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梁建章：人生的两件终极大事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梁建章是比较特别的存在。

一方面，他创立了携程，并且成功带领公司二次创业，使携程进入了新局面。另一方面，他还是人口专家，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在网上积极为中国人口问题发声，论著颇丰，成为该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学者。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身体力行，在携程推行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从去年7月开始，携程宣布投入10亿补贴员工生育。此外，携程还在国内率先实施混合办公制度，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选择1-2天远程办公。

最近，借着梁建章发布新书《创新主义》的契机，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下文根据本书以及与梁建章的谈话内容整理而成。

整理 |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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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10多年都执着于研究人口问题？

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怎么会如此执着地研究人口经济学？这还要从2007年说起。

当时，携程已成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37岁的我决定辞去CEO的工作重回校园，追求学术生涯的发展。最后，我花了4年时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硅谷当时正是全球创新创业的中心，很自然地，创新和创业成为我的研究主题。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力和这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越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弱。

随后，我的相关论文发表在经济学顶级学术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上。这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尤其关于中国、人口和创新的关系，可以说是学术界一个非常需要补充的领域，所以我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口数据。

以前的人口经济学家往往只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讨论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而我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对经济更为关键和重大的影响，是对创新力的影响。当中国经济进入创新经济阶段，对于能否高速和持续发展，在全球拥有足够的竞争力，创新力是根本。

创新产业的特点是，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但边际成本却很低。人口大国往往能够仰仗其市场规模承受巨额投入的成本，并且依靠庞大人才资源形成产业和科技创新的集群，从而在新兴领域率先实现产业化，然后将商业模式迅速复制到其他国家。

有创新就要有传承，两者是一体的，必须放在一起讲。

传承是指后人继承并传播了创新的想法，并且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创新。创新需要传承，因为传承是创新的结果和测量，传承能反映创新的想法对于后人的影响，一个没有传承的创新，就像仅停留在脑子中的想法或者没有任何人读过的论文，可能都算不上创新。

传承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养育后代。如果把生育看作基因的传承，那么自从有了两性繁殖，每次基因的传承也伴随着创新，因为每个孩子的基因都是父母基因独一无二的组合。基因与模因(meme)的创新和传承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个观点由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首先提出，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如果把人比喻为计算机，其硬件就是基因，软件就是模因（想法），人类文明既需要基因的创新，也需要想法的创新。

创新活动要靠人类完成，所以人口是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想法的创新离不开人口的繁衍，就像软件离不开硬件一样。

所以我认为，人类文明的意义，就是通过创新和传承来实现长期繁荣，持续为人类的知识大厦或者基因大厦添砖加瓦。

AI时代，还需要这么多人吗？

有人会认为，如果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足够先进，那么就不需要这么多人口了，所以生育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样的观点似是而非，因为从创新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存在反而凸显了人口的重要性。

自从深度神经网络出现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ChatGPT的出现是个奇迹，超出了几乎所有计算机科学家的预料。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将取代哪些职业，是否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哪些行业会受到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人工智能又将如何影响创新和教育？人工智能会如何影响收入分配？

解答这些问题前，我们先来看一个行业象限图。我们把一些代表性行业分成两个维度，四个象限。

横坐标是行业的科技自动化程度，从左边“容易自动化”到右边“难以自动化”。比较容易自动化的行业包括农业、家电、服装、汽车，还有数字娱乐行业。“难以自动化”的行业包括房地产行业，因为建筑工和装修工短期难以被机器人取代。旅游因为涉及到人的运输和服务，也比较难自动化。

纵坐标是需求层次的维度，从低的“物质需求”到高的“精神需求”。人的物质需求包括“衣食住”等行业，物质的需求到一定数量以后会相对饱和，而精神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旅游、娱乐还有教育属于精神需求，创新满足了人类探索的本能，所以也是精神需求。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有些行业会萎缩，如制造业；有些行业会稳定，如房地产业和数字娱乐业；有些行业如旅行业和教育业，会扩大并且吸收更多的劳动力。

当然，从长远来看，百年以后教育和旅行说不定也能完全自动化。但有一项工作却可能永远只能由人类完成，这项工作就是创新，创新对人类而言是一种难以自动化的高级行为。

创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业，而是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研发和创作活动中。

