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政治为什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岔路口？

由施展、孟庆延、周林刚、许小亮、解扬和何必六位老师担任主讲的音频节目《吃透经典：施展领衔解读十本中西必读书》于6月20日在“喜马拉雅”APP正式上线。

这个节目不仅带你了解人文社科领域最重要的思想，而且始终立足当下这个巨变时代，借由经典回溯不同认知的源头，帮你理解这个多元的世界。

接下来为你奉上节目中的一集文稿，来看看作者田余庆先生理解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

你好，我是施展。今天我要讲的这本书是《东晋门阀政治》，这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田余庆先生的经典之作。为什么要来讲这样一本看起来非常专业的历史书籍呢？这是因为，田先生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也就是通过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来窥探中国历史发展的岔路口或者说另外一种可能性。田先生把这个历史的岔路口称之为中国专制皇权的“变态”，就是在中央朝廷中，有若干士族门阀与皇帝共治，而不是皇帝一人的专制。

田先生为什么把门阀政治称为专制皇权的“变态”？那就需要先来看看中国历史上专制皇权的“正态”是什么样子，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历史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

其实，我在《枢纽》这本书里也反复谈到，中华文明在很长时间内都呈现为一种大一统的政治形态，皇权自上而下地进行集中统治。我们作为中国人，对于大一统皇权政治形态是相当熟悉甚至认为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如果我们对比其他文明就能发现，大一统的实现是需要很多前提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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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明的政治形态

要形成大一统，有两个关键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环境以及农业条件，简单说就是自然条件好，适合发展农业。第二个就是社会条件，这个社会条件就是指社会的结构是否有利于统治者能够以非常低的成本去汲取足够多的统治资源。

用这两个标准去考察世界历史上的不同文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大一统皇权政治形态并非独一无二。

最早出现人类文明曙光的地方，比如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和两河流域都是自然条件非常好的区域。在这些区域都有大的河流定期泛滥，带来非常肥沃的土地。在这里生活的先民，就最早发展出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农业技术，比如牲畜驯化、小麦种植，还发明了可以用来运输的轮子等等。那么有了这一系列的物质条件之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就诞生出人类社会最早的国家，一个是巴比伦，我们称之为巴比伦帝国，另一个是古埃及帝国。这两个国家的显著特征都是有着非常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农业条件，都形成了一种非常集中的国家政权形态。

我们再把目光移向西边，去看看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就会发现有很大的不一样。无论是古希腊世界所在的巴尔干半岛，还是古罗马所在的亚平宁半岛，它们的自然地理条件都是比较破碎的山地，缺乏大河、大平原。每一个小城邦所占据的地方并不足以支撑起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因此，很多城邦是无法自给自足的，它就发展出了非常繁荣的商业。这些城邦由于山地阻隔，物产有限，只能在各自小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个城邦。欧洲早期文明都呈现出一种破碎的小邦林立的城邦形态，就和巴尔干半岛和亚平宁半岛所处的那样一个多山的地理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再来看看亚洲东部，这里的情况和前面说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比较相似。无论是印度河流域还是中国黄河中下游，都有着非常广阔的大河冲积平原地带，农业基础非常好。但是在自然条件相似的前提下，古代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却呈现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形态，那就是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内都呈现为大一统的形态，偶尔中间间隔有大分裂，而印度却恰恰相反，它是在比较长的分裂之后会有短暂的统一。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自然条件相似的文明却会在政治形态上非常不一样呢？这就要说到社会结构了。我们都知道，在战国七雄时期，各个诸侯国开始了大范围的争霸战争。各国都进行了变法，比如秦国的商鞅变法，比如魏国的李悝变法。这些变法最关键的地方都在于打掉了国内的封建贵族，从而强化了各诸侯的王权，同时利用军功的激励去动员起全国的百姓投入到大规模的战争之中。

这样一个打掉贵族，大规模发动平民的社会结构的改变，就使得统治者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汲取比较高的战争资源，从而形成了后来我们熟悉的大一统的秦汉帝国。而古印度文明，由于它的印度教的思想，形成了我们熟知的卡斯特种姓制度，社会因此形成高度分化的状态，统治者很难打破各个种姓之间的的间隔，去有效汲取各种统治资源。

