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1876年，一个中国人去到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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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876年（光绪二年），受大清朝廷委派，一个中国人以“大清使者”的名义，去了英国。

这个中国人是华夏几千年以来首个正式的驻外公使，距离1793年首个正式的外国公使——英国人马尔嘎尼——来到中国，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

这过去的八十多年里，世界各国的大事、要事层出不穷，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

1794年，法国爆发热月反革命政变，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

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1807年，美国人富尔敦制造的第一艘汽船试航；

1825年，英国人史蒂芬孙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试行；

1836-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推翻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解体德意志邦联；

1851年‌，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1870-1871年‌，普法战争，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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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过去的八十多年里，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没有闲着，也是各种疾风骤雨、浊浪滔天：

1804年，‌嘉庆皇帝登基‌；

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为特使的使团访问大清国；

1820年，道光皇帝登基；

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

1845年，英国在中国上海设立近代史上第一块租界；

1850年，咸丰皇帝登基；

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中俄签订《爱晖条约》；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1861年，同治皇帝登基；

1871年，中日签订《通商章程》；

1875年，光绪皇帝登基，中英签订《烟台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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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这八十多年里，大清国换了很多皇帝，打了很多战争，死了很多子民，签了很多条约，割了很多土地。

总而言之，古老的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李鸿章于1873年‌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所说的那样：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这些变化的出现，一方面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给大清朝廷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伤害和震撼，另一方面也是近代文明向传统社会发起的肆无忌惮的挑战与冲击。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大清朝廷迫不得已，决定以官方形式，正式委派一位中国公使前往英国，处理“西夷”有关事宜。

这位公使的名字叫郭嵩焘，那一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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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郭嵩焘？

因为他是那个时代最懂“西夷”的中国人，是那个时代能够真正清醒看世界、站得最高并且看得最远的中国人。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字筠仙。生于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死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终年73岁。

他的一生，见证了鸦片战争、割地赔款、太平天国、火烧圆明园、洋务运动等等等大清朝廷在道光、咸丰、同治这三代皇帝在位期间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以及光绪帝早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郭嵩焘首次接触“西夷”，就是在鸦片战争的最前线浙江。

1840年（道光二十年），郭嵩焘到杭州给浙江学政罗文俊当幕僚。

当时，由于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东方远征军”开始对华用兵，首先在浙江登陆，1840年7月攻占定海。

二十出头的郭嵩焘，亲临浙东前线视察，见识到“浙江海防之失”导致的狼狈局面，并对一向被“华夏”所看不起的“蛮夷”的船坚炮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多以后，当郭嵩焘进一步了解到大清禁烟的事实以及英国人的意图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耆”。

在他看来，“西夷”可能不是一个可以一战了事的对手，他们的目标似乎不只是土地、玉帛、皮草，动机也不只是虚荣心、尊严和强权霸道——他们想要的还有平等和诚信，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讲道理”。

他开始强调与“夷人”交涉应该讲“理”，认为对待“夷人”应该首先了解他们的目的，然后再找应对之策，尽量避免把外交事宜变成兵戎相见。

可惜的是，那时的郭嵩焘，虽然屡次上京赴考，却屡次名落孙山，一直没当上什么像样的官职。

人微言轻，他的观点不仅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被其他人视为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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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

从1843年开始，陆续有英国领事、商人、传教士等抵达上海，清政府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作为英国人的居住地，即后来的租界。

随后十多年里，越来越多的洋人来到上海圈地立足，安营扎寨，开枝散叶。洋房、洋楼、洋设施等等，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鳞次栉比，蔚然成风。

1855年（咸丰五年），郭嵩焘为帮助湘军筹措抗击太平天国所需的军饷，也来到了上海。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接触，对“夷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在洋泾浜，郭嵩焘看到那些洋楼、洋房：“极明爽，四面皆离立，环以窗棂，玻璃嵌之。……置诸玩器，精耀夺目”，心里的感受是“雄敞可观”、“穷奢极靡”、“靡不精洁”。

他看到洋人的动物都很高大，洋人也很高大，洋孩子“极秀美”，留意到“夷妇多出游”。这些形象，与此前在中国人口中所流传的“鬼佬”“红毛鬼”等迥然不同。

当他与打过一次交道的法国洋行的几位“头目”再次相遇时，他们主动前来殷勤致意，“握手款曲”，他大为感慨：虽然彼此言语不通，礼仪却很周全，是“内地所不如也。”

郭嵩焘甚至认为，西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仪式、礼节、规范，堪称礼仪上国，而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似乎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并不理想。

他去拜访法国领事公馆，看到厅堂的陈设和摆放之后，也是非常惊讶：“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

他去黄浦江上参观英国的火轮船，看到船上有一尊五千斤重以及十几尊三千多斤重的大炮，以及指南设备、救生船只、后舱机器等等，还品尝了“酒味甘浓”的葡萄酒和牛油做的蛋糕。

