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和刘伯承两大元帅为何不睦？起于红军时期，到1959年才停止

出身于贫困家庭的两位元帅都有一颗救国救民的报国之心，但境遇不同也让两人有了不同的选择。
1931年12月，刘伯承在苏联留学三年归来被请到中央苏区，他经历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还领导了泸州起义、顺庆起义等多项运动，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知识，因此很快得到了中央机关的器重。
1932年，博古等人带领中央机关临时从上海迁到了苏区，紧接着包揽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权，纵观整个苏区，刘伯承是实战经验最丰富的老将之一。
而且还有留洋背景，博古一度把他推选为代表，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土派”军事家相抗衡，成为“土洋之争”的洋派代表。
刘伯承当时也是身不由己，无奈下卷入这场争斗之中。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开始，苏区中央局下令南丰之战要占据主动权，包围、攻击一举拿下。
面对这样激进的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的朱德、周恩来率先提出了异议，但是面对中央的指令还是无可奈何。
当时带领主攻任务的是红三团第三师，指挥员是彭德怀。
接到指令时他又急又气，直言不讳道：“南丰易守难攻，这指令不是白白送死吗？这是谁的鬼主意？”
但军令如山，虽有异议，朱德和彭德怀等人还是不得不从，并在2月12日发动进攻，一夜激战，结局正如彭德怀预料的那样，我军遭遇重大打击，死伤人数远超国军，师长彭遨和两个团长都不幸牺牲了。
彭德怀此刻心如刀绞，铁骨铮铮的男儿不忍地流下眼泪，痛心疾首道：“再任由刘伯承瞎指挥，我们的老底迟早要打完！”
而事实上这件事老彭确实误会了刘伯承。
作为一名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将，刘伯承并不支持强攻，但是他的提议被中央局的其他人忽略了。
遗憾的是，当时军情似火，两位将军性格迥异，在当时并没有坐下来谈个清楚。
事后双方更不可能提及此事，和解的机会就此错过。
1940年3月，百团大战爆发，彭德怀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指挥，刘伯承为129师师长，成了彭德怀的下属。
但刘伯承对于革命事业一向兢兢业业，服从军令，所以两人配合十分融洽默契，并在百团大战中率领129师取得了辉煌的作战成绩。
1940年10月30日，关于关家垴战斗是否应该继续打下去，彭刘再起冲突。
刘伯承指责彭德怀完全是蛮干。
而彭德怀也赌气的说道：拿不下关家垴，我撤你一二九师的番号！
当时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鬼子反扫荡阶段，敌后战场残酷，彭德怀从战局考虑需要打一场硬仗，阻止鬼子继续分兵挤压八路军的生存空间。
而刘伯承考虑到我军装备差没有重武器，关家垴地形不利我方，伤亡惨重。
关家垴的伤亡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彭德怀也愧疚不已，后来找到刘伯承道歉赔罪。
刘伯承也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也理解彭德怀的一片苦心。
但此事，129师官兵对于彭德怀颇有意见。
1941年4月，延安召开了军事座谈会，刘伯承在发言中提到：“百团大战前后，我军犯了过早暴露军事实力的错误，没有充分发挥正规与游击相结合的优势力量……”
这篇《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现状报告》本是刘伯承的自我反思，他并不是刻意针对谁，而是对于晋冀鲁豫工作的一个总结。
可令刘伯承始料未及的是，这份报告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于彭德怀而言。
他不理解百团大战那么多战士拿性命搏下的战役，怎么就被扣上了这样的一个帽子。
性格耿直的他想不明白，关于百团大战的争论持续多年，尽管后续很多言论并非刘伯承所说，可最初提出批评和检讨是刘伯承。
两人没有隔阂，是不可能的。
1956年，受赫鲁晓夫的影响，中央开始彻查干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矛头直至刘伯承担任院长的军事学院。
而彭德怀当时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为此，刘伯承不得不带病进京，在军委大会上带兵做了深刻检讨，发言过程中，他几度语塞，泪如雨下。
这样的情景也让很多同志为之动容，刘伯承的实事求是、深刻的自我批判也让人由衷敬佩。
1959年后，彭刘二人矛盾告一段落。
而这两位元帅长达20年的误会和隔阂，也成为了历史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