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赵世炎不英年早逝，他的成就究竟有多高？

如果此人没有因出卖而被捕壮烈牺牲的话，他的成就绝对不亚于总理，在26岁最为灿烂的年华，转瞬即逝，痛哉！

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赵世炎全程参与，是灵魂，是幕后主谋之一，别小看这武装起义，在组织上千、万人一条心听从指挥，不出幺蛾子，已经是人中之龙了！足以碾压众人了！赵世炎颇有军事才干，调度指挥颇有章法，更可怕的是，他指挥起义，才二十五六岁啊，刚毕业的年纪，他都已经凌驾众人之上，掌握兵权了！

早期的共产党人中，赵世炎的能力，性格，无一不被人所倾倒，连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都是他小迷弟，邓公都说，在旅欧时，中国少年共产党总书记、革命组织领导者，坐头把交椅的大当家是赵世炎，二当家的才是总理。

赵世炎擅长俄语，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几乎没有停滞感，同样都到莫斯科留学，同样寒窗苦读，有些人只能结结巴巴说几句日常俄语，稍微复杂些的演说和讲课，立马懵逼，而赵世炎却能把俄语说得如此溜，可以和苏联人谈笑风生，当然离不开他私下苦功。

他跟着李大钊出席苏联大使馆召开的纪念会，各国老外登台讲话，赵世炎上场，一口气担任俄、英、法三语翻译，而且翻译的时候，都是当场听一段，翻一段，旁若无人侃侃而谈，硬生生压制全场，不是为老外翻译，而是自己在作报告，众人皆拜服。

赵世炎和总理相似处颇多，相貌都很英俊，剑眉星目，情商智商双高，几乎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赵世炎为人谦和，又能自然熟，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性格脾气千差万别，只要和他相处，无一不被他所倾倒。他和王明不同的是，他从来不屑仗势压人，对部下、同事交代工作和解释问题，就算政见不同，他都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即便最后还是他拍板说了算，还是会安抚人家，轻拍人家的肩膀，用亲热的口吻问道：“老弟，你看如何？”和后来的王明之流这种人五人六的模样，相差甚远！

和总理一样，赵世炎非常有特工天赋，他为人警觉，反侦察技术炉火纯青，某次和沪西区工会负责人陈钧同行，他见陈钧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立马让他收起来，陈钧不解，他解释说，路上特务暗探无处不在，哪家普通良民喜欢路上看报纸的，他们都是不关心时势的！陈钧才恍然大悟，心中暗暗佩服。不仅如此，赵世炎经常出门更换装束，忽而学生装，忽而长袍马褂，忽而西装革履，平时地址也经常变更，今天住在这，明天就不在了。

赵世炎轻蔑的称呼特务暗探为“泥巴”，同志们都对如何甩泥巴都没经验，而赵世炎太懂得怎么甩了，每次和大家开会完毕，笑曰：“我先走，把泥巴带走，免得麻烦你们。”

他又是一个苦行僧，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追求的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职业革命家一门心思为劳苦大众谋福利，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工作繁忙之时，24小时内从未停歇，睡眠时间极少，日夜奔走、开会、写文章、调查研究、个别谈话，每天都忙个不停，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夏之栩经常在半夜醒来，还看到丈夫在灯下写东西，甚至一连几天都不眠不休，实在累得不行，就利用开会前等人的时间休息几分钟，人员一到齐，便又揉揉眼睛，重新开始工作。

他原本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但超负荷的连轴转，纵使铁打的金刚也感到吃力，因此消耗一支接一支香烟来提神。更恐怖的是，赵世炎能一心多用，一边嘴上说着，一边手上还在不停地写文章，同时又在听取一个关于铁路工运的情况汇报，且在短时间内，同时解决了三件不同的事，丝毫不差，令人甘拜下风。

赵世炎的才干和工作态度，得到了江浙区委的重用，我党原来在上海的力量非常薄弱，派了几任，扎根工作都做得一塌糊涂，直到罗亦农来上海，上海工作才走上了正轨，之后赵世炎来上海，上海工作逐步走向鼎盛时期。

当然，不光全是赵世炎的功劳，三驾马车中的两辆也不可小觑——罗亦农和汪寿华。罗亦农主抓全面工作，具体的工人运动由赵世炎、汪寿华负责，赵世炎有权裁决重大问题，汪寿华处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事务。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入江西，孙传芳急忙把主力部队调至江西战场，上海守备空虚，国共两党对此虎视眈眈，国民党的代表钮永建赶到杭州，与孙传芳部下夏超秘密谈判，将夏超争取了过来，结果孙传芳识破了，把夏超军队打散，夏超阵亡。

江浙区委因为通信迟误，不知道夏超阵亡，钮永建没说夏超阵亡，一直在说，时机尚未成熟，起义时间推延。

准备期间，赵世炎组织了2000工人纠察队员，人数刚刚好，但武器跟不上扩展速度，没枪的都拿冷兵器，10月23日，预定起义的那一天，钮永建才拿出一万元，在黑市上买了100支毛瑟枪。

