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东馆参观全记录:中国历代书法馆（明代以前）

和中国历代绘画馆相似，上博东馆的中国历代书法馆，也是目前唯一按照通史陈列，展现中国书法发展历程的展馆，两个展馆隔着大台阶相望。根据官网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上博书法藏品的数量，约为绘画的40%，对应的，书法馆面积也比绘画馆小一些。

老馆书法馆的明清书房布景，最早出现于董其昌特展，如今转移到东馆的海上书画馆

我对书法不太了解，之前在老馆的时候，绘画馆常去，书法馆只在去年临近关闭之际，才完整走了一遍。这篇整理文章，内容主要有赖博物馆的介绍展板，也可作为我对中国书法史的入门了解。

接下来开始分享，图片均为本人拍摄，册页类篇幅所限，一般只贴一张。

起源

书法馆布置风格和绘画馆类似，进入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以怀素“种蕉学书”为典故布置的种蕉亭，芭蕉和奇石造型出自孙位《高逸图》的经典画意，又结合王维“雪中芭蕉”、张乖崖“水滴石穿”等典故，展现国人对笔墨的独特理解。天花板上投射的，则是中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宿。

汉字是以象形、指事、形声等法则构造的文字，具有独特的图像性。从商代到魏晋南北朝，汉字经历了篆、隶、草、楷、行的字体演变，又在不同时期、地域和应用范围，衍生出五花八门的变体。数千年来，中国古人在汉字不同结体的基础上，以毛笔书写出具有丰富运动节奏感的点、线，赋予其艺术生命力，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书法艺术。又和国画、篆刻等艺术交流碰撞，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

先秦与秦汉书法

进入第一单元，商周与秦汉是中国文字书法孕育与发展时期。甲骨文契刻在龟甲、兽骨之上，内容多为占卜记录，书风浑朴，已初具书法意趣。金文则铸造在青铜器上，用以记事，或表明器物所属。

中国最早的文字书法，大多保存于石刻、甲骨、青铜器铭文之上，这部分展品就以这些文物为主。部分文物和老馆最后一次展出时一致。比如这片祷禾牛胛骨刻辞，刻于距今约3200年的商王祖庚时期。整块甲骨基本完整，刻辞齐全，是成套卜骨的第一版。记载了商王以以羌、牛祭祀祖先及自然神，祈求庄稼丰收的内容。

从书法风格上来看，这件牛骨刻辞为疏放型，笔画细劲，结体开阔，字心处留白较多，显得格外疏放，萧散而又空灵，给人一种“素手把芙蓉，步虚蹑太清”之感。

边上是商王康丁时期的毛笔墨书祭祀牛胛骨书辞，右上方有用毛笔写的几个小字。

西周金文端整雄浑，这件西周昭王时期铸造的召卣，盖子上铸有金文铭文，也是老馆时的常客。

边上是同属于西周时期的免簋铭文。这件器物仅存底部，铭文记载了其制作和使用背景。

西周毛公鼎是现存铭文最多的青铜器，现藏于台北故宫。书法馆展示了清代的篆书毛公鼎全形拓轴，可以看到毛公鼎内部饱满庄重的铭文。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割据，演化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字。这是齐太宰归父盘的铭文，属于齐系文字，笔画比较纤细。

石鼓文是先秦时期著名的刻石文字，记载了春秋时期秦公游猎之事，因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石鼓文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为明代石鼓文拓本。

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作为官方文字，同时隶书渐趋流行。这件始皇诏方升边缘铸有记录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铭文，是秦代的标准量具，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字体属于李斯负责制定的小篆。

秦始皇巡视天下，在泰山、琅琊、会稽等地留下刻石。琅琊台刻石传为李斯所书，原在山东诸城琅琊台。今残存秦二世诏书十三行，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古厚苍深，为秦篆名作。此系清嘉庆间拓本。

隶书用笔由圆转方，讲究起讫波挑，成熟于两汉时期，在西汉中后期渐趋定型。上图的西汉君有远行连弧纹镜，以及居延汉简，体现了汉代文字的风貌。

存世汉隶多见于简牍及东汉时期的碑刻，其中东汉铭刻书体最能体现两汉隶书的成熟形态。这件西汉五凤刻石拓印于清代，展现了早期隶书的风格。

东汉选择了明末拓本的隶书乙瑛碑册。乙瑛碑又名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东汉永兴元年（153）刻于山东曲阜。记鲁相乙瑛奏请为孔庙置守庙者事。雄古超逸，为汉隶成熟期代表性碑刻。

还有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东汉末年，蔡邕向汉灵帝提议校订儒家经典，将其刻在石头上，这就是熹平石经。由于战乱，石经大多遭到毁坏，宋代之后偶有残石出土，现存数十枚，散落于全国各地。石经以隶书书写，方平正直，中规入矩，故也称“一字石经”。熹平石经在老馆也有展出，新馆升级为独立展柜，可以看到正反两面的刻字。

两汉时期，草书、楷书、行书也相继出现，到了汉末，汉字主要字体的演变已基本结束。

晋唐书法

魏晋时期，书法发展为不同流派和风格，涌现了一批成就突出的书家。三国曹魏的钟繇以楷书名世，被奉为“正书之祖”。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变革旧体，开创“二王”书风。南朝书风延续东晋新体，北朝流行北碑书体，楷隶杂糅，古拙峻拔。