创新也是可以部分自动化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忙自动做实验、记录数据和分析数据，或者用机器学习来提议可能成功的解决方案。比如，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搜寻和测试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像人工智能系统AlphaFold），还可以辅助做一些艺术创作。但是一般来说，人类在提出问题和需求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因为人类到底需要什么，从根本上还是要问自己。一些解决方案的选择，会牵涉人类特有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判断。另外，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人类也不会把创新完全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因此，人类会继续把握创新的方向盘和最终决策权，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完成创新。

同时，创新能给人们带来成就感，满足好奇心，并使人们在探索过程中产生乐趣。而且，人工智能取代了一些简单重复的任务，使创新的工作更加有趣。因此，创新将成为一种高级的精神需求，会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这项工作。

人工智能时代，创新能力和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与创新有关，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有人说，创新只需要少数天才而非大量人口就能实现，但这种观点显然与历史趋势相悖。人类在创新方面正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而且人口越是密集的城市与地区，其创新力越旺盛，这种趋势现在并没有放缓的迹象。将来会有更多人具备参与某种形式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意愿，其中既包括高技能工作（例如人工智能编程），也包括低技能工作（例如游戏测试和电影评论）。

而且，AI需要大量用户生成的数据进行训练，大量的消费群体是AI时代非常重要的创新要素。

AI等技术进步意味着，人类能用更少的工作时间创造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对人类是福音。如果AI使人类或人口变成多余，那一定是工作制度和社会分配制度出了问题，需要改进的是工作制度以及如何把商品和服务更好地分配给每个人。

人口问题严峻以及改善

然而，未来科技的创新能力正在受到低生育率的威胁。

当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了以色列，所有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是法国、丹麦、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他们的生育率略低于更替水平。

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低生育率对经济发展不利，并且采取了各种程度不同的鼓励生育政策。南欧和东亚的一些国家似乎陷入了超低生育率的陷阱。

东亚及东南亚文化圈中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中国以及新加坡之所以出现超低生育率，首先可能是因为儒家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

许多父母为了让孩子进入一流大学，不惜花费大量时间，这种育儿方式使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抚养多个孩子。

父母不仅需要花费很多精力辅导孩子的家庭作业，而且需要花很多钱让孩子参加补习班。数量众多的培训机构，在这些国家形成了庞大的产业。东亚父母似乎更关心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由此出现了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

其次，随着经济更多转向服务导向型和创新驱动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参与率都在稳步上升。

在许多国家，女性的大学入学率与男性不相上下，甚至高于男性。在美国和英国，女性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几乎比男性高出40%。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多于男性。此外，中国城市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0%，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高的。可以想见，女性在教育和事业发展方面投入的时间越长，用于养育子女或者投入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就越少。

当然，女性能够更多地参与创新并且实现职业生涯的成功是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且女性独立和生育率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如果一个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生育福利，女性就有权力自由选择兼顾职业发展和家庭幸福。例如，北欧国家提供了包括幼托服务在内的完善的生育福利，这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女性地位和生育率都是最高的。

再次，现代城市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娱乐休闲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用来养育孩子的时间变得更少了。

正因如此，城市中的年轻人不断地推迟结婚时间，晚婚已成为大势所趋。有些人选择不生孩子，甚至宁可过单身生活。另外，网络游戏和虚拟世界等让人上瘾的娱乐方式，严重影响了年轻人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伴侣的欲望。

部分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婚生育比例很低。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非婚生子女仍然是社会禁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20年日本和韩国的非婚生子女占新生儿的比例只有2.5%左右，欧盟国家非婚生子女占新生儿的比例平均是41.9%。在北欧国家和法国，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超过50%。

中国在2022年的生育率只有1.05，在世界范围内只有韩国的生育率比我们低。最近上海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2023年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只有0.6。为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应尽快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各种现金补贴、减税补贴、房贷补贴等还要出台各种配套的对生育友好的政策，例如建设托儿所、男女平等的产假、开放外国保姆、辅助生殖和平等对待单亲家庭鼓励混合办公等相关政策。

提供生育福利大概需要花费GDP的2%—5%才会产生显著的效果。这个力度略高于鼓励生育比较成功的北欧国家，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支出占GDP的1%—3%。

法国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有人说日本一直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还是很低。其实，如果以欧洲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对象，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是相对较低的，鼓励生育的开支普遍只占GDP的1%-2%。

