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蒙培元先生 | 郭齐勇

今晨（7月13日）惊悉蒙培元先生于12日晚九点去世，甚为痛惜。回忆交往经历，十分怀念。

蒙培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是我很敬重的前辈学者。他的高徒黄玉顺教授及其领导的团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编辑出版了蒙先生的全集，又召开会议，编辑会议论文集。

说到蒙先生，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2005年5月24日至6月25日，我以敝校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哲学学院的名义，邀请蒙先生来珞珈山讲学。事先我们商量了并在敝校公布了讲学的安排。按计划，蒙先生为敝校教师与博硕士研究生讲十场，每场两个小时或两个半小时（含讨论）。

我在电脑旧文档中找到当年的安排，见下：

本科生们知道了，纷纷要求听蒙先生的演讲，我不得不请蒙先生在计划外增加一场专门对本科生的演讲。安排得如此饱满，蒙先生很辛苦，我很不安，他却非常高兴。蒙先生此次来武大讲学的主题有三大类：孔子的仁学；中国哲学的生态观；心性论与心灵哲学。我们请蒙先生的夫人郭老师一同来汉，她是心理学家，恰好我们哲学院有心理学系，因此也请郭老师作了一场演讲。郭老师讲得很生动。

蒙先生长期在社科院搞科研，很少讲课，要论演讲技巧，真没有多少。蒙先生讲课重在内容，这些内容是他自己的科研成果，是确有所见、实有所得的新思卓见。

2005年以后，我利用赴北京出差、开会、编教材等机缘，抽暇到蒙先生家看望、拜访过他，向他请益、求教。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的先后两处住所及晚年在回龙观的住所，我都去过。他们家原住的宿舍非常狭小，后来慢慢改善了。丁为祥教授到蒙先生家去得勤一些。

蒙先生的著作现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我曾拜读过他的著作《理学的演变》（1984），《理学范畴系统》（1989），《中国心性论》（1990），《中国哲学主体思维》（1993），《心灵境界与超越》（1998），《情感与理性》（2002）、《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2004）等，深受教益，启我良多。蒙先生著作等身，我所读过的他的大著不算多，但应是基本的和有代表性的。在中国哲学史学界，蒙先生是较早研究中国哲学的生态哲学与心性哲学的专家之一，在这些领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在生态哲学方面，蒙先生从儒家、道家、玄学、理学中吸收营养，重新诠释“天人合一”、“生”、“仁”学，阐释“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生态哲学中的宗教问题、科学理性与情感理性的问题、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问题、克服工业文化与前工业文化的二元对立等。他区分了儒学“以人为中心”与“人类中心主义”、“为天地立心”与“为自然立法”的区别。

蒙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究天人之际”，根本上涉及的是深度的生态哲学，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蒙先生的贡献在于：第一、肯定“天”是自然界之总称，同时又具有超越的含义，超越层面的天道、天德与自然之天，“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不是分割的两个世界，而是一个世界。第二、就人天关系而言，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但人有文化，人是主体，不仅是知性主体，而且是德性主体。知性主体展示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御，逐渐发展出以“人”为中心的思路。然而人有内在的德性与神圣性，德性主体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目的，肯定人与天地合其德，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是价值的而不是认知的，是一元的而不是二元的。他特别指出深层生态哲学中的宗教观，指出天的超越面，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第三、蒙先生特别提出“生生不已”的“生”的哲学，指出“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与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是“生”的哲学。他强调：中国哲学讲的是“生成论”而不是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是生命论而不是机械论；是生态哲学，在生命的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统一的哲学。他肯定生命与生命创造的涵义，但指出人不是自然界的“立法者”，而是自然界内在价值的实现者与执行者。蒙先生提示我们，我们讲生态哲学，不仅是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问题，而且是人类生存方式的问题和生命价值的问题。人类对自然界的伦理义务与责任，是出于人的内在的情感需要，成为人生的根本目的。

蒙先生对生态哲学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对于解决今天的生态问题，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又具有理论性与前瞻性。

在心性哲学方面，蒙先生的贡献在于“情感哲学”及其学派的建树。蒙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尤其儒家哲学乃是“情感哲学”；认为“情感……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儒家始终从情感出发思考人生问题，‘存在’问题，并由此建立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据此，蒙先生提出了“人是情感的存在”的重要命题。因此，学界有人称蒙先生的思想学术为“情感儒学”。

蒙先生认为，不承认道德情感既能上通理性（理义、性理），又能下通经验、实然，将道德情感（“私欲之情”则是另一个问题）要么限制在经验、实然的层面，要么变成超越的本情，这本身就没有突破康德哲学的界限（即现象与本体、经验与超越的二元对立）。只有承认道德情感既是个人的，又有共同性、共通性，既是特殊的，又有普遍性，既是经验的，又有超越性，才能走出康德哲学的限制，回到“具体理性”的思路上，使道德问题得到解决。他认为，“情感理性”是一种价值理性，因为价值正是由情感需要决定的。

蒙先生指出：儒家哲学的特点，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理与情，即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不是“私欲之情”）是“浑融”在一起的，因而是“活”的。它没有形而上的纯粹性，却有生命创造的丰富性。我们固然可以“消化”康德，对儒家哲学进行“分析”，从康德哲学中吸取智慧，但是“分析”之后，仍要回到儒家哲学的精神中来，从心理基础出发解决道德实践问题。儒家是主张提升情感的，但提升本身就是实践的，其目的是实现一种道德境界，提高人的情操，而不是建立一套“超越的形上学”或道德实体论。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关于道德情感的学说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

蒙先生十分深刻地回答了现实提出的道德失序与生态危机的问题，提出了如何调动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的思路。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方面，蒙先生的贡献在于：深耕经典，着力把中国文化与哲学中有生命力、至今仍有意义或能转化的价值理念提示出来，转化出来，并创立了新的系统。如前所述，蒙先生的“情感哲学”是极有创造性的哲学系统。

蒙先生创立的学派，经过黄玉顺教授的理论再创造，已有一定的规模，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在现时代，源自中国文化内部，又能与当代世界的哲学界对话的学术流派还不多，我们乐见“情感哲学”的学派更加发展壮大！但黄玉顺教授之后的承前启后人物，我孤陋寡闻，尚不知晓。

形成一个学派，一要有理论建树，二要有领袖人物，三要有传承团队。形成一个传统，至少要有三代。

重振中国哲学，希望寄托在新生代身上。中国现代哲学界还不够活跃，远没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氛围与气象。根本上，我们还是要鼓励哲学家们立说、创派，鼓励青年学者端正心态，厚积薄发，勇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辨，成一家之言”。蒙培元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从蒙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国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