火轮船上“小夷目”的礼貌侍立引导客人，英国领事的脱帽致礼，船上官兵职责分明，各种设施的配备整齐与井然有序，他的印象十分深刻。

可以说，这次与洋人近距离接触的上海之行，使郭嵩焘大为震撼和惊讶，从根本上动摇了此前留存在他心里对“蛮夷”的各种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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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咸丰八年），英国人突袭大沽，进入天津郊外。

清政府一方面派僧格林沁在通州加强防务，一方面派遣大学士桂良与洋人议和，先后签订中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英、法、美等国退兵后，僧格林沁移军海口，修筑大沽、北塘等炮台。

此时的郭嵩焘，已经从湖南老家来到北京城一年多，先是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后又被翁心存保荐入南书房供职。

这一年多时间里，他持续在关注和了解“夷情”“夷务”，回顾自己此前在上海洋泾浜与洋人打交道的经历，并考查历史上如何处理中外关系，开始在心底形成一套自己的“夷务”观。

1859年（咸丰九年），咸丰帝命郭嵩焘随同僧格林沁前往天津，协助落实军务。

动身前夕，他向咸丰帝奏陈了自己对海防及“夷务”的意见。

郭嵩焘说，由于洋人从海上而来，“沿海侵扰，所驾火轮日行数十里”，单纯防堵一时是无意义的，应该“筹数十年守御”。在没有坚船利炮的情况下，要尽快建立内江水师，补充陆军的不足。

他提出，大清与“夷人”通市已二百余年，交兵已二十余年，却始终没有人通达夷情，熟悉外国文字，“习知夷语通晓夷情”是当前最切要之事。

郭嵩焘随同僧格林沁抵达天津防御大沽口时，《天津条约》刚签订不久，英法联军准备从大沽口前来北京换约。

按他对“夷务”的理解，换约不同于侵略战争，应该讲“理”，以谈判为主。

然而，僧格林沁好大喜功，乘英军不备，大举出击，炮轰大沽口，击沉英舰四艘，击伤六艘，杀死登陆士兵数百人。

这一冒然举动，直接招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随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更为屈辱苛刻的《北京条约》。

僧格林沁炮轰大沽口后，郭嵩焘曾向他进言，规劝“慎重言战”，强调对外关系要“讲道理”，不能一味蛮干。

况且，洋人是过来换约的，并未做好战争准备，突袭虽然取得看似很大的胜利，但很可能会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但郭嵩焘的进言无济于事，僧格林沁根本不听，反而认为“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

直到英法联军大举进攻，侵入北京并火烧圆明园之后，僧格林沁才追悔莫及，后来被革去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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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北京条约》签订之前，郭嵩焘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时代的变迁。

在他看来，“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中外交涉的目的并不是要“致武”，应该尽量了解洋人，以“理”和“诚”相折冲，求得和平共存才是上策。结果，由于朝廷用人失当，主事者模棱参差，遮遮掩掩，导致后患无穷。

然而，在当时各种慷慨激昂的舆论环境下，郭嵩焘的这种冷静旁观、清醒理性的声音没有市场，不被理解也不受欢迎，反而被认为是投降卖国。

此后不久，郭嵩焘称病请辞，离开京城，返回了湖南老家。

在老家期间，当他得知僧格林沁大败、京师陷落、咸丰逃难、圆明园被毁、恭王求和、太后垂帘听政等一系列重大变故后，感慨朝廷不识洋务，不通古今大局，不顾时易势变，不知为法不同。

郭嵩焘认为：“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能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

这种“怕、诈、蛮、蠢”的心态，表明朝廷上下既不明理又不知势，不明察与洋人战事的是非曲直，找不到理智的处理办法，要么一味喊战，要么一味求和，虚张声势又游移不定，以致酿成惨烈后果，实在可悲可叹。

郭嵩焘的这些见识，足以证明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夷务”的俊杰，李鸿章曾经直言：“当世知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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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后，向朝廷奏请启用郭嵩焘。

随后，郭嵩焘抵达上海洋泾浜，与李鸿章身边的有识之士冯桂芬一起，合力建议在上海设立同文书院，招收14岁以下文童学外语，学科技。

后经李鸿章奏请同治帝，1863年获准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正式开启“习知夷语、通晓夷情”之先河。

此后数年间，郭嵩焘又先后担任过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等官职，但时间都不长。不过，在担任广东巡抚期间，他接触到更多洋务事情，并处理了具有外交交涉代表性意义的“潮州入城案”。

