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案发青岛。刘某与王某一前一后走在人行道上，刘某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突然刘某毫无征兆地转身折返，走在后面的王某躲避不及，两人重重相撞。
刘某由此骨折，向王某索赔10万，青岛法院判令王某赔偿7万。
此案还被相关法院当成普法案例进行宣传，让走路的人要与前方“保持安全距离”。
这在舆论场引起轩然大波，公众一片愕然：这样的判决结果及普法理念，让人不会走路了！
在法律实践中，不符合公众期望的司法判决并不罕见，如判决确定的赔偿金额、判处的刑罚不符合人们期待值，但大多数案件并未引发与此案一样的舆论反响。
此案遭受如此激烈的批评质疑，关键原因是法官所作的裁判，与社会大众公认的人情事理是完全相悖的。
行人之间应保持怎样的安全距离，法律确无明确规定。但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若王某紧跟刘某后方，未预留足够反应时间，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合理避让义务。若王某能证明已保持合理距离，但因刘某突然转身无法避让，其责任可能减轻。
如果本案存在特殊情况，使得法官认定“王某存在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过错”是合理的，那么应该提供更多的案件细节，尤其是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事件经过的监控录像。
裁判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说服，要使裁判结果获得当事人和社会的理解和信服，需要法官的诚信与良心。
裁判诚信的本质，就是遵守法定程序、规则和法律适用方法前提下的“依良心审判”。
公众迫切需要知道，法官在本案裁判说理时，怎样寻求了个人良心与社会良知、主流价值判断与司法职业技能之间的契合点？
倘若该案件细节、裁判说理都不予公开，那么很难让人相信此为诚信裁判，相反可能出于法官“个人偏执”。
《民诉法》第 13 条第 1 款新增了诚信原则。虽然没对该条款适用的主体(对象)范围作出明确规定，但其字面含义并没有排斥对其他诉讼主体的诚信要求，包括法院和法官。
在我国特殊的语境之下，作为一种教化性、指引性很强的原则，将法院纳入诚信原则规范的范围，同样有助于回应社会对司法品质提升的诉求，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或政治意义。
法官的良心是对裁判职责的自觉，不仅具有法官个人心理的个性，而且具有与其他法律职业共同体人员心理的共性，具有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心同此情、情同此理”的共性。
面对舆论普遍质疑，青岛法院有必要进行释法说理，说明此案的裁判，并非出于类似“彭宇案”中法官褊狭的一己之见。
如果建立在司法必须回应民意的逻辑前提之下，在青岛“转身撞人案”中，不论采取怎样的司法行动策略，其前提都是一样的——
司法决策不仅仅是法官个体或者单个法院的决定，每个司法决定都是一个司法制度、司法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以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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