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23日,黄昏时分,一辆轿车悄然驶进了北京西单西城绒胡同,停在了一个四合院前。从轿车里,缓缓下来了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他就是曾经显赫一时、后来身陷囹圄的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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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第一次遇见毛主席,是在1938年的延安。彼时,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已经携带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一年多了。像许多追求理想、献身革命的有志青年一样,陈伯达对于延安,始终是保有一种向往的感情。
然而,陈伯达也有不同点,他早就在十年前就加入了中共,那还是在白色恐怖最浓郁的时期。在上海工作时,陈伯达就已经是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来到延安更像是落叶归根。
初到陕北,组织上安排他在刚刚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上课时,陈伯达操着一口很浓重的闽南口音,他在上面滔滔不绝,学子则面面相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陈伯达只好在黑板上书写,学子才能明白讲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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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马列学院成立,首任院长为张闻天。张闻天是陈伯达在苏联留学时期的同窗,借着这份情谊,陈伯达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在一次有关“孙中山是小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辩论会上,陈伯达的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会后,毛主席认为陈伯达是一位可造之材,便一纸调令,将其任命为秘书。这次会谈也成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转折点,让他得以飞黄腾达。
1943年,处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蒋介石授意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称能拯救中国的只有国民党。面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针锋相对进行了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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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正是这篇文章,让陈伯达被世人所知晓,声名传遍海内外,也为陈伯达赢得了“党内最好的理论家”的头衔。
此后,陈伯达的仕途越走越顺。1966年,陈伯达在全会上更是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小组成立后,毛主席亲自点将,任命陈伯达为组长,负责相关的具体事务。谁能想到炙手可热、风光八面的陈伯达光辉的时刻只有一年。
据史料所述,熟读中国历史的陈伯达并不高兴,而是非常惶恐。他太明白登得越高,跌得越惨这句话了。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分析,陈伯达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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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不点名指责某人,鼓动要设立“国家主席”的职务。8月份,陈伯达就遭到了批评。8月31日,毛主席又写了一份《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的势头。
9月初,毛主席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换了住处,转移到175号房。这本是一所普通的民房,毛主席住在这里又破又小,还不准警卫修理整备。好在当晚就控制了陈伯达,没出大的事故。
从10月18日开始,陈伯达就遭到了羁押。后来,陈伯达被判处了18年的有期徒刑,刑满之日为1988年的10月17日,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吊诡的是,法院的审判只字不提庐山会议,而只是认为陈伯达触犯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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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历史给陈伯达开了一个十八年的玩笑。晚年,陈伯达接受采访,自述道:“我是一个犯过大罪的人,我希望人们能从我的经历吸取教训……”或许这也算是陈伯达的肺腑之言吧。
参考资料:
《陈伯达的命运》 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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