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月如钩！我在上海的苦难日子，留下一生的遗憾，我们会再见吗

文︱沈西城

我从小跟外婆度过童年，与母亲分隔两地，挨了五年多，后到了香港继续体验喜怒哀乐。

我生在寒冬腊月的旧上海。一九四八（丁亥）年新历一月十八日晚上，我来到了这个苦恼的人世，跟许多人一样，体验着喜怒哀乐。童年到中年一直苦难缠身，尝尽人间百苦。新历一月十八日即农历十二月初八，那天，在上海是一个大节日——腊八节，家家户户都熬腊八粥，那是一种甜粥，以红枣、果仁为主料，熬得黏稠，可果腹。外婆嗜甜，最喜吃。那日早匀天，外婆一定拖着我去庙里烧香，原来这日正是佛祖释迦牟尼得道日。难怪我妈妈的和尚师傅抚着我的头说：“这小孩有佛性。”

从小，妈妈便没在我身边，我是跟随外婆度过了童年。外婆常跟我说起我出世那天的事儿，坐在小木凳子上，右手拨葵扇，左手嗑黑瓜子：“关琦，侬价娘是馋老虫，生侬那一日，顶着大肚皮也要跟我去吃年夜饭，结果吃出事体来！”

上海人作兴年夜饭，一到腊月，家家都摆年夜饭，你请我，我回请你，往来频密。大底在腊月中旬，年夜饭不断，有的在家中招宴，也有上馆子的，菜式有四冷盘：海蜇头、油爆虾、五香牛肉、熏鱼；跟住上两热炒：清炒虾仁、韭黄炒鳝糊，或者是虾子海参；再来一大锅腌笃鲜；压轴的是清蒸鲥鱼和酱油鸭。最后甜点，大多酒酿丸子和八宝饭。一家请一日，外婆姊妹淘忒多，可以连吃十来日，省下买菜钱，替我添套新衣裳，新春拜年，体面一点。

年夜饭时来到人世

外婆往下说：“李先生家里吃年夜饭那天，下午，你妈妈肚皮作痛，躺在床上。到黄昏，我要去吃年夜饭，叫领娣（我阿姨）来陪伊，死活勿要，一定要跟我一道去，吵伊勿过，就叫了一辆黄包车，从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拉去法租界的霞飞路李先生价屋里。黄包车走得快，侬姆妈顶着一只大肚皮，黄包车东倒西歪，痛得侬价娘，额头冒白汗，我就讲‘兰芳，吃不消，就回去伐！’要死快哉，侬姆妈馋老得要死，另外手又痒，一定要敲麻将牌，去去去，随便侬！七点到，八点半开席，刚刚吃上两只菜，侬姆妈捧着肚皮叫痛，人人急扯白脸，七手八脚叫汽车将侬姆妈送到法租界法国人经营的广慈医院。九点十分钟，送进去，九点半，侬只白白胖胖价小赤佬就钻出来了！”

摆脱娘胎这么急，说明我是个急性子。三岁定八十，做什么事都是急，吃东西急，走路急，字体急就章，写到潦草不堪，人人都看不懂。（嘿，有时连自己也看不大懂哪！）

生下我不到一个月，母亲就匆匆挟着金条跟姊妹淘，跑去香港开舞厅去了，留下我跟外婆，一老一少相依为命。由是我对母亲印象十分模糊，依稀记得是一个非常美丽妩媚的女人。

那时候，打香港汇款到沪，不大畅通，吃不准日期，到了月底，粮仓腾空，如何是好？幸得外婆人缘好，骰子活落，左邻右里，都是兰芳阿娘地叫得震天价响，分外亲切，知道我们外汇未到，都热情地拉我婆、孙二人到他们家里吃饭。太热情了，顺得情哥，失嫂意，只有推说，粮仓还有剩，总算对付过去。

吃饭不成问题，衣着却是很寒碜，我只有两件短棉袄，一件还是邻家关兴阿哥穿落的，至于棉鞋，早已穿了洞，打上补丁。一岁，刚懂走路，还要翘尿片，哪有现在的孩童幸福，有纸尿片可用，穷人家只好以旧衣服撕烂来代替。布尿片又粗又硬，夹在股间，十分难受，举步不易，只好叉开双脚走，因而落下了一个毛病——走路八字脚（到了香港，同学们都嘲笑我是摩登差利，即Charles Chaplin，又译查尔斯．史宾赛、“查理”．卓别林）。

解放了，人人要学习，认识新社会，目不识丁的外婆，十字不懂横划，也得要到合作社学习新思想。华灯初上，每有党干部来叫弄堂里的人去开会。宁波老娘外婆，使泼想不去，给干部大姐半拉半劝地拉走了，留下我一个黄口小子独个儿留在家里面。会往往一开两三个小时，东西当然没吃饱，即有便意，也只好撒在裤裆间。好不容易等到外婆开会回来，进门臭气冲天，长裤裾边都沾满粪尿。外婆一把搂住我，半哭带喊：“关琦，要死快哉，作孽作孽呀！”这种苦难日子，一直到我五岁去香港时方结束。

留学日本，错过奔丧

算起来，我和外婆两人一同挨了五年零三个月。我一直把外婆看成我妈妈，妈妈可以不要，外婆不能不要。天不遂人愿，外婆仙逝，当时我留学东京，母亲因为交通隔涉，没有通知我回香港奔丧，我无法送外婆的终，留下一生的遗憾。今夜，残月如钩，漾着白光，我的好外婆，我想着你，你到底在哪里？我们会再见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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