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三十七世孙给叛军宣讲儒家经典，当天夜里，叛军首领全家被杀

当孔子的三十七世孙孔巢父带着唐德宗的命令来到魏博后，他深入底层，了解民间疾苦，随即召开了一场魏博官兵全体参加的慰问大会，并做出重要讲话。

孔巢父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唐德宗对魏博的信任和支持，并宣传了朝廷对各地藩镇的优惠政策。他寄希望于魏博官兵在危难之际发扬团结奋斗的精神，克服一切苦难，紧密围绕在魏博节度使田悦身边，与朱滔等敌对势力彻底撇清界限，坚决贯彻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打造一个河北地区行之有效的忠诚藩镇。

孔巢父

博学多闻的孔巢父口才非常好，他的讲话深入主题，牢牢把控唐德宗拉拢藩镇的方针。一番大义凛然且极具感染力的演讲引发了魏博官兵的共鸣，原本萎靡不振的战士们一个个挺胸抬头，斗志昂扬，宣称誓死捍卫大唐王朝的权益，与叛乱的朱滔抗争到底。

大会胜利召开的当晚，魏博节度使田悦为了感谢孔巢父，特地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主宾二人开怀畅饮，喝到大醉。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孔巢父第一眼就看到了田悦，只不过田悦只剩下一颗人头了，手提田悦人头的是他的堂弟田绪。机敏的孔巢父立刻想到了他睡着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面对刀剑出鞘的田绪和他的手下，孔巢父以魏博宣慰使的身份，代表唐德宗当场宣布田绪为代理魏博节度使。

这是唐史读物《血腥的盛唐》中关于唐德宗时期藩镇乱象的一个缩版，本文的主人公并不是嘴皮子一流的孔巢父，而是他的衣食父母唐德宗。

魏博兵变，田悦被杀

唐德宗这个时候也没有能力给手下发放吃喝了，泾原兵变后，唐德宗从长安跑到了奉天，在朱泚的围攻下，他只能夜夜啃树皮，偶尔吃顿草都已经是大餐了。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将唐德宗从落魄中拉了出来，他不仅打跑了谋逆的朱泚，还想对唐德宗的宠臣卢杞下手。然而，唐德宗绝不会让他得逞，连城门都没让李怀光进，就把他赶到长安附近，围攻朱泚去了。

手握五万朔方军的李怀光几乎是唐德宗时期的唯一平叛力量，在各地节度使相继叛乱的时候，只有郭子仪带出的朔方军始终忠诚于朝廷，可朝廷并不信任朔方军。

一向和善的朔方军在李怀光的带领下跟唐德宗唱反调了，他以攻打长安要挟，逼着唐德宗赶走了卢杞。卢杞一走，唐德宗的智商就有了质的飞跃，重新回到了刚刚继位的时候。在翰林学士陆贽的谋划下，他下达了罪己诏。

唐德宗下罪己诏

唐德宗的罪己诏远比汉武帝的要诚恳的多，他将即位以来的所有过错全部归纳到自己身上，面对藩镇之乱，唐德宗诚恳的承认错误，将不称帝当作他最后的底线，在此基础上，所有造反的藩镇都可以得到无条件原谅。而对李唐丧失的人心，唐德宗废除间架税、除陌钱，以最大的诚意挽救老百姓对李唐的支持。

罪己诏一颁布，在长安称帝的朱泚立刻成了李唐的唯一敌人，他也反唇相讥，将国号从秦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而河北的王武俊、田悦，山东的李纳则连王号都不要了，悄悄的与唐德宗达成了和解。唯有南方的李希烈逆流而上，自称楚帝了，明目张胆地跟唐德宗叫板。

李希烈是有资格这么做的，此时各地叛乱的藩镇，唯有他的实力最强，兵力最盛，甚至已经从南方打到了河南腹地，大有吞并东南各地的趋势。

李希烈实力强大

而河北的朱滔为了支援长安的哥哥朱泚，与回纥勾搭在一起，裹挟着王武俊、田悦，准备渡过黄河，抢占中原，对唐德宗东西夹击，彻底霸占李唐的天下。朱滔的想法是好的，只是王武俊和田悦跟他已经貌合神离，根本不会给他南下的机会。

朱滔也不敢南下，王武俊和田悦都在他的后方，李纳在他的南边，这三家关系非常好，同进同出的，一旦他离开幽州，后方势必会成为三家瓜分的对象。因此朱滔只能主动出击，占领魏博的领地。

朱滔对田悦突然开战，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搞得魏博人心惶惶。关键时刻，唐德宗的特使孔巢父到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重新恢复了魏博官兵的斗志，只不过半夜时分，一向不得志的田绪趁田悦酒醉之机砍杀了他全家老小，霸占了他的节度使府，吞并了他的子民，成为孔巢父委任的代理节度使。

田悦的被杀并未造成其他影响，权衡利弊后，田绪仍旧决定归顺唐德宗，与王武俊、李纳共同对抗朱滔，并将朱滔压制在幽州城内。

魏博节度使换人

然而，驻守在关中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却与朱泚秘密联合，起兵造反了。李怀光谋反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朔方军内部反对的声音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神策军李晟大兵压境的时候，李怀光更是感觉腹背受敌。

因此，他悄悄的跑了，跑回了老家河东，关起门当上了山大王。失去李怀光制衡的李晟在唐德宗的授意下直逼长安，仅用七天的时间便打跑了汉元皇帝朱泚。自泾原兵变后，李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再次回到李氏皇族的怀抱。

唐德宗回到长安的那一刻，对李晟的感情之情溢于言表，他像曾经的唐肃宗一样，感慨道：“这是上天赐给我的良将啊。”

朱泚被杀，朱滔自杀，南方的李希烈也被手下大将陈仙奇毒杀，轰轰烈烈的藩镇之乱以如此荒诞的方式宣告结束，而唐德宗一朝，却再也看不到前进的方向。

中唐名将李晟

王觉仁在《血腥的盛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诸藩大叛乱之后，唐德宗的施政方针由锐意进取改为绥靖政策。

“终结这场叛乱的真实原因并非来自李唐强大的军事能力和人心所向，而是唐德宗的妥协退让，他重新承认了诸藩自专自代的合法性。表面上的胜利并未给李唐带来多少好处，反而让朝廷丧失了形象和尊严，诸藩废立自专、拥兵自守的局面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改变，百姓对李唐皇族的信心却越来越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