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朗普关税战争的判断性和策略性分析

一百年后，人们来书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癫皇特朗普发的的“对等关税”战争，一定是现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之一。不过这个事件每天反转都太快了，一位媒体界的朋友说，刚刚写完稿就得重来，都两天没有睡觉了，所以我本来准备观察一段时间再写。但是很多朋友都催更，本文就当下社会关注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欢迎拍砖。

一、关税战实质是一场准战争

特朗普对全球普遍的加税，实质上是一场战争。它与军事冲突一样，都是它试图以一种激烈的、强制的方式，来重塑全球经济资源的配置，重塑力量格局，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只不过是采取的武器不同罢了。

这场战争的起源是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指示对中国总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可以视为“九一八事变”。特朗普此举，全球震愕，当时笔者正在哈佛大学访学，哈佛还专门为此举办了讨论会，到场的有退休财政部长、副国务卿、白宫政策顾问等接近决策圈的顶尖专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场闹剧。不过事情发展不以人的理性判断为转移，历史轨道仍然向大家最不期待的方向逆转（并且人类多数的冲突都是瞎折腾，两败俱伤后，最后又回到原点去）。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的“解放日”关税方案，则可以视为“卢沟桥事变”，是经济战争的全面爆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经济冲突，全球所有重要经济体都被卷入其中，近代英国、德国、美国都曾经发起过贸易保护战，比如1880年代的英国公平贸易运动，大萧条时代的关税战，但是规模都远远不如这次。

这场经济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远远强于二战后的任何大规模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俄乌战争等等。最直观可以反映在纽约和伦敦的股市上，依据笔者对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俄乌战争五次热战期间道琼斯和富时指数的分析，仅有俄乌战争爆发后一周内，二者有过2%和6%的小幅度跌宕，其他都是大涨，而这次全球股市都是一泻千里，道琼斯在一周内大跌15%以上，这反映了，尽管俄乌冲突地缘政治影响广泛，但是对全球经济基本面影响颇微，而这次寒冬真的来临了。

（特朗普1月当政后，美国股市累计蒸发11.1万亿美元）

我们还应该看到，人类如果解决不好这场经济战争，势必将走向军事战争。过去基于全球统一的贸易金融体系，美国以外的国家发动战争，其收益很难抵得住成本，因此，全球化是抑制战争的最好做法。美国如果一意孤行推广高关税，它所主导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将解体，美国以外的国家发动战争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各国可以本着各自的目的，更轻易地冲击目前国际秩序。

美国如果用贸易方式达不到目的，也不排除会用战争等更激烈的方式达到。兼并格陵兰，强制攫取加拿大、墨西哥的资源，与中国爆发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冲突，都越来越成为白宫主人的选项。所以，尽管现在我们的生活很平静，但是我们可能处于朝鲜战争后距离战争最近的时刻，我们可能将目睹人类的另一场血腥冲突。

二、中国要不要反制？

特朗普的经济战争，也是1978年以来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一次外部挑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国运。那么我们应该反制？还是学习越南那样，立刻就范，马上降到零关税？

这几天各种微信聊天群里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主和派”的意见集中表现为：中美贸易冲突责任在中方，中国应该降关税，如果真正对等关税了，中美就没有贸易冲突了；反制最终增加本国老百姓的负担，是拿普通人的命运开玩笑；反制是“战狼”式外交，中国没有反制的资本，切莫逞强。

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美国代表着全球的正义，它的做法都是合理的，如果说中美之间有什么不愉快，一定是中国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中国削减关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中方加税无疑是在“拱火”。对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笔者想表明以下几个基本事实：

1. 如果说中国在2018年之前的确还存在一些关税不对等（大致有5%的差距，基本符合WTO对发展中国家保护准则），但是从2019年开始，中美实际关税早已实现基本对等，尽管双方都把税率定在20%左右，考虑到各种关税豁免，双方货物平均税率大致都在10%左右。所以，在“解放日”方案出台之前已经不存在中国关税比美国高的情况，七年来一再打破关税平衡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2. 特朗普以消除逆差为直接目标，而不是税率相等为目标，中国即使零关税，也并不能换来美国退兵，就像前两天提出零关税的越南等国，特朗普均表示只有消除逆差，才可以取消关税惩罚。中国靠将关税无法满足美国的心愿，只有削减本国工业能力，以及去购买数千亿美元那些没有性价比的大豆、天然气，才会符合他的心愿。

3. 中美逆差本质是中美经济结构和美国贸易政策决定的，而不是因为中国关税水平导致的。美国企业为了追求更高利润，把产能转向中国等新兴国家，这种持续的“去工业化”，必然造成逆差；美国政府为了国际竞争的需要，七年来推出了数百个对华贸易禁令，把3000多家中国实体列为禁运对象，中国无法从美国购买到真正需要的东西（多数是高价值产品），美国只想推销粮食、能源等低价值产品，这必然导致扩大逆差。尽管中国需要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但是更需要改变的是美国政府自身。

