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 | 我是中国文化讲习班的首届学员——我与中国文化书院

“纪念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四十周年”

郭齐勇 口述 杨永涛 整理

一九八五年年初，我受萧萐父老师的派遣，到北京参加由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首届中国文化讲习班。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学习、交流中国文化，聆听一些前辈师长们的演讲。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北京大学冯友兰先生与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先生发起，联合北京地区的学者们组织的一个民间性质的组织，这个书院是现代中国书院复兴的开端与样版，其成立很有意义。

右起：汤一介先生、鿄燕城先生、乐黛云先生与笔者

汤一介先生、庞朴先生等老前辈当时还是壮年，在讲习班讲学的学者既有国内的老中青三代，也有国外的著名学者。授课的专家有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金克木、虞愚、邓广铭、侯仁之、何兹全、袁晓园、季羡林、吴晓铃、阴法鲁、戴逸、李泽厚、汤一介、庞朴、宁可、王尧、丁守和等先生。在后来又有海外学者杜维明、成中英先生等参与。中国文化讲习班的学员是自愿报经书院同意，来这里听课的，也有各单位推荐来参加学习的。这个讲习班的导师了不起，学员也是学有专长的研究者。比如武汉去的学员，除了我本人之外，有当时在湖北大学执教的冯天瑜先生及华中师范大学的严昌洪先生。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中国文化书院“黄埔一期”的，很自豪。当时，我们这些学员在北京的住宿条件一般，但是大家都刻苦地学习。我们住在中央团校的一个地下室，睡的是学生们用的高低床，冯天瑜先生跟我们都住在一起。

我记得开学典礼的时候，汤一介老师让冯天瑜先生作为学员的代表讲几句话，老师的代表当然是梁先生等前辈学人。梁先生讲话的时候目光炯炯有神。他一上台就讲：“我七十年前就说过，我们未来的世界将是中国文化大兴于天下的世界。中国文化大兴于天下一定会是一个现实，我七十年前就是这个主张，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主张。”这段话把我们的心弦震得直响！那季节春寒料峭，但我们的心却是火热的。

那时，我与友人为搜集、整理、研究熊十力先生而拜访过梁先生。我发现，梁先生并非是一个迂腐守旧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追求独立自由人格的现代人。他反对的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以绝对二分的心态，全面否定孔子儒家和释迦佛学的粗暴做法。张岱年先生等都亲自给我们上课。可见，当时的老师们都是北京的一些最有名的中国文化的大家。在此之前，中国的传统书院没有任何复兴或被重视的迹象，而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之中，书院回归了，它是带有民间性质的、自由讲学的机构，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举。在书院中举办中华文化讲习班也是一个创举，在那里能够听到各方面相互矛盾的、相互冲突的一些看法。文化讲习班的这些老师们所讲课的基本立场，我觉得还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启蒙理性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两者的结合。与英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样，它自身也是有政治上的现代化主张，民主政治的诉求。这与传统文化的复归看上去是有矛盾的，有张力的，但是这两者却能够结合起来，很有意思。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诉求当然是对自由、民主等普遍价值的诉求，在文化上也不意味着要丢弃传统。

笔者拜访梁漱溟先生

在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中，传统文化是一个封建主义的、过时的、落后的、保守的存在。而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学者们开始讨论的主轴和基调虽然是西化，在政治层面上，有自由、民主的诉求，也主张个性独立，但在文化层面上则有回归传统的声音，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多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后来，林毓生先生也来到中国文化书院讲学，并出席学术会议。他主张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观点也很受欢迎。

汤一介老师、庞朴老师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核心人物，他们运筹于帷幄之中。汤老师把海内外的名家都请到这个书院，给我们上课，我们前所未有地享受到跨文化、跨国界的思想盛宴，接受“脑力震荡”。通过授课，提高了我们的见识。授课导师里不仅有“老古董”，也有新派、洋派的专家。讲课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典籍及代表性人物，每位老师都独立地讲他们个人的思考，可谓异彩纷呈。有讲佛教文化的专家、有讲印度文化的专家，总之，“儒、释、道”，“中、西、印”，“马、中、西”各方面的专家都有。

