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了司马南蛊毒，他们已无药可救

向一条倒地的恶狗，吐几口唾沫，也是件危险的事。

恶狗的周围，一群黑压压的小狗环伺。但凡有人表达几句对恶狗的憎恶，群狗必扑将过来，恨不能把你撕成碎片。

前天本号刊发了一篇题为《一群流氓无产者，在为司马南叫屈哭冤》的小文，在后台招来各种脏骂和恐吓，有排山倒海之势。

如果只是“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之类的侮骂，其实也可不以为意。断脊之犬，狺狺狂吠，它们觉得痛快就好。

令人错愕的是，骂潮中竟然充斥那么多富含宏大“革命语境”、“革命意味”和“革命叙事”的嘶吼，有的甚至不加掩饰、原汁原味地叫卖当年“革命话语体系”，让人恍若隔世。

这跟当年用带钉子的桌子腿、带铜头的皮带打人，给人剃阴阳头、戴纸糊高帽、挂着打红叉的黑牌子游街，搞“喷气式” 批斗的，不就是同一类人么？

只不过彼时在线下，如今在线上。

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著名爱国表演家”司马南，遗留给社会的恶性“精神财富”，影响竟是如此巨大、广泛而且具体。

——这决非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有意无意忽视这一点，是对现实问题的回避，是对重要历史细节的不负责任。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司马南事件引起的舆论回响，并没有像其他热点新闻事件一样迅速散去，而令众多言说者心有戚戚焉，不肯轻易翻过这一页。

我再次确信，当下社会是存在流氓无产者群体的，不管一些人对此说法是怎样的恨之入骨、誓不两立。

在流氓无产者的词典里，没有“讲道理”之说。他们拒绝和抵制这个称谓，认为这是笔者的恶意臆造，是对无产者的污名化。这种胡搅蛮缠，源于其一贯的品行，也源于认知。

上过几堂思想品德课就觉得懂了真理，看了些碎片化短视频就认为懂了历史。而他们几乎都是鄙夷多点读书的，天花板就这么高。

关于流氓无产者，本文不想多费笔墨。建议他们从《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经典著作中，去了解一下革命导师对流氓无产者的定义，以及他们如何表达了对这一群体的极度唾弃与不信任。

革命导师所说的 “流氓无产者 ” ，主要是着眼政治经济层面，而鲁迅所说的 “流氓无产者” ，更多是着眼于文化层面上的。

新时期以来，流氓无产者形象发生一些新变化，他们中有的借助社会转型成为有产者，但其流氓意识并没有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而减弱或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变异的方式出现，流氓本性依然未变。

他们反对并试图破坏现存的一切秩序，带有浓重的仇恨社会倾向。

跟他们去查“流氓无产者”的出处，思考其现代性流变，仍属于讲理范畴，注定跟他们讲不通，难以引起他们半点的省思。他们只对司马南输出的东西深信不疑。

比如司马南说，联想在2008年底净资产是139.5亿元，中科院将所持29%股份，以27.55亿元对价转让给泛海集团，而这29%股权对应40.45亿元的资产价值。

按照司马南的推论，把40亿元的东西卖了27.55亿元，属国有资产流失，国资损失了12.9亿元。

而事实是，司马南故意混淆“合并报表净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概念，恰恰这一数字对比，清晰显示实际出售价比国有资产账面价值高出5.16亿元，溢价率高达23%。

如此明显的数据差异，足以证明国有资产流失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况且股权转让款直接归中科院所有，联想及柳传志未获得该笔资金。

中央巡视组和国家审计署在多次审查中，并未对联想股权转让提出异议，表明该交易符合当时的政策法规和监管要求。

司马南通过煽动性言论，将技术性议题进行曲解，并上升为道德批判，加剧仇富、仇精英情绪。

他们为什么笃信司马南呢？

流氓无产者这一形象的特征，可概括为无信仰、无操守、无底线。他们挣脱了一切固定的道德原则、行为准则的约束，善于随机应变。

如果要勉强为他们找一条可以恪守的原则，那便是“有奶就是娘”的彻底庸俗实用主义。

一些为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一些文化层次高的人甚至普通正派人要顾忌的行为，在流氓无产者那里全然属于多余。

诚如鲁迅所言，“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称之为流氓。”

无论中国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种人“都能变出合适的态度来”。鲁迅还将这种人称为 “做戏的虚无党” 、“伶俐人” 、 “巧人” 。

流氓无产者往往愤世嫉俗，反对任何形式的贫富不均，但同时又向往不劳而获，期待坐享其成。

司马南宣扬的披着伪饰政治油彩的“均贫富”，“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鼓动的乃是一种以消灭先富，实现低水平均富的民粹主义。

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却在信众中具有不小的蛊惑性和欺骗性，以及相当的思想市场。

司马南通过自我塑造代表弱者、贫民立场的形象，要建立王莽式虚无缥缈的“井田制理想国”。

其在信众心中唤起的宏伟壮丽幻象，也正是因其含糊不清，使之有了神秘的力量。

流氓无产者崇尚野蛮暴力，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他们相信只要有胆有力，就可以任意处置他人财产、自由甚至生命。这只能引申出有力即有理的强盗逻辑。

而这种以损害法治尊严为代价取得的东西，如果能够被允许、值得提倡，民众轻易得到的也可以其他权利为替代轻易失去——这种替代对于个体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尽管司马南本人在美国购置有房产，名下也有营利可观企业，他本人未必真的是仇恨美国、仇恨资本。

认准底层民众对资本、精英和假想敌的仇视心理，司马南却在个人形象塑造中如鱼得水，在低层弱势群体层面上重建了道德高地。

在司马南公共形象“光谱”之下，信众自认为是人民唯一道义上合法的代表，且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人民。

一些信徒借用司马南的大嘴，表达自己从来都懵懵懂懂的“异见”，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反智浪潮。

一旦历史进程生成某种机缘、出现某种异动，在斗争哲学的掩护下，流氓无产者群体势必释放出巨大的破坏能量。

在这种民粹主义加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情景中，单纯以底层民众意愿和利益为号召的政治，常常成为国家由富返贫、社会动荡、政治失序、国家衰败的导因。

今天当我们站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下，对流氓无产者的历史认识显得同样重要，虽然远离革命历史语境的他们早已改头换面，但是其本性与社会破坏性并未改变。

而要改变流氓无产者，又是无比困难的，至少在眼下近乎不可能。

他们中了司马南的蛊毒，所表现出的病状，无论是先进的医疗器械还是科学的检验方法，都难以查出发作原因，只有放蛊者才有解救之方。

跟传说中被下蛊的人一样，流氓无产者表现为思想失控，心神皆塞，头脑空洞，心起反念妄念，亦有幻视幻听之像，亢奋与消沉交作，负面思考判断上升，正念正识锐减。

也像中了情蛊，蛊疾之人每当想到司马南，便会有被蛊啃食心脏般疼痛，只有见司马氏其人、闻司马氏其声，疼痛方可停止。

问题在于，他们从牙花子里抠出的散碎银两，让施蛊者司马大神赚得盆满钵满，大神却拍拍屁股去万恶的美帝享受人生了，哪里还顾得上他们在蛊毒里死去活来地挣扎。

这也不能完全怪司马南。今日仍有人在本号后台留言，称司马南的个人公司是“为民说话的公益性企业，不需要纳税”。

呜呼！他们已无药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