日本鼓励生育真的没有效果吗？我们应该来问，如果日本不鼓励生育，生育率会低到什么程度呢？很可能会比现在还低很多。得益于其鼓励生育的措施，至少日本的生育率在东亚国家和地区里是比较高的。韩国的养育成本如房价和教育成本比日本更高，鼓励生育的力度也不如日本，所以其生育率已经跌破了1。

中国需要出台比其他国家力度更大的鼓励生育政策。当然还有最难的教育改革，只有重塑现有的高考和中考制度，才能扭转超低的生育率。

这些政策改革难度都很大，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才能推行。

国家、企业、个人如何培养创新能力？

在微观层面，具体的创新方向是不可预测的；在宏观层面，一个国家的创新力源自其创新者的思想交流。

所谓创新者，可能是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可能是一个关键零部件的厂家，也可能是一位深度用户。与这些创新者进行交流，是产生创新想法的源泉，所以一个国家的创新力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口能力，以及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

人口能力是指人口中平均的个人能力，其中包括天分、教育、经验、精力、沟通能力和冒险能力等。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是指本国和国外交流的畅通性，涵盖信息、商品、资金等多种交流形式。一个比喻是，人类社会就像大脑，人就像神经元，神经元越多（好似人越多），神经元越活跃（好似个人能力越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好似内部和外部交流畅通），大脑就会越发达。

用公式表达就是：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这四个变量，分别对应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和流动效应。

人口数量和规模效应

对于高科技或者文创行业，由于研发创新的固定投入是其主要成本，规模效应就越发显著。例如，在携程旅行网，可以雇用5000位软件工程师，相比之下，日本市场只有中国市场的1/10，因此，一家类似的日本公司只能雇用几百个工程师。

有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即使是一个小国也可以进入全球市场。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当今的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都很低，来自一个小国的公司完全可以将标准化的制造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但在日益重要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服务领域，大国人口规模的优势仍然无可替代。这是因为该行业的先发优势非常关键。一旦某家企业抢先取得了大量客户，形成了网络效应，其他公司就很难追赶。

在一个网络效应发挥巨大作用的行业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率先跨越客户规模“临界值”(critical mass)的公司。举例来说，如果1000万名客户代表一个“临界值”，要达到这个临界值，在美国市场上（其人口总数为3亿人）所必需的渗透率约为3%。对于总人口只有1亿人的日本来说，所必需的渗透率则为10%。而在中国，这一比率小于1%。

因此，如果比较某项创新达到临界值的时机，美国市场通常会比日本市场快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如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亿客行等，在国内市场成功达到临界值以后，就迅速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功占领世界市场。在互联网行业，起步时机的早晚，往往足以区分赢家和输家。

这种先发优势还体现在数据优势上，尤其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行业，用户的数据成了训练算法的要素，用户数据越多，算法就越好。显然，拥有大量本国用户的美国和中国公司更容易取得先机。

人口能力和老龄化效应

低生育率不仅造成人口规模减小，而且必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有天赋的创业者，一般都是在30多岁时最具创造能力。

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提升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能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会影响年轻人的活力。一个员工获得高级职位的概率，取决于相关领域内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如果公司里存在大量四五十岁的员工，那么年轻员工就不太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管理责任，因为高级职位已经被年长的员工所占据。

因此，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里，不仅年轻人的数量变少，而且由于他们的发展被数量更多的老年人所阻碍，所以年轻人很难创业。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负面例子，近几十年，日本的初创企业数量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而迅速下降。在日本排名前10的高科技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是在近40年之内成立的。

由于阻挡效应，当劳动力变得老龄化时，年轻员工的晋升速度就会减慢。当年龄结构呈现年长者多、年轻人少的倒金字塔形时，员工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晋升到高级职位，无法在年轻时就得到成为企业家所必备的锻炼和积累。

内部交流和聚集效应

在制造业中，聚集效应是相关企业互相靠近的结果。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效应，则是创新人才聚集的结果。当有创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时，这种效应可以产生化学反应。

在夜晚的硅谷，餐馆和咖啡馆里坐满了身穿休闲装的工程师，他们热情洋溢地讨论着下一次的技术突破和创业机会。由于无数高科技公司的地址如此接近，人们很容易在不同的公司之间流动。

在硅谷企业中，员工的流动性非常大。如果一位工程师有创造性的想法，却不能得到公司的资金支持，他就可以带着想法加入其他公司，甚至可以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自行创办一家新公司。