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讨论，参与讲习的导师也有不同的意见。像包遵信先生是全面批评中国文化的，他主张向西走，全盘西化；像李泽厚先生倡导的是西体中用的主张。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看法。张岱年先生、石峻先生则是讲得非常平实，很有道理。在汤老师感召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机构与高校的文科老专家们都到这里来给我们授课，晚上则是学员们互动讨论的时间。我们作为学员受益匪浅，真的是非常感动。我对中国文化的许多反思与新认识也拜中国文化书院的师友们所赐，因此，我很自豪地说我是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首届中国文化讲习班的学员。

右起：萧萐父先生、庞朴先生与笔者

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第一期的学员，我后面也参加了书院的一些活动，也成为中国文化书院相关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汤老师等北京方面的专家也跟萧老师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一九八七年，我记得是当年的重阳节吧，中国文化书院又组织了讨论梁漱溟先生思想的会议，会议在香山召开，梁漱溟先生也亲临会场，我陪萧老师前去开会。后来，一九八九年我和萧老师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的会议，一九九0年是关于冯友兰先生思想的学术研讨会，我们也参加了。后来，中国文化书院也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前面所说的几次会议，我都是陪萧先生一起去的，我们师徒一起参加，都发表了论文。

透过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之初的相关活动来看，中国文化书院已经成为当时沟通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的重要的桥梁，所以我们对中国文化书院是很有感情的，我们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彼此的感情日益深厚。汤一介老师也让我们来组织一些活动，我们向汤老师学习，在湖北也办了类似于北京的中国文化讲习班。那是一九八五年年底，我们在萧老师的组织下在黄州主办了一个盛大的熊十力学术思想讨论会，那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会议，一些名家都来了，杜维明先生等许多海外专家也都跋山涉水赶来了，那是他们第一次到湖北，长江在黄州地段上没有桥，过长江还需要摆渡。我是协助萧老师办熊十力思想的会议，同时，萧汉明学长协助萧老师办讲习班。那时候，湖北当地的文化学者以及邻近几个省的学者们就到这里来参加中国文化讲习班。这也可以说是顺应当时文化热，学习中国文化书院的做法。

由于汤老师和萧老师的密切联系，北大和武大也经常联合举办一些活动。我记得那个时候汤一介、王元化、姜义华、朱维铮先生等北京、上海的学者，武汉地区的章开沅、萧萐父、冯天瑜先生等都在一起组织了很多文化活动。当时，在全国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学者协调会，来组织一些传统文化的会议，并确定各个地区研究的重点。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文化讨论的基调是批评传统的，是追求西化的，基本价值是追求自由、民主等诉求。当时的主流诉求还是面向启蒙的。当然，“启蒙”本身具有复杂性，萧老师认为，中国文化的“启蒙”有中国文化内在的根芽，自由、民主这些诉求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创造性地启导出来，因而，他特别重视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他们代表着传统中一些面向现代性的理念，所以，他很推崇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萧老师的感召下，武汉地区的传统文化讨论和研究的重心以明清之际的中国文化为主，并以开放的交流理念，中西互动，古今交融，推进了一些学术会议和学术沙龙的开展。汤一介、朱维铮先生等都到湖北来过，并参与了我们主办的中国文化讨论的活动。后来，华中师范大学举办过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规模会议，我们也参加了。

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中，中国文化书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一些列活动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活跃氛围，体现了老一代学人无私奖掖后学的精神，渗透出中华文化持久而浑厚的生命力，以及如何推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我本人也积极参与了上面提到的活动，获益匪浅，我始终感谢萧老师，汤老师，感谢中国文化书院。我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第一个班的学员，作为书院“黄埔一期”的学员，感到由衷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