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件事，国家真是操碎了心

文 | 付一夫

生育板块，再迎利好！

昨天上午，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决定组织开展2025年人口高质量发展研究揭榜攻关活动，研究梳理与人口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方面，基于多源数据和国内外比较的视角，分析当前我国生育医疗服务、生育假期、生育保险、育儿补贴、托育服务、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实施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措施、加强中长期政策储备的建议。受此影响，二胎三胎、乳业、母婴等题材个股直线上涨。

其实，近期关于支持生育的政策文件可谓是屡现报端。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发布的《关于促进人口集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育儿补贴项目实施细则及服务流程，再到国家卫健委发布的通知，几乎每次消息都能引发市场热议，同时也彰显出高层对于提振居民生育意愿的高度重视与迫切之情。

现象背后究竟有何深意？我们不妨做个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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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重视对于生育的提振，首要原因自然是近年来我国人口数量正在经历持续下滑。

Wind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为1786万人，此后连续7年下滑，至 2023年已下滑至902万人，较2016年近乎腰斩，反映出当前居民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2024年受龙年生肖偏好等因素影响，我国出生人口似乎有初步止跌迹象，比2023年小幅提升至954万人。而从总人口数量上看，在2021年达到14.126亿的峰值后，我国人口总数已是连续3年收缩，2024年为14.08亿。

出生人口下滑与人口总数萎缩的另一面，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日益加剧。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如果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即可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该指标翻番，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那么这个地区便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

于我国而言，早在本世纪初，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比就已突破了7%的基准线；此后，这一比重始终在攀升，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达到了创新高的15.6%，这一比例标志着我国已经正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有机构预测，到2035年左右，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而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到峰值。

诚然，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上述人口结构的变化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与公共福利制度形成负面影响。就我国而言，至少涉及以下三方面：

第一，适龄劳动力供给趋减导致成本增加。

适龄劳动力，即年龄处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通常情况下，适龄劳动力的供给规模是由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我国能够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离不开人口红利的加持，而曾经的适龄劳动力也呈现出“无限供给”的局面。不过近些年随着人口格局的变化，我国适龄劳动力规模已呈现出缩减甚至短缺之势，与之相应的是企业用工成本日益提高，以及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这些变化暗示着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

第二，产业升级的步伐恐将延缓。

一般而言，中老年人更习惯于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区和长期从事工作的单位，并且长期以来逐步养成了较为固定的专业技能，这往往使得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也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老年人的技术开发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轻人，这可能会造成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限，并对我国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形成制约。

第三，我国的财政压力不断加大。

一方面，我国老年人群规模的快速壮大与平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让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日趋增多，领取金额急剧增加，而年轻人数量的下滑又会让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从而加大政府部门对养老金支出的负担；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会抬高对于各种医疗服务的需求，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制度的成本将会进一步攀升，继而再度加重财政负担。

此外，我国当前还面临着“未富先老”的特殊境况。从数据上看，2024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比为15.6%，大体相当于日本1997年的水平，而我国2024年人均GDP约为1.34万美元，日本1997年人均GDP已接近4万美元，反映出我国正在经历“未富先老”的局面，这可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带来更为复杂的挑战。

正因上述种种，我们才更应该高度重视人口问题，而首当其冲的便是激发出人们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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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当前国人的生育意愿正不断降低，年轻人不爱生娃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尽管国家层面近些年已经在不断放开生育，“二胎”和“三胎”相关政策都已先后落地，但是归根结底，当代年轻人不爱生娃的核心症结还是在于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住房和育儿方面的福利不健全、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存在冲突等一系列因素，其中经济压力堪称是最大障碍。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且不说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经济支出。因此，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对于激发人们生育意愿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便是我国近期政策端频频在育儿补贴方面发力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也正因为问题的存在，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并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而“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同样是当仁不让的首选。

例如，部分国家会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比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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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经济补贴之外，很多国家还在其他几方面予以发力：

首先，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从现实层面看，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其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经验，自然值得我们反复揣摩，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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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虽然全球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有所差异，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比如以下三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客观理性的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个人势必都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例如，很多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一切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