根据1858年的《天津条约》，潮州为新开的口岸之一。由于潮州各界抗拒，洋人入城事宜直到1865年仍然没有办妥，英国人多次催促清廷，要求解决。

郭嵩焘对中国人这种盲目不准洋人入城的行为很不满意，他认为盲目地反对洋人，致使中外关系不可收拾，最终吃亏的必然还是中国人自己。

为了做通潮州绅民的工作，郭嵩焘邀请潮州士绅到达广州，向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拿出印刷好的通商条约发给他们，宣称“条约既由谕旨允行，抗违即是违旨”，明确训诫这些士绅“条约所不载，以理拒之；条约所载，不得不俯从”。

由于此前的广东巡抚叶名琛，也是拒绝洋人入城，后来导致发生“亚罗号”事件，促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叶名琛也成为阶下囚，被俘往印度加尔各答后绝食而死，潮州士绅为避免再次发生此类事情，最终接受了郭嵩焘的训诫，洋人入城问题随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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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任广东巡抚后，郭嵩焘请辞了一切职务，再次回到老家湖南，在长沙城南书院著述讲学。

直到1874年春，由于日本进犯台湾，朝廷一方面加强边防，一边紧急启用人才，郭嵩焘、曾国荃等人奉诏入京待用。

1875年，郭嵩焘接任福建按察使。随后，一段中英之间的外交纠纷“云南事件”（又称“马嘉理事件”、“滇案”）爆发，使他重新登上政坛，并成就中国首任驻外公使的事业。

百度百科上，对“云南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

《烟台条约》合计三大部分16款，并附有“另议专条”。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向英国偿款银20万两；

中国派出使大臣，带国书前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惋惜”；

云南当局应与英国所派官员商订滇缅来往通商章程；

英国保留由印度派员前往云南的权利；

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

准许英商船在沿江的大通、安庆、湖口、沙市等处停泊起卸货物，等等。

正是其中这条“中国派出使大臣，带国书前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惋惜’”，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派出长期驻外公使的开始：

李鸿章以郭嵩焘“明通洋务”为由，推荐他回京待命；

随后，执掌大清朝廷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䜣照会英使：拟派郭嵩焘等出使英国；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初八，清廷正式下诏：任命兵部候补侍郎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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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惋惜”，其实是谢罪。

也就是说，郭嵩焘出使英国，首要任务是代表大清朝廷去向英国赔礼道歉。

此事一经传出，举国哗然，认为这是“丧失国威，以夏委夷”。在任命后的几个月内，郭嵩焘受到朝野上下一片攻讦和漫骂，有人甚至写了一幅专门骂他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的湖南老乡们也对他发起猛烈攻击，认为他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曾先后担任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的湖南人刘坤一，就曾在给左宗棠信中直言不讳地说，不知道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将“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好在当时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给了郭嵩焘极大的支持。

慈禧太后在诏见郭嵩焘时，竭力劝他：“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

又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说闲话，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

与其说慈禧太后是在鼓励郭嵩焘，不如说是在PUA他。不管怎样，君命已定，他不想去也必须得去了。

就这样，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二十五日，年近花甲、顶着“华夏罪人”帽子的郭嵩焘离开北京，先经天津上船至上海，随后乘坐英国邮轮“Travancore”号正式出洋，成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第一任常驻欧洲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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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郭嵩焘去英国时，一开始的身份是去“谢罪”的“使英钦差大臣”，正式成为驻英公使是到了伦敦之后的事。

1877年1月，郭嵩焘一行抵达伦敦，住在位于伦敦新城东南的波特伦伯里斯45号、由英国人金登干代为预租的一栋四层楼房里。

半个月后，郭嵩焘正式到白金汉宫呈递国书。为图省事，英国人把“滇案惋惜仪式”和“大清国特派使节常驻伦敦仪式”一起举行。

由于清廷的总理衙门不懂国际惯例，给郭嵩焘的国书只是“惋惜滇案”的文书，不是公使驻节文书。并且，文书上也没有写上随行副使刘锡鸿的名衔，按英人规定，刘锡鸿不能随同郭嵩焘一起呈递国书。

与英国外交官员磋商后，郭嵩焘擅自在国书中加上“即饬作为公使驻箚”一语，赋予了“驻英公使”的正式身份，并力争到刘锡鸿以副使身份的觐见权。英国人强调，仪式结束后，大清国仍须补颁正式国书，否则不得认为是正式公使。

郭嵩焘初次觐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是在白金汉宫。

面对女王，他从容地行鞠躬礼，女王也鞠躬还礼。随后，郭嵩焘三鞠躬至前，诵读国书，由专人向女王口译成英文。

互致确认信息后，仪式圆满结束。

1877年11月，大清国委派郭嵩焘的正式文书由总理衙门补寄后抵达，郭嵩焘再次觐见女王时，补递了国书。

此时，郭嵩焘已被清廷正式任命为兵部左侍郎、钦差出使大臣，中国人正式走向了国际外交舞台。

（全文完）

（晓崇原创。部分内容参考《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李扬帆）》、《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汪荣祖）》；图片源自网络。2024年11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