上海孙传芳残部驻军有2000名警察，1000步兵，江浙区委认为可以拼一把，认为夏超会配合起义，罗亦农在钮永建的寓所客厅里谈判，结果罗亦农瞒着钮永建，在他的军舰上，策反了他的军官，开炮作为起义信号，钮永建大惊，连连责怪，罗亦农才知道夏超阵亡的消息，气得大骂，已经晚了，他迅速通知赵世炎停止起义。

一切都晚了，工人纠察队的一些人不耐烦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起义了。孙传芳麾下军警早就有了准备，部分纠察队员冲出去不久便遭到反击，次日凌晨，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共有百余工人被捕，十余人牺牲，失败了。

1927年2月19日，李宝章，原本是孙传芳麾下一名旅长，镇压了夏超和工人纠察队，有功，才做上了上海警备司令。但上海工人们不给面子，直接进行了30多万人的大罢工，李宝章恼羞成怒，派大刀队四处巡逻，杀得人头滚滚，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激怒了上海人民，罢工转为武装起义。

这次赵世炎已经吸取教训，做了充分的准备，海军的“建威”、“建康”军舰正停泊于黄浦江上。和第一次起义一样，海军中也发展了地下党，赵世炎派人送信给他们，让他们首先控制军舰的指挥权，开炮轰击上海的重要军事目标，以炮声作为起义的信号。

2月22日晚，“建威”、“建康”依约开炮，计划貌似顺利进行中，结果海军姗姗来迟，浦东工人纠察队在码头等了许久，误会计划有变，纷纷离开，浦东纠察队是主力，没来参与，其它纠察队没有占领兵工厂等要害部门的力量，只能分散地袭击地方警察署。

起义军舰上射出的炮弹有几发落进了法租界，惹毛了法国海军，军舰被迫撤离，起义已经泡汤了。无奈之下，只能决定停止起义。

一个月后，上海工人起义再次迎来了机会。张宗昌部将毕庶澄前来上海，接替李宝章，可是毕庶澄兵力只有3000人，北伐军占领上海应该十拿九稳，但北伐军总司令常凯申，想要不费一兵一卒拿下上海，派毕庶澄的同乡前去劝降，毕庶澄没有拒绝，正考虑接受，常凯申下令暂时不进攻上海。

这下我党抓住这真空，成立了特委，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成员8人，陈独秀最老，7人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罗亦农25岁，赵世炎和汪寿华26岁，总理29岁。

特别军委成立，总理调来侯镜如，让他分管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候镜如是正宗黄埔一期，有军事经验，在他调教下，1800余名纠察队队员能熟练使用武器了。在总理和赵世炎的领导下，特别军委对上海8个区的工人纠察队实行了统一的编制和组织，工人集中的区均设立了纠察队总指挥部，下设大队、中队和小队，总指挥由特委统一指派，大队以下指挥则由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担任。

第一次起义是在不知道夏超溃败，又误信北伐军已攻克九江的情况下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是在总同盟罢工开始后第3天才发动的；时间都选的不对，贻误良机，起义失败。事不过三，第三次起义一定要精准把握时机，一击必中。

1927年3月中旬，毕庶澄仍然在犹豫观望，北伐军开始向上海进军，并在松江与毕庶澄部展开激战，因为下雨，稍稍延迟了北伐军前进的脚步，但大势所趋，北伐军攻下松江是迟早的事。

起义时机已完全成熟，罗亦农果断下达了第3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令。

1927年3月20日傍晚，北伐军越过松江，攻入上海近郊的龙华。江浙区委正式决定开始起义，并在闸北设立了总指挥部，由总理任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罗亦农则坐镇区委。

次日下午一点，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全市7个区都爆发了战斗，南市的高昌庙兵工厂是两区中唯一一个驻兵所在，毕庶澄派了一个连驻守此处，连长是个软脚蟹，一瞅苗头不对，逃之夭夭。纠察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兵工厂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起义中真正遇到的坎，是敌人兵力最为集中的闸北区。作战时，起义总指挥部就设在闸北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医院内，总理、赵世炎均在指挥部内直接进行指挥，先逐一攻下较为薄弱的广东街警察分署、中华新路警察分署和湖州会馆，最后集中力量，全力猛攻第五区警察署、北火车站、东方图书馆。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陈独秀派彭述之了解战况，彭述之看到纠察队久攻不下，回去汇报陈独秀，陈独秀送纸条给罗亦农，让他撤了吧。罗亦农一向独断惯了，根本不听，不执行撤退，总理和赵世炎继续指挥人马继续猛攻，经一番苦战，终于夺回阵地，占领天通庵车站，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危险。

纠察队的轻重机枪齐刷刷地架好，对准了突破口。一个小时后，在机枪掩护下，纠察队发起全力攻击，早已军心大乱的鲁军开始溃逃，北站被一举拿下。至此，除租界外的上海全区都已得到解放，这场轰动中外的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是赵世炎的人生巅峰，从谋划到组织到指挥战斗，都有他的身影，如果没有叛徒的出卖，26岁的他，还有大把的时光，建功立业，登上天安门城墙，成为位高权重的大佬，也是大有可能的！但，他却因叛徒而亡，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