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嘱咐：“有些人不能重用”

改革开放后，人才匮乏成了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特别关注，总是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强调要解放人才、扶持人才、重用人才。早在1977年5月，他就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

在十年浩劫期间，有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动分子，受尽了冤屈。

因此“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就开始为这些人恢复名誉，并重申了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这个重要论断。

1978年7月，贵州丹寨有一位技术员，通过技术创新，取得了很好的科研成果，结果却因为各种原因在单位内部备受领导打压。

邓小平得知这件事情后，亲自作出批示，要求国家科委介入调查。后来，这位技术员因为创新有功，被提拔为工程师，而打压他的上级被撤掉了职务。

当年八月，也就是高考恢复后不久，一位在信息论方面提出了创造性见解的工厂工人被南开大学破格录取，可是因为年级太大被卡了。

邓小平知道后，下令教育部过问此事，最后终于让这位大龄人才如愿迈进了大学校园。

以上种种，无一不彰显了邓小平对人才培养和提拔的重视。但是，他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全国范围内怀才不遇、人才错用的情况太多了，不可能由他一一亲自处理。

因此，邓小平在几十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用人标准，并在多次讲话时传达给全国。

我党历来坚持“德才兼备”的评价标准。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赋予了这四个字新的意义。

他认为，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大公无私，根绝派性；所谓才，就是具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

对于德与才的关系，他提出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相辅相成，有才无德的人会败坏党的事业，有德无才的人同样会贻误党的事业。

一般说来 ，能够挖掘出品行高尚、能力超群的德才兼备者固然是最好的，但是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即使是人才，也或多或少存在弱点或缺点。

正如古语所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针对这一矛盾，邓小平指出“觉得是人才的，即使有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 他主张在用人上要打破“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思想。

这寥寥数语，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用人不求全 。

这是对邓小平结合自身的经历，对我党几十年来选用干部的实践的总结。

他曾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一文中说过：“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不一样。”

众所周知，1975年是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特殊历史时期，当时邓小平所用之人一度备受争议。但是正是这批人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将国民经济带上了正轨。

由此可见，在国家危难时更需要有拔乱反正之能的人才，哪怕那个人有缺点、有争议。

但是，即使是在用人方面一再强调解放思想、灵活多变的邓小平，也很清楚哪些人是绝对不能重用的。

1975的时候，邓公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

在往后的岁月中，他又就这个观点反复进行了论述。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为会议的核心和灵魂，再一次提到了用人问题。

他说，对过去（文革时期）犯错误的人的处理，特别在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的宁肯从宽，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了，有些小事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

此外，邓公又一次强调了有些人不能重用。比如“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擅长溜须拍马的人、喜欢看风使舵、找靠山的人。对于这几类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轻易信任。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最重视大公无私，最讨厌的就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

其实早在毛泽东时代，毛主席就主张用人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宗派”。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微妙而高超的用人艺术，其目的是从组织上防止和抵制宗派主义、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

众所周知，正是因为“四人帮”拉帮结派，大搞宗派活动，逆行倒施，才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使得中国发展整整停滞了十年之久，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是血一般的教训。

邓小平之所以反复重申要警惕拉帮结派、大搞宗派，正是害怕在未来重蹈覆辙。

“南方谈话”时，他又提到了“山头主义”，并对此作了严厉批评：“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要求党员干部“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

这番话，是一位政治大师根据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总结出的真知灼见、至理名言。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培养大量人才，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邓小平丰富的用人思想，是他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当前公平、公开、公正地选人用人、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