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佩：别慌，其实兵器形首饰遗留了很多… | 溯源“福州三条簪”的番外

本文作者: 春梅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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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打算写“福州三条簪”的历史溯源话题，但发现这个被追溯的源头本身很值得聊一聊。那就是——五兵佩。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

——《晋书》

这么说吧，凡是遇到妇女佩戴兵器形的饰物，哪怕只是饰物中有兵器形的配件，都能被溯源到“五兵佩”。因为文献就这么一条，就用去吧，一用一个爽！要么历史追溯到一千七百多年前，要么没有可什么考证的历史（只靠照片就不到两百年），这都不是学术问题了，懂点人情世故的都会选吧。

《》文章评论区有这么一条留言，提到了“福州三条簪”是“晋人旧俗之遗传”，是从五兵佩而来：

这个留言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个人私心把这点排第一），我那篇文章从来也就没说过“三条簪”在历史上是不存在呀！这阅读理解能力和玻璃心程度真是绝了！

第二个就是黄启权和郑丽生说的是一码事，因为“五兵佩”文献出处就是《晋书》，应该是郑丽生（福州市人，福建文史馆馆员）完成的“考证”，黄启权沿用了他的说法，连语句都跟郑丽生的文一样（怀疑留言的人就没看过郑丽生的原文）。

但郑丽生这个考证，属实有点……我只能说，我见过的百度贴吧很多关于历史的脑洞帖子，都比这个要有逻辑。

（图/《郑丽生文史丛稿》）

从头到尾郑丽生的依据就只有“溯其形制”，说白了就是看长相。毕竟他自己都承认，从兵器的种类到数量都对不上，更别提从晋到今这漫长的岁月里是如何保留演变的都解释不上来。只剩下一句“虽减其数目，易其种类，但以兵为佩的主体结构，实质上仍然保持”。

这就涉及到第三点了，使用兵器作为女性饰物，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吗？很显然，并不是！我开头就把这个问题亮出来了，女性以兵器为饰品，哪怕只是发簪，其实都很常见，并且只要涉及到溯源，全部都会说到“五兵佩”。很显然，“福州三条簪”不是唯一的那个，那么郑丽生的很多说法也就站不住脚了。不过地方文史学者视野偏窄、本位意识过剩，喜欢夸大，这些是老毛病了，并且不是某地某人独有，我们不是要指责谁，而是以后对于这类资料要多加甄别。

我也不挑太远的例子，就隔壁的国家级非遗蟳埔女习俗里的发饰吧（记仇，且浑身都是气人的本事）——

（蟳埔簪花围上的剑簪）

剑簪在蟳埔当地就很常见，形态上也更写实，只不过在旅游产品的语境下往往夸大或异化花朵装饰，而忽略或略去了这些簪钗。事实上，蟳埔的簪钗种类还是挺丰富的，旧式新式都有，还有之前聊过的《》《》。

这种兵器簪钗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并且兵器种类也更多样，有斧、有戟等。虽然比较小，但在古画中也有体现，保存下来可对应的实物也有不少。

（清代古画中的兵器簪与实物）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里就有采自《皇清职贡图》的瑶族以箭为簪的例子：

（图/《皇清职贡图》）

这一支瑶族在《皇清职贡图》被称作“剑杆瑶”，“因其用竹箭为簪…插于髻故以为名”。

沈从文对此也有一段文字说明，还提到了“福建畲民三把刀发簪”（族属问题以后专门写一篇讨论）——

（图/《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不仅把这种习俗追溯到了晋代“五兵佩”，甚至还更远，远到了“古代两周、汉、唐依赖的钗笄制度”（我也觉得有点夸张，也看不出什么具体依据）。

而在更早的时期，也就是早于“福州三条簪”申报非遗，早于“蟳埔簪花”旅游产品走红之前，溯源“五兵佩”的内容常见于苗族、侗族的银饰，因为她们有非常具象化的兵器形银饰佩于身上。

（五兵佩吊饰，主要流行于贵州的黎平、从江、榕江等侗族地区，图/贵州省民族博物馆）

（清代丹寨苗族百鸟衣银吊坠，图/贵州省民族博物馆）

（苗族银饰，图/遗产君）

学界普遍认同少数民族所保留的饰品，有文化交流后的沉积保留作用，可看到明清乃至更早的遗风（延伸讨论见《》）。这些吊饰中出现的部分兵器是当地所不常见的，带有明显的外来痕迹。

而之前看到过《》等文的读者应该也发现了这类吊饰与“事件”的相似之处，由于悬挂的吊坠除了兵器还常加入牙签、挖耳勺、镊子、针筒等，所以也常被称作“牙签吊”。层次没有那么夸张繁琐的“牙签吊”，几乎就是丰盛版的“事件”。