4. 正像达利欧所言，特朗普关税战的醉翁之意不在关税，终极目标是确定美国的独一无二竞争优势，彻底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具象来说，是扼杀中国产业升级的机会，让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不够成威胁，永远承担美国廉价工厂和忠实市场的角色。

根据美方高官的言论及政策纲领，我们可以清晰看出，美国最能接受的中国是初级工业化状态的中国（大致2008年前后的发展水平），这是美国所认为的中美关系最佳舒适区。具体量化来说就是：中国GDP最多只能相当于美国的30%左右，如果超过50%，美国一定会认为受到极大威胁；中国产业在价值链上永远只能处于中低阶段，上限是拉美或东南亚的水平，如果再高一些美国就会感到不安。

这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终极目标是让我们个人的收入降低60%以上，我们的绝大多数科技公司都要倒闭。那么，到底是反制可以保护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还是妥协可以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呢？

5. 还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最好的反制是补贴低收入阶层，给农民和城市平民增加社保，这样就可以扩大内需，不惧外贸出口的萎缩了，梁建章先生这两天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宣扬这个主张。

这个观点无可厚非，但是正如日本几十万大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你还在喊民主科学救国，这对解决当下问题有多少意义呢？增收、扩大内需是我们未来必须完成的发展使命，但是，内政是内政，外交是外交，外交问题无法完全用内政解决，远水无法解近渴。

总之，事实很明显：越南等小国有资格妥协退让，中国已经没有余地去妥协，就像蒙古帝国可以接受缅甸、高丽称臣，但是对于南宋必须摧毁。中美七年来的博弈史，充分验证了《六国论》中所说的：“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面对美国一再加码的霸凌，中国当下必须有精准的反制，反制虽然不能保障100%的胜算，但是退让一定是永无翻身的机会。

现在的美国早已不是自由派所以为的那种价值观外交，而是 “实力外交”。绥靖主义不会换来真正的平安，只有让右翼主义者感受到中国的力量，以及尝到关税战的后果，才可改变他们的认知。4月10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议上，表达了妥协、愿意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及11日又宣称海关报税系统技术故障，即证明了美国骑虎难下和中方斗争的必要性。

不过我们也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反制应该是基于遵循国际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的有理有节斗争，避免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借助国际冲突而失控。现代史上，大国之兴，都在于遵循人类基本共同价值；大国之衰，都因为被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所绑架。我们要以史为鉴，避免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却走向了通向狂热的民族主义的覆辙，这样的话即便赢得了一个阶段博弈的胜利，终究也没有多少意义。

三、中美博弈，谁更有资本和韧性？

任何极端化的国际较量，最终都是实力和韧性的较量。关于是否应该对美采取强硬反制，又有一些人认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它当然有资本逼迫贸易对象就范，中国是没有资本和美国较量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想：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不可被替代的产能，任何贸易壁垒也都是徒劳的，最终抵挡不住对中国货物的需求。美国离不开中国的电子产品和中间品，就像中国离不开美国的芯片一样。

所以，知识分子分析问题不能搞双标，你不能遇到美国有产能优势时，就说产能重要，遇到美国有市场优势的时候，就说市场重要，产能和市场都是王牌，关键是看如何打这个牌。

中美之间的贸易对抗，谁更扛不住呢？根据海关总署的贸易细分统计，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以中高技术含量的日常必需品为主， 2024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价值1.55万亿人民币的电子设备极其零部件，其中包括9300万部智能手机、7440万台电脑（含平板电脑）、2.5亿块新能源电池、800万辆汽车和摩托车、75万台无人机，以及价值1万亿人民币以上的家具、衣物、化工产品等。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呈现两极化，约一半是高科技产品，包括集成电路、涡轮发动机、飞机零件、药品、光学设备等等，一半是能源、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

（美国部分商品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来源：申万研究院）

整体看，互相施加高关税政策，对美国消费端冲击大，会扰乱物价、引发通货膨胀，因为美国多项主要日常消费品50%以上依赖从中国进口，并且这些商品的技术门槛和生产组织门槛比较高，短期内没有可替代性；高关税对中国则是生产端影响大，美方向中国出口的高技术零部件，也都是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离开这些商品，关键领域的制造也可能要停摆或成本大涨。

所以，尽管从综合实力上美国更胜一筹，但是本阶段博弈中，基本是势力均敌，都有明显软肋，这时候就看谁具有更强的战略定力和技巧。

四、超高额关税如果持续下去，很可能导致大萧条乃至局部军事战争

在第二部分说了，我们必须要抗争，维护中国所享有的正当发展权，这也是间接维护我们每个公民的权益——中国公民与美国公民生来也应该是平等的，不能说只有美国配当白领，而中国人只能当蓝领。但是，这个过程一定是充满了艰辛，我们一定要不要被狂热所支配，要充分考虑到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堵塞，当年全球贸易额下降了约7.5%，由此引来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病毒对经济的影响，将可能大于新冠病毒，尤其对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言，如果说疫情只不过导致了供应链的暂时堵塞，100%以上的关税会导致贸易的基本断裂，进而引发经济大萧条。

