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伟 | 宅兹中国：文明奠基与中华一统

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深情指出：“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中一路走来，‘中国’二字镌刻在‘何尊’底部，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女心中。”何尊是珍藏在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国宝，在其铸成3000年之后的1963年得以重见天日，其腹内铸有12行共计122字的长篇铭文，其中提到周武王在克商之后告祭于天，宣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表达了要在“中国”营建新邑、治理生民的战略构想——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何尊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尊”。

“宅兹中国”，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的奠基性事件，更是中华文明从“何以中国”走向“何以一统”的关键一步。成周为天下之“中”，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更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文化概念；而宅兹“中国”，不仅是“四方之中国”，更是华夏“共同体之中国”。

“居中建极”之治统。“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周初立国营建新邑成周，是由武王谋划，周、召二公执行的重大战略举措，体现了贯穿三代“治统”的卓越政治智慧，对形塑和稳定周王朝的“大一统”影响深远。武王在翦商返回镐京的途中，就开始思考如何继承华夏之“正统”的重大政治问题，并将目光投向“有夏之居”的洛阳盆地——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疆土。周公随后指出，洛邑之所以是“天下之中”，关键就在于“居九鼎”和“四方入贡道里均”，清晰揭示了“周承夏统”的文化与政治渊源——禹铸“九鼎”，这是夏王权的物化象征；禹画九州，“任土作贡”，既是大禹的“治国方略”，也是天下万邦对夏王朝的拥戴与臣服。而后夏亡商兴，清华简《尹诰》记成汤作邦而都“亳中邑”，在殷墟卜辞中殷人自称其国为“中商”，可见商族不再以“有夏之居”为“中国”，而以其亳都所在区域为天下之中。无论是兴于河洛之间的夏人，还是出于东方之夷的商族，都把自身国都区域视为“中国”，此种以“我”为“中”的观念，既是威服天下四方的现实政治考量，也是夏商两族对自身文明的自信与期许，并由此衍生出“居中国”方可“受天命”的华夏地理正统。

“敬德保民”之治道。周初执政者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通过对王朝兴亡“殷鉴不远”的反思，在文化传统上从殷人的尚“鬼”转向了周人的尚“文”，在为政理念上从殷商王朝“率民事神”的神权政治转向了西周王朝“敬德保民”的民本政治，实现了中华文明“治道”理性化的重大变革。周武王在伐商伊始，就深知“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道理；克商之后，立即“问箕子殷所以亡”的原因，更向厚父请教“保教明德”“民心惟本”的执政方略。何尊铭文记载周武王克商之后即“庭告于天”，其核心诉求是“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宅兹中国”是手段，“自之乂民”是目标，最终是为了“助王恭德欲天”，足证“敬德”与“保民”相为表里，充分显现了中华文明“治道”的人本主义精神内核。

“礼法垂教”之治法。周公顺应时代大势，以“新制度”“新文化”整合政教秩序的关键一招，就是将“选建明德、以蕃屏周”的分封制与创设“立嫡立长”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新宗法制相结合，融合地缘与血缘，形成新的国家治理结构和体系，并全面推行于周王朝的广阔疆域，以实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的目标。何尊铭文称“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揭示了周王“为君为父”的双重身份——于国家，成王为“王”，是“君统”的体现；于周族，成王为大宗之长，是这些“宗小子”的族长，是“宗统”的反映。王与臣、族长与宗小子，这些身份标识是政治与宗法、治家与治国的有机融合，是周人以制度文明推进中华一统的独特贡献。周制的根基在于“礼法相济”。在“新大邑”“东国洛”刚刚落成之际，周公就传成王的训诰，告诫其弟康叔要“明德慎罚”——刑罚要有依据，执法要公正，权力不能大于法律。与此同时，周公着手制礼作乐，以“礼”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发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四大功能，将政教之制内化为伦理要求，旨在“以礼成德”来教化四方，使天下各尊其尊、亲其亲、贤其贤，构建“家国同构、天下一体”的新型国家，以期实现“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的理想文明形态。

《尚书大传》对周公的功业作了高度凝练的概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前三年聚焦于军事征讨，实现中土一统，功在“立国”；后三年致力于制度建设，“建侯卫”是宗法分封的成功典范，“营成周”则是都城宫庙、迁殷遗民、设成周八师等制度擘画，功在“立法”；周公致政成王之前，完成了最后一项奠基中华文明的伟业——“制礼作乐”，则功在“立教”。通过营建成周洛邑而“宅兹中国”实为周初政治之枢纽——在战略上以“居中建极”为治统，在理念上以“敬德保民”为治道，在制度上以“礼法垂教”为治法，实现周文明的政治和文化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从大禹时代“天下万邦”走向始皇“定于一尊”的演进发展过程的关键一环。“中国”和“一统”是一体两面，没有“中国”，就没有“一统”，这是中华文明最根本、最独特、最鲜明的底色。镌刻在“何尊”上的“中国”二字，早已浸入华夏儿女的精神血脉，为中华民族所永宝，共三光而永光！

作者：西北大学校长孙庆伟

原文刊于：《学习时报》2025年2月12日 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