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如天相 器传千秋

色如天相 器传千秋

中国古代绿松石文化

松石不语，自载千秋

01

何为松石

绿松石（turquoise）又称土耳其石，是一种无外来负离子含水的铜铝磷酸盐的次生矿物，主要化学成分CuAl6(PO4)4(OH)8·4H2O。在早期花岗岩中淋滤而成，在近地表矿脉中沉淀成结核，被岩脉的基质所包裹，硬度在3～6之间，密度2.4～2.9g/cm3。结核状绿松石个体较小，人们加工时有意选择“色匀质纯”的绿松石原料，使得可加工绿松石饰品的原料普遍形体小，大块绿松石原石就显得弥足珍贵。

“绿松石”这一称谓始于清代，记载于《大清五朝会典》中：“皇帝朝珠杂饰，惟天坛用青金石，地坛用琥珀蜜蜡，日坛用珊瑚，月坛用绿松石。”清代以前，绿松石常以“瑟瑟”“琅玕”“甸子”的形式记载于古代文献。

1921年章鸿钊先生在其名著《石雅》中形象地阐释了绿松石这一称谓：“此（指绿松石）或形似松球，色近松绿，故以为名”，是说绿松石因其天然产出常为结核状、球状，颜色多呈蓝绿色，因而被称为“绿松石”，也可简称为“松石”。

02

绿松石的“国玉时代”

古人的观念中，没有地质学范畴的玉、石之别，许慎的《说文解字》以“石之美者”来定义玉，这就是文化意义上的玉。绿松石名列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玉，就反映了国人对玉之本质的认知传承。

色泽鲜艳、引人注目的特点，使绿松石跻身于美玉的行列。又因在岩石间沉淀为结核，故罕见体量大者。形体娇小便于琢磨，使得它在人类社会复杂化之前，就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小型饰品，开启了绿松石文化的先端。也正因其小巧，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除了小型饰品外，它又作为镶嵌物，见诸陶器、骨器和玉器等，成为这些器物耀眼的点睛之笔。或许从这时起，某些镶嵌绿松石的器物与素朴的同类器的拥有者之间，已拉开了身份上的差距。

以绿松石嵌片为主体的镶嵌器，可以看作是绿松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类器物最早见于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和日照两城镇遗址的龙山文化高等级贵族墓。在西朱封遗址的一座大墓中，玉冠饰和玉簪附近出土了近千件绿松石小片，学者推测可能是镶嵌在头冠、头巾或玉冠饰上的。两城镇遗址的一座墓中，在墓主人左手腕上发现一件由200多枚嵌片组成的镶嵌绿松石器。从嵌片切割打磨规整、使用某种粘合剂镶嵌在木板之类承托物上等特征看，它应是二里头都邑绿松石龙形器的直接前身，属于广义的礼器范畴。至于属陶寺文化的山西襄汾陶寺、下靳墓地出土的镶嵌绿松石腕饰和组合头饰，绿松石片加工和镶嵌均不规整，工艺相对原始，年代已约当距今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或为受海岱地区绿松石文化影响的产物。

显然，在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绿松石镶嵌器，已成为满天星斗的邦国时代各地域早期国家中新兴贵族们的身份地位象征物之一。这可以看作是绿松石走向“国玉”的萌芽期。

随着公元前17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登场于中原腹地，中原王朝文明大幕开启。与此同时，绿松石迎来了她的“国玉时代”，而大型绿松石镶嵌器成为最重要的表征。

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二里头都邑开始进入兴盛期。与主干道网、大型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铸铜作坊的出现同时，宫室建筑院内发现了成组的贵族墓，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出土有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铜铃等多量随葬品的墓葬。长达70厘米余、由2000多片细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绿松石龙形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绿松石镶嵌器中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这些史无前例、融入高精尖技术和社会劳动的“国宝级”珍品，极具“纪念碑性”，支撑起了二里头绿松石文化的最盛期—绿松石的“国玉时代”。它所处的二里头文化早期，是青铜铸造技术未臻完备，工艺复杂的青铜礼容器群和以大型、片状、有刃为特征的玉礼器群尚未正式登场的时期。当时的工匠克服了绿松石原材料体量小的先天不足，将其从单独品的饰玉，变为化零为整、由多量嵌片组合而成的大型礼玉，成为高等级贵族甚至王权的垄断性标志物。它是东亚大陆“玉礼时代”的绝响，是“玉礼时代”与青铜（礼器）时代间的一座里程碑。