此外，大城市不仅可以使人才与企业更好地匹配，而且可以为更多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提供在一起工作的机会。近年来，互联网和软件领域的技术创新往往需要多学科合作，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大城市的优势。

中国的创新也主要来自一、二线大城市。中国人口数量居世界前列，理应出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所以尽管中国的人口不再增长，但大城市的人口可能还有增长空间。政府应该积极地扩容大城市，平抑大城市的房价，让更多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安居乐业，充分发挥聚集效应，提升创新力。

对外开放和流动效应

国际交流不可替代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再大的国家，相对于世界还是很小。再多的国内人口，相对于世界人口还是少得多。而且远方的物产、商品和创意，往往更具有多样性或者启发性。例如，当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以后，各种新的物种不仅提升了农业发展水平，也催生了博物学和进化论，还促进了天文和物理学的发展。因此，即使是人口大国，也必须抱着开放和虚心的态度向全世界学习。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投资开放程度高，但是在信息和人员流动开放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国家创新力模型同样可以延伸至企业层面。比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取决于研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研发投入越多，创新力越强。

以创新为目的，其实和追求利润并不矛盾，因为强调创新有利于提升长期的利润。

以创新为目的的另一层含义是，不做同质化的价格竞争。在考虑是否进入一个新市场时，不能只基于这个市场的利润率，而应该考虑能否抓住创新的机会，即在某些方面做得比现有对手更好。

企业创新能力除了关乎人才的数量和能力之外，还取决于外部和内部的交流。

由于企业比国家小得多，内部交流就是营造科学的方法和决策方式，学习和分享的环境，平等开放的文化。

外部交流包括同行交流和上下游交流等。企业外部交流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其组织机构决定。

分析组织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集权和分权。从创新角度来看，如果整个行业正在面临快速的变化，那就存在很多创新机会。这时分权就会比较有利，因为可以发动各业务部门的能动性，较快地抓住创新机会。相反，如果行业的创新机会不多，那么集权更有利于降本增效。

外部交流的强度，还取决于企业的采购策略。总的来说，越是开放的采购和合作策略，就越有利于外部交流。有些企业的所有零部件，主要由固定的长期供应商或者控股子公司完成，实现所谓的“垂直整合”。这样就减少了很多沟通成本，似乎短期效率更高。但如果一个行业出现很多创新机会，这种模式就容易导致反应迟钝。

反之，如果采用开放的采购策略，即让很多供应商来竞争，那么就会比较灵活。这么做的代价是，当存在很多供应商时，连接和沟通的成本会比较高。

对于个人来说，当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但是创新更加仰仗于跨界合作。创新的顿悟，经常会发生在不同学科的知识相互融合。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扩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熟练使用数据统计和计算机工具。

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是理解世界的基础理论、模型和工具。对于应用类或者细节性的技能，可以不学或者等到用时再学。因此，在基础教育甚至大学本科阶段，要用更多时间去学习工具性和理论性知识，广泛涉猎不同领域的基础知识，而不是过早地接受专业学科教育。

总结

创新很难，需要付出长时间的努力。很多人的创新尝试可能以失败告终，所以创新主义的价值观不会自动成为社会主流。但创新的尝试无论成功与否，终将惠及全社会。正如前文所述，通过全社会认可创新主义的价值观，才能让更多社会资源投向创新。

同样的道理，现代社会主要由家庭承担抚养孩子的成本，但孩子未来的创新却主要贡献于社会。考虑到养育孩子需要消耗巨大的成本，所以生育文化不会自动成为社会主流。正因如此，几乎所有富裕国家的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生育是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的选择都应该被尊重。但我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能提供友善的生育环境，并且营造出鼓励生育的社会文化与舆论氛围，那么这样的社会环境还是能影响和改变个人选择的。

总之，创新和生育之间存在着利益错配，在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之间，都存在矛盾。大多数人虽然认可创新和传承的长期使命，但做起来会面临重重困难。

只有当很多人达成了新的社会共识之后，也就是把创新和传承当作文明的使命和生命的意义之后，才有可能推动公共政策做出必要的改革。与几十年前相比，当代社会富有得多，完全有能力投入足够的资源去支持创新和生育。目前真正欠缺的，是全社会对于创新主义价值观的普遍认可。

在宇宙的尺度，人类的生命非常短暂，地球也非常渺小，但是只要不断地创新和传承，就可以实现无限广阔和有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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