所以我们会看到，尽管印度的自然条件甚至比中国中原地区还要好得多，但是在印度漫长的历史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小邦分立的状态，只有有外族入侵或者有特别强的政治强人出现的时候，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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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皇权的制约力量

通过这一系列世界文明的比较，我们就更能体会到中华文明的特殊性，也就是大一统，而且是长时间的大一统。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华文明似乎进入到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

但是我在《枢纽》里也指出，以唐宋之际为间隔，中国的历史又可以分成前后两个循环阶段。从秦到唐之间这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的社会结构里依然有着某种力量制约着大一统的皇权，使得大一统帝国并不能呈现出非常稳定的状态。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秦到唐这一段时间里面，通常是在一段长时间的大一统帝国之后，就会有一段非常剧烈的大分裂，然后再接上一个非常强大的大一统帝国，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而等到了宋之后，尽管有着中原和草原之间的争霸以及草原民族政权的问题，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再陷入到长期的大分裂之中，而是一个大一统帝国，紧接着又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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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秦代建立起的大一统帝国是中国历史命运的轨道，那么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则不可避免地完全走向了这条轨道。而在秦到唐之间，中国历史恰恰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向我们展示出了历史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田余庆先生所说的中国专制皇权的“变态”。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结构里，依然还有类似于封建贵族那样一种社会力量在制约着大一统的皇权。

这些制约皇权的力量是怎么形成的呢？在秦汉帝国建立大一统之后，中原农耕政权与草原游牧政权的矛盾就突出出来。汉武帝征伐匈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户口减半不是说有一半的人口都因为战争死亡了，而是说大量国家直接掌握的编户齐民不堪压榨，抛弃土地投靠到地方有势力的豪族。于是，地方豪族的势力就逐渐壮大了，开始成为对皇权的制约力量。

到东汉时，皇权的重振就需要地方豪族的支持，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依靠的就是南阳地区的豪族力量。经过东汉一朝的发展，三国与两晋时期，地方豪族发展成为集家族学术、庄园经济、部曲武装、累世高官的士族门阀。永嘉之乱、五胡入华，晋朝朝廷只能南渡到了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南渡之后的司马家皇室能力十分有限，所以必须要联合朝廷里面的士族门阀维持政治局面。于是，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奇特的历史阶段，就是由若干个世家大族共同来支撑司马家的皇权。这些世家大族在权力的巅峰时期，甚至可以任意地废立皇帝。

但是，这些世家大族自己也并不能完全取代司马家的皇室，司马家也不能即刻消灭掉这些世家大族，实现自己的直接皇权统治，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奇特的平衡形态。田先生将它称之为中国专制皇权的一种变态。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专制皇权有一个理想的形态，本来应该是皇帝自上而下、一呼百应，能够完全控制百官。而东晋的这一段历史却背离了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因此被田先生称之为变态形态。这样一种变态形态也恰恰展现出了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我在写作《枢纽》的时候，也会反复阅读田先生这本书，今天也把这本书特别推荐给大家，田先生的这本书能够很好地帮我们把握住中国历史的特征，帮助我们理解皇权政治。

而除了我们所关心的宏大的政治问题之外，田先生在这本书里面还呈现出了历史非常丰富的细节，向我们全面地展示了当时士族的生活状态，里面也有一系列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东晋各个士族门阀都要和司马家结婚联姻？比如，为什么王羲之、王献之、王坦之这些人名字后边都带个“之”字？再比如，为什么东晋的朝廷一直没有像后来南朝那样，和北方的胡族政权建立起比较稳定和睦的通使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在田先生的书里面，都可以找到答案，田先生向我们细腻地展示了这段时期士族门阀很多元的面向。

好，这一讲我跟你介绍了《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核心的主题，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变态”形态到底是什么。从下一讲开始，我们会进入到这本书具体的讲述里面，我们下一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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