使用粘合剂镶嵌在有机质的承托物上，构成了二里头文化二期几例绿松石镶嵌器的共同特点。到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与最早的青铜礼容器大体同时，大型绿松石镶嵌器为形体偏小的嵌绿松石铜牌饰所取代。这类铜牌饰上的主体纹饰，应该就是绿松石龙形器的简化和抽象描写。从绿松石龙形器，到兽面纹铜牌饰，再到商周青铜器纹饰上的动物母题，广义的龙形象在这种内在关联与整合规范化的过程中得以延续，构成华夏族群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另一重要表征。

在古代中国，“吉金”是青铜的美称。那么，属于中国青铜时代肇始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显然就是中国最早的“金镶玉”艺术品。此时正值青铜合金这种当时的高科技产业在东亚大陆初兴之时，烈火中范铸而成的贵金属青铜镶嵌着本土崇尚的宝玉绿松石问世，金玉共振，成为辉煌灿烂的中国青铜文明的先导。

03

绿松石；华夏文明的见证

我国最早利用绿松石的是贾湖文化。贾湖文化一期和二期出土了千余粒绿松石，三期开始明显减少。同期的邻域文化（如裴李岗、石固、水泉、沙窝等遗址）仅出土1～6粒，可能是与贾湖交流获得。较远的湖南八十垱遗址、河北北福地遗址和甘肃大地湾遗址也有绿松石出土，这些遗址获得绿松石的路径值得研究。这些遗址出土的绿松石表明我国绿松石利用始于九千年前，在距今八千年左右，绿松石就有超千里的交流半径。

在夏商之际，绿松石用量大增，资源紧缺，甚至出现统一开采、集中加工的国家垄断资源的现象。绿松石常加工成片状进行群镶，所镶材料多为贵重材料，早期为骨质、象牙、透闪石玉、漆器或木质材料，其后为青铜、黄金等；也常加工为管、珠或成串或缀饰，较少雕刻成单件使用。绿松石因颜色独特，常被用于展示美丽、富贵，也因其有天空之色，被用于神巫通天之术。

商早期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金镶绿松石龙可能是绿松石神巫通天功能晚期的代表文物，虽然其后仍有粘嵌绿松石的有机物器出现，但这一功能可能逐渐为透闪石玉所取代。

商代中晚期绿松石回归其美丽富贵的初始功能，常用于镶嵌于贵重礼器之上，如嵌绿松石象牙杯，嵌绿松石饕餮纹罍，嵌绿松石玉戈、玉矛、铜戈、青铜钺，其中杯、罍为酒器，戈、矛、钺属于兵器，嵌绿松石者均造型华丽、工艺精美，应当属于礼器范畴。

两周时期绿松石被大量用于镶嵌青铜礼器。如越王勾践剑，铸造精湛、剑刃锋利，剑身、剑格装饰华丽精美，一侧嵌绿松石，另一侧嵌进口的蜻蜓眼玻璃珠。又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九鼎八簋原本和铜盖豆一样，器身镶嵌绿松石，虽然出土时大部分已脱落，但仍可看出主人崇高的身份地位。

先秦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也使用绿松石，以战国时期匈奴为代表。匈奴贵族将绿松石与金饰结合。绿松石金饰凸显独特的草原风格，结合中西文化内涵，既有装饰功能又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在秦代到清代，绿松石主要作为彩色玉石的一种，地位虽有所下降，但被赋予了新的文化特征。绿松石常与其他玉石珠宝材料如红宝石、蓝宝石、碧玺、翡翠、青金石、玛瑙、琥珀、珊瑚、珍珠等组合出现，镶嵌在首饰或贵重器物上，或组合成珠串等饰品。

绿松石在不同的朝代融入了不同时代特色。如汉代流行吉祥文化，绿松石具辟邪作用；唐代、辽代佛教盛行，绿松石具宗教意义；宋明时期流行世俗文化，绿松石具有相应的文化特征，如童戏玉题材等。

绿松石为藏族人所偏爱，在藏族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首先，绿松石与藏民族的灵魂信仰息息相关，发挥着“寄魂玉”的重要作用。其次，绿松石的蓝绿色被认为是希望的颜色，藏族绿松石的装饰功能与宗教功能互相渗透，融为一体。

总之，九千年以来绿松石一直是中国重要玉石材料之一，在不同朝代、不同民族的政权中发挥着相似又不尽相同的作用。

本文由 张睿洋 郑佐一 摘编自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编《色如天相 器传千秋：中国古代绿松石文化展》的“序一”“序二”“引言”。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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