这部分是整个书法馆，可能也是上博东馆人流最密集的区域，因为二王和怀素书法齐聚于此。

首先是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书札——上虞贴，上博所藏为唐代摹本，笔致清劲，姿态妍丽，有章草余韵。王羲之被誉为书圣，其书博采众长，创立行、草新风。

边上是王羲之儿子王献之的鸭头丸贴。王献之以擅长行草闻名，这是他写给亲友，吐槽鸭头丸效果不好的吐槽贴，通篇行笔流畅，回环往复，是代表王献之草书成就的传世名作。上博所藏为唐代摹本。

二王后方转角处有个容易被忽略的文物，北魏石婉墓志铭，字体古朴生动，具有早期北朝墓志的书法特征，堪称北魏墓志的精品。

隋代书法承接六朝，融会南北，楷书脱去隶书笔意，馆藏《董美人墓志》与《常丑奴墓志》是其中代表。唐代书法注重法度，尤以楷书为最，初期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为典范，其后则有颜真卿与柳公权。行书入碑始于唐代，李邕、张从申引风气之先。草书以“二王”为基础，发展出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书体。

这次上博拿出了压箱底的苦笋贴，这是唐代草书名家怀素唯一没有争议的传世真迹，也是195件禁止出国文物之一。怀素是长沙人，法名藏真，工狂草，张旭并称“颠张醉素”。用笔圆转灵动，自然古淡，深得二王风致。

宋代书法

北宋初期延续唐代书风。宋太宗刻制《淳化阁帖》，推动帖学繁盛，崇尚“二王”，行、草流行。北宋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名声最著，并称“宋四家”，均以行书见长，其风格被概括为“宋人尚意”。另外，沈辽擅长楷、行书，风格清妍；宋徽宗赵佶重视书学，楷书独创“瘦金书”。

此次展出了北宋四家中两位的作品，首先是苏轼的楷书祭黄幾道文卷。苏轼就是苏东坡，四川眉州人。此卷楷书是苏轼与其弟苏辙联名哀悼好友黄好谦的祭文，书于元祐二年（1087），作者时年五十一岁。

另一幅是米芾的行书多景楼诗册。米芾是太原人，工书画、精鉴别。此册系登临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多景楼所作题诗，为其传世大字杰作。不过关于这幅作品也有真伪方面的争议。

南宋书法如宋高宗赵构，上溯虞世南、智永；吴琚笔致清润遒丽。张即之独树一帜，风格恣肆。两宋文人如司马光、王安石、陆游、范成大、朱熹、魏了翁、赵孟坚等，大多擅书而不以书名世（上博藏有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也是禁止出国文物）。

南宋展示的是魏了翁的行书文向帖卷。魏了翁是四川蒲江人，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工书，擅篆、隶、行、草。此系其致赵范信札，论及内外军政诸事，用笔自然淳厚，书于宝庆元年（1225），时年四十八岁。

元代书法

元初书坛，赵孟頫与鲜于枢提倡师法晋唐，推崇晋人风韵、唐人法度，开启元代崇韵尚法新书风，二王书风一脉又成为书法发展的主流。赵氏兼善诸体，尤以行草、楷书为佳，亦是将诗、书、画合为一体的倡导者。其书法与书论影响深远，从学者有张雨、虞集、朱德润等。

此次展出的赵孟頫行书十二札册，是他给亲友费拱辰、吴瓘等人信札的合册，为中年至晚年所书。过去受展厅面积限制无法全部展出，此次展出了完全版。

冯子振、溥光诸家，则在赵孟頫一派之外另辟蹊径，延续“宋人尚意”书风，为元代书坛带来雄健之气。在复古思潮影响下，古文字研究再度兴起，诞生了周伯琦、吴睿等篆隶书家。

此次展出了冯子振的行书虹月楼记卷。他是湖南攸县人，工行书。此系其自书《赠朱君璧诗并序》一文，笔力遒劲。作于泰定四年（1327），时年七十一岁。

元末战乱四起，一些士人隐居不仕，如杨维祯、陆居仁、倪瓒等，以书为寄，面貌各异，别具一格。此次展览两幅，其一为杨维桢的行书真镜庵募缘疏卷。他是诸暨人，元末避乱，徙于松江，工书，用笔多章草意。此系其晚年为真镜庵所撰募缘启事，庵址原在浦东，用笔古拙苍奇。

另一件是倪瓒的行书致默庵先生札卷。他是无锡人，元四家之一。元末战乱，倪瓒避世隐居，往来于太湖一带，工楷、行。本札致其友默庵沈右，系中年书作，用笔秀润，静谧浑朴。

以上，便是书法馆明代以前的作品，逛馆进度近半，下一半，下回分解。和中国历代绘画馆相似，上博东馆的中国历代书法馆，也是目前唯一按照通史陈列，展现中国书法发展历程的展馆，两个展馆隔着大台阶相望。根据官网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上博书法藏品的数量，约为绘画的40%，对应的，书法馆面积也比绘画馆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