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只有18岁的刘仁静，凭啥成为我党的一大代表？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对于我党的意义极为重大，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而当时参加一大的，则有13位代表，这其中，代表里有一个当时只有18岁，且不管是资历还是名望上均相对不显眼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刘仁静，而他是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至于他为何会成为13位代表之一，得从当时未能前来参会的两位大佬说起。

两位未能参会的大佬，分别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这两人对于我党，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立，与他们二人的奔走、筹备，有着莫大的关系。

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至我国，让当时一心想要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找到了希望和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与李大钊，先后成立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其中，成立最早的，是陈独秀在1920年的8月份，于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这支组织是我党第一个党组织，之后也成为了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不久，在同年的10月份，李大钊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所以，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我党的先驱，说他们是大佬也不算为过。

在他们之后，董必武在湖北的武昌，毛主席在湖南的长沙，以及邓铭恩在山东的济南等地，纷纷成了我党的组织。

这么看来的话，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仅是大佬，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因此按常理来说，他们二人是无论如何都应当参加一大的。

毕竟我们前文也说了，一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党的正式建立，如此重要的历史性事件，确实应当参加。

但结果，两位大佬一个都没来。

而之所以他们一个都没来参加一大，原因就是脱不开身，更准确的说，当时二人分别都有各自认为比参加一大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说到这里，有人会说，召开一大这么重要的事件，怎么还有比这还要紧的事情呢？

实际上，这是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过去的历史问题，现在我们都知道，我党是手握百万军队，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但在当时，可不是这样。

前文讲过，当时参加一大的代表，一共有13位，之所以这么少，是因为当时我党全国的党员人数，也只不过有50多位而已。

不仅如此，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局势下，各路有心救国救民的有识之士，都在不断的探求着各种救国方式，为此而成立的党派数不胜数。

别的党派暂且不说，单说带有共产党三个字的党派，在1921年前后，就足足有八个。

这其中，有叫中华共产党的，还有叫中国无政府共产党的，以及叫今日派共产党、中国青年共产党等等。

也就是说，我党在当时，只不过是众多党派之一。

并且，上述这些党派，随便挑出来一个党派，其党员的人数，都要比我党当时的党员人数要多不少。

更重要的，是当时每天因为各种原因解散的党派也不在少数，所以，作为新生命的我党，也随时都有夭折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虽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但他们对于我党的未来和发展，也并不是十分清晰，总之就是先成立李再说，至于后期，走一步看一步。

因此，一大的召开对于他们而言，自然重要性就十分一般。

由于一大的重要性并不算太高，所以，在会议召开时间与自己的事情有冲突时，两位大佬不约而同的选择李先忙自己的事情。

那么，陈独秀和李大钊当时又分别有什么事情要忙呢？

先说陈独秀，在孙中山先生成立广州护法军政府之后，陈独秀受邀，出任李护法军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

既然是负责教育的，自然就需要筹建学校，但建学校是个花大钱的事情，而刚成立的护法军政府财政并不乐观。

因此，陈独秀多方奔走，最终才让护法军政府批准了一笔款子用于建学校。

而在护法军政府同意批款之际，正赶上一大召开，但陈独秀担心自己如果去开会的话，款子未必就能如约到位，所以最终他决定，由他亲自盯着，确保款子不会被挪作他用。

这么一来，他自然就无法前去参会。

不过，陈独秀为了保证一大的顺利召开，不仅提出了四条建议，同时，还派出了两个有分量的人代表自己参会。

这两个人，分别是李达和李汉俊。

为什么说李达和李汉俊有分量呢？他们二人，均是陈独秀组建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主要成员，此外，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以，由他们代表陈独秀，显然是十分合适的。

说完陈独秀，再来说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有事因为何事没能参加一大呢？准确的说，当时的他，正忙着讨薪。

北洋政府成立后，由于军阀割据加上连年混战，导致财政极为紧张，甚至就连北京各所学校的教职工薪水发放，都做不到按时。

这么一来，这些教职工就成了被欠薪的对象，为了维持生活，有些人不得不典当家中物品，还有些人趁着晚上拉人力车以补贴家用。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家里东西总有典当完的时候。

所以，在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教职工们实在是难以为继，不得已之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薪运动。

而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也是其中一员。

1921年4月，国立八校的教职工组织了游行请愿，但北洋政府对此熟视无睹，依然以拖延的方式来应付教职工的讨薪行为。

之后，到了当年的6月份，忍无可忍的广大教职工，再次举行的游行，这一次参与的人数更多。

由于声势浩大，北洋政府一看，干脆派出了军警。

结果，当场就有不少教职工被打伤，而这件事被爆出来之后，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强烈震动。

而后续，不仅要处理伤员，同时还要与北洋政府商谈欠薪问题，作为游行活动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李大钊，当时正全身心忙着这件事。

所以，他同样没有时间前去参加一大。

而他也和陈独秀一样，派出了两个代表，其中一个就是张国焘，张国焘作为参加过五四运动，同时也是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核心成员，由他代表确实也没问题。

问题就出在，另外一个代表上，也就是刘仁静。

刘仁静当年只有18岁，当然，有句话叫做英雄出少年，在18岁就有非凡成绩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当时的刘仁静，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就不说年龄问题，单说资历，比他强的人有不少。

比如在李大钊成立的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中，除了有张国焘之外，还有罗章龙、邓中夏、张太雷等人。

这几个人，随便一个，在当时都要比刘仁静的成就和名气要大。

像罗章龙，是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的青年领袖，而邓中夏，则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还有张太雷，更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

也就是说，在当时北京的党早期组织成员里，差不多每一个都比刘仁静有分量。

但最终，是刘仁静作为北京的两个代表之一，前去上海参加了一大，而之所以如此，说起来也算是阴差阳错。

我党在成立前后，当时中国存在着大大小小多个党派，而我党在当时，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弱小存在。

说句不好听的，随时都会有夭折的风险。

因此，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于一大的召开，心理上并没有当作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件，因此才没有参加去忙自己的事情。

他们如此，其他人差不多也是如此。

而最开始，李大钊由于自己不能参加，于是在确定了张国焘之后，又去找了邓中夏，但邓中夏说，自己要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会的一个会议，所以没时间去。

接下来，李大钊又去找了罗章龙，而罗章龙则表示正忙着筹划罢工事宜，也没时间。

再往后，李大钊又问了其他几个人，每个人都说自己有这样那样的事情，都没办法抽身去上海。

最终不得已，只能安排年纪最小的刘仁静了。

估计当年的刘仁静，心里也会有一百个不乐意，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去，却亲眼见证和亲身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时刻。

而在多年后，刘仁静回忆起此事时，就不无感慨的说，“建设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的重任，就这么历史性的落在了我年轻稚嫩的肩膀上”。

在刘仁静的参与和见证下，我党于1921年的7月正式成立。

在此之后，我党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从当初那个在众多党派中弱小的存在，成长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政权。

这一路走来，我党经历了太多太多，既有叛徒的出卖，也有反动政权的压迫，更有帝国主义的侵蚀。

但这些，都没有阻碍我党的蓬勃发展，最终，在毛主席的正确、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屹立于世界东方。

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这两句话，便是我党百年历史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