有很多乐观派，喜欢算最简单的数字账，他们把贸易额对着GDP一除，得到影响微不足道、可以很快克服的结论。比如某著名投行说，美国进口额只占全球GDP的3%左右，即使美国不跟全球有贸易往来，全球其他经济体用2-3年就可以自我修复。其实，经济绝对不是简单的乘除法，美国、中国这样的全球关键级经济体，一旦脱离全球经济体系，会导致经济运行根本性紊乱，甚至是宕机，就像某人的肺、心、肾等关键器官被摘除了，你不能说它不过占体重的1%，无关身体大碍。

（中国一些主要行业对美出口依赖度）

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之间衔接度和依赖性最强的经济关系之一，脱钩断链对双方来说都是严重打击。2022年中美之间中间品贸易额达3815亿美元，大约占了双方贸易额的60%，是全球最大的双边中间品贸易关系，可见两国产业联系之密切。

所以要看到供应链断裂产生的传导效应，以及对全社会经济信心的巨大冲击，如果贸易战影响，仅仅是进口额/GDP这个简单的算数，全球市场断然不会产生这么大的恐慌。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美国高关税壁垒不撤销，对中美两国而言：

1. 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密歇根、堪萨斯、宾夕法尼亚等对华贸易依赖严重的州，都会产生生产成本骤增，市场急剧萎缩等现象，引发工厂倒闭和失业潮。上一周中美之间货柜运输量下跌67%，不过这只不过是危机的开始，未来将更严重。

2. 两国最先进的产业，都是参与全球化程度最深、对双边贸易金融依赖最深的行业，它们均系成长于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中，也是两国经济希望之所在，关税战将为两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和行业前途命运蒙上阴影（所以美股跌幅最严重的是科技“七姐妹”），进而延滞整个社会进步速度。

（中国大陆以美国为最大贸易对象的省份，以及美国以中国为最大贸易对象的州，可见两者的高度互相依存）

所以，我们既不要畏惧较量，也不要浪漫化这场残酷的竞争，不要低估个人在经济博弈中所可能承受的痛苦。中美人民所遭受的困难，都可能远远大于新冠疫情。现在只是雪崩的开始，每个人都在围观叫好，当它真的冲到你眼前的时候，躲闪都来不及。政策端应该充分评估对企业、就业产生的影响，而个人也应该对时代的转折有所准备。

五、特朗普摧毁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也是中国的一个战略机遇，中国应该扛起全球进步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旗帜

特朗普上任后的系列举动，基本挥霍掉了美国在二战后积累的国际信誉，美国的国际公信力史无前例降低，即便是日后特朗普下台，美国要想恢复盟友的信任，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旧的霸主全球领导力坍塌的时候，各国需要一个新的国家来填补它的影响力空白，以维持全球秩序的政策运转。

所以，贸易战尽管是巨大冲击，但是对中国又是一个重大机遇，是填补美国影响力的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9日接受采访时，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从中国本身来讲，作为最大的产能国，也具有推进全球化的内在需求。2024年中国制造业最终产值为7.1万亿美元，本国只能消化3.8万亿美元，剩余的3.3万亿美元需要依赖出口市场，闭关锁国和割裂的世界不符合中国利益。从经济史看，近代以来的全球化都是由产能最强大国家所推动的，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天热有适合承担这个角色。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呢？笔者认为：

1. 中国应该尽快与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际组织和国家，形成低关税同盟，比如构建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新亚太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区，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形成中，尽可能孤立美国。

为了成功地构建这个秩序同盟，中国应该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步伐，推动治理体系和理念的现代化，尽量减少与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冲突；对于一些现实利益冲突，也应该着眼更大战略，予以搁置或大事化小。

2. 中国应该看到美国内部高度分裂的状态，对其采取分化、区别对待的策略。具体来说，应该重点制裁支持特朗普的企业和深红州，而对那些民主党执政的州，对全球化积极拥抱的企业，提供某种程度上的关税豁免。中国尤其应该抓住美国年轻一代，有效利用自媒体、短视频等新的媒介平台，展现中国作为开放、文明、进步的一面，减少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敌对心理。

3. 除了在经贸上，在特朗普主义影响下西方政治整体右翼化，欧美的商界、知识界及中产阶级主流都非常担心这个趋势，现在全球也需要一个重要力量，来担负起维护全球化和进步主义价值，阻止世界右转的角色。从力量构成上讲，英国、德国都显然不具备这种实力，只有中国有资格承担这个角色（如果它愿意的话）。

构建全球领导力，不仅需要经济力量，更需要道德合法性，显然目前美国的右转，自我丢弃道德价值的号召权，也为中国提供了百年难逢树立道德权威的好机遇，中国如果有深刻的战略眼光，应该好好抓住它。

总之，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以来世界发生的新变化，越来越把中国推向国际竞争的深水区，考验中国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真正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