幼崽出生后母鹿会立刻把遗留的胎盘、血迹吃干净，可能是防止天敌循着气味来捕猎；哺乳后，母鹿回到鹿群，幼崽单独藏匿，这或许是一种生存策略——鹿群的目标很大，一旦有天敌来袭击，幼崽的体力根本无法脱身。

一年冬天，我跟随巡护员在保护区监测麋鹿。我们借助望远镜发现了在水坑边活动的一群麋鹿，一头成年公鹿突然抬起头，警觉地看着我们。专家告诉我，这时得原地观察，等它们放松了警惕，才能在大米草的掩护下慢慢靠近。在持续的野外监测中，巡护员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年龄识别，以公麋鹿为例，一年生的幼仔身上有梅花斑，二年生的长出笔杆一样的角，此后每一年分出一杈，直到第五年长出4个杈。性别辨认就更有意思了，麋鹿刚产仔时很难靠近，巡护员就从幼崽的排尿行为判断：雄性从腹部排出，雌性从尾部排出，利用望远镜就能观察得很清楚。

2003年3月3日，在野外出生的麋鹿又生下了小崽，100多年中国没有野生麋鹿的历史终于结束了。此后，大丰麋鹿野外放归成功实施6次，野生种群目前已扩大到2600多头，它们沿着海岸线向北分布到大丰港，向南一直扩散到了长江入海口的南通启东。

湿地如画，麋鹿欢腾。摄影/孙华金

麋鹿“ 闯祸”该怎么办？

大丰保护区技术员俞晓鹏是土生土长的大丰人，2016年开始在保护区工作。2021年，麋鹿在南通启东被发现后，他和同事们就第一时间到那里进行现场监测。他说：“我们是在刷抖音时看到启东也出现了麋鹿，就专门去监测。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观察到麋鹿，但农田里的蹄印、粪便都不少，好在麋鹿的数量还不多，当地人新鲜劲儿还没过，并不太计较庄稼受损，再往后就难说了。”

从大丰港到启东直线距离有180多公里，沿海岸线都有麋鹿的分布，不管是麋鹿掉进人工浇筑的水渠里，或者被尼龙网缠住了，甚至是发生车祸，我们都要立即开展救助，时间长了，人力和财力的压力越来越大。保护区林业工程师刘彬告诉我，一天夜里，他和同事一口气救助了近20头掉入水渠的麋鹿，麋鹿水性很好，但混凝土浇筑的水渠，坡岸几乎是直上直下，麋鹿无法爬上来，全都得麻醉后拖上岸。万幸的是，这些年保护区周边地区的农田、苗圃，都修建了金属围网，麋鹿“闯祸”的频率明显低了。

对麋鹿更微妙的态度转变来自保护领域内部。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曾从北京南海子引入麋鹿供游客参观，但事与愿违，麋鹿在圈舍里气味熏人，保护区索性还11头麋鹿以自由，在水草肥美的核心区，麋鹿很快增长到了300多头，现在保护区担心的是，它们的快速扩张，难免干扰到人工繁殖放归野外的丹顶鹤在夏季孵化、育雏。

2020年初，距离大丰保护区40多公里的条子泥湿地突然来了一群麋鹿，“起初有30多头，越聚越多，2021年我统计到的有406头，包括很多在条子泥出生的幼崽，政府领导和游客看了很高兴，说明我们条子泥保护的好。”生态摄影师李东明这些年以条子泥为家，作为志愿者参与勺嘴鹬等濒危水鸟监测和保护工作，他发现麋鹿很喜欢在黑嘴鸥筑巢繁殖的碱蓬地活动，“麋鹿一脚踩下去就是碗口大小的足印，这么一大群频繁活动，几百对黑嘴鸥的巢就保不住了。”条子泥湿地所在的东台沿海经济区管委会闻讯后，火速聘请了6位工人，在黑嘴鸥繁殖地日夜守候，直至幼鸟离巢。政府的保护行动让李东明深受感动，但这样的应急之举并非长久之计，“说到底，还是适合鸟类、麋鹿生存的栖息地太少了”。

丁玉华认为，要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待麋鹿种群的增长和扩散，水鸟和哺乳动物都是物种多样性的一部分，不能从单一物种的角度去评估，况且湿地物种之间的关系也是在动态的变化中。麋鹿种群的扩散，对鸟类来说也会有很多积极的影响，比如这些年在滨海湿地疯狂扩张的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挤占了水鸟的觅食、停歇空间，但在麋鹿活动频繁的区域，也会因为踩踏和采食而被控制。

母鹿和小麋鹿 摄影/江山

让麋鹿之歌在中国湿地回荡

2021年末，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潮水已经褪去。俞晓鹏开着皮卡车来到保护区内的第三放养区巡护，这里生活着2000多头麋鹿。它们几百头一群地聚在一起，路边的防风林下也已寸草不生，满地都是麋鹿的粪便。车还没停稳，有些麋鹿似乎有些按捺不住，胆子大一些的就朝车走来。原来，每到秋冬季，食物来源减少，保护区都要补充饲料，这样也能避免更多麋鹿“离家出走”和当地农民发生更多冲突。为此，保护区每年需要存储高达6500吨的饲料。

那么学习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重新引入狼来控制食草动物的措施是否可行呢？对此，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副教授贾亦飞博士认为：“大丰保护区所处的东部地区人口稠密，不可能寄望于重引入豺狼虎豹这些猛兽来调控麋鹿种群。麋鹿在局部地区密度过大，且没有竞争物种，也缺少来自肉食性动物的捕食压力，优胜劣汰不足，其实不利于种群的健康，对个体来说，由于被捕猎的压力消失，它们的运动量减少，也会出现体脂率偏高等健康问题。”所以，他建议主管部门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管理措施：“比如在法律和政策条件成熟后，在特定的区域和季节，人为猎捕一些个体，这在美国、日本都有非常成熟的案例，国内的研究机构也有能力持续监测研究，为开展这项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当前麋鹿种群扩张带来的人兽冲突、局部栖息地过载等问题，都是20世纪80年代动物保护拓荒者们始料未及的“甜蜜的烦恼”。但保护的终极目标，绝不仅仅是拯救濒危物种那么简单——尽管这是最能打动人的故事情节，保护工作最终要实现的是生态系统的全面修复和野生动物种群的科学管理。丁玉华预测，麋鹿的复兴可能会形成两条主线：一条是以江苏大丰麋鹿为中心的沿海野生麋鹿生态廊道，另一条是以湖北石首麋鹿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野生麋鹿生态廊道，而这一横一纵的生态廊道，正是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所在。

足够的时间、空间，先行者的远见和努力，接力者的专业和诚意，让麋鹿重引入成为人类拯救濒危物种的经典案例，也让我们和后代有机会再看到洪泛平原上曾经消失、又在复兴的自然景观。要想麋鹿之歌在中国的湿地荒野中传唱下去，还需要人们更长远的眼光和更持久的努力。

本文选自《森林与人类》杂志2023年第3期。购买杂志请点击阅读原文直通杂志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