（台江苗族针筒银腰吊饰，图/《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

（凯里舟溪苗族银牙签吊饰，图/《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

（清代银镀金事件，台故藏）

所以，苗族侗族的银饰仅凭“兵器”这点能否真的就和“五兵佩”扯上直接关系，也是要打问号的。

于是问题回到了原点，“五兵佩”究竟是啥样的呢？

时代上与形态上比较符合文献的是出土于南京的几件金簪，线条简约流畅，簪头刻画出兵器形态。虽然并非出自同一座墓，但风格相近，时期都为东晋。

（东晋，兵器形金簪，图/《六朝风采》）

还有一例是孙机在《五兵佩》一文里着重讨论过的，内蒙古西河子窖藏中发现的一条金链（这个窖藏里发现的更有名的文物是牛首、马首金步摇）。金链以龙首为两端装饰，悬挂五件兵器和两件小梳为装饰物，时代上推断为北魏或西晋。孙机认为“西河子金链这类首饰大约就是我国古文献中所说的‘五兵佩’。”

（西河子金链，图/《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仰观集》）

相比金簪，这条西河子金链的风格肉眼可见的复杂，“混合了斯基泰、犍陀罗及中印度诸种工艺手法，并带有佛教艺术色彩的首饰”。

西河子金链上兵器虽然是当时的中国式样，但坠兵器的装饰意图却被认为有护法的意义，“使佩戴者觉得会得到佛法的庇佑”。这个解释同样出现在兵器形发簪上，就连我们之前聊过的《》也是如此。而杨婧嫱《从东晋兵器形发簪看海上丝路文化交流》一文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同样认为其有文化交流的背景，乃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随着商贸或朝贡传入中国”。

（戴兵器形头饰的女性塑像，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钱德拉克图加尔出土，图/《从东晋兵器形发簪看海上丝路文化交流》）

（兵器形首饰出土位置与传播路线，图/《从东晋兵器形发簪看海上丝路文化交流》）

但以上这些“五兵佩”案例都有一个明显的时间线上的物证“衰退”痕迹，如兵器发簪的出土数量很少，又比如西河子同类型但时代上更晚的兽首链，或没有坠饰，或有坠饰但不用兵器造型。

（银龙链，图/《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

所以，“五兵佩”看似有文物，但后面的演变发展却鲜有实物印证，直到我们看到那些藏在古画细节里的兵器形发簪。这些清代发簪，究竟是从“五兵佩”一路发展而来，还是产生了相同了灵感将发簪做成了兵器式样，这些其实都没有确切的解答，但又都有可能。

其实清代发簪的设计样式很多，多一种兵器的主题原本算不得有多特别，但因为“兵器”在古代物质层面有鲜明的性别标识意味。在《殷墟墓葬两性社会角色的考古学研究》里提到，“兵器、手工工具、纺织工具、铜铃和弓形器可以作为墓葬中两性身份的标识物”。尽管殷墟有不少女性墓葬也出土了随葬兵器，但整体是弱势的，并且往往能伴随着女墓主参与军事活动的经历。

关于“五兵佩”的文献记载中就有将“以兵器为饰”视为服妖的内容，认为这是晋代由盛转衰的标志：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晋书》

所以，兵器与女性饰物产生联系，很容易令人产生性别错置的感觉，虽然干宝的言论如今看来十分荒谬，颇有“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的推诿意味，但也反映了兵器的性别标识作用。所以在清代发簪众多的造型主题里出现了兵器，才会令我们有探究的的冲动。

而目前有遗存兵器饰品从佩戴方式与实物式样看来，苗族的“牙签吊”的确与明清“事件”是非相似，而蟳埔簪花围中的剑簪也的确也可以在晚清发髻上找到痕迹。

（清代古画中的兵器簪）

反而是“福州三条簪”与清代兵器簪在外形与用法上都有差异。

另外就是我在整理“福州三条簪”记载的时候发现的——似乎从来就没有任何文献提过“福州三条簪”是兵器形发簪！只有在他者的形容里提到这种奇特的发髻形态很有刀剑的意味，如“蛮髻依然晃剑光”。而张遵旭的记录里，更是明确点出“三条簪”为自称，“三把刀”为他称，原因是“形似刀”“簪似刀”。

福州妇女则更有脚镯外，耳环大径尺余。头上插三枝长八寸，形似刀，福州人名“三条簪”。吾辈睹此威以为怪，因其簪似刀，故名其人曰“三把刀”。每清晨由城门远望，“三把刀”灿耀之首饰，恰如罗马时代之军队行列。盖城内所需米、菜及城外污秽物输送，皆赖“三把刀”为之也。

如果“福州三条簪”一开始的设计就与兵器无关，那就更不可能追溯到“五兵佩”了，更与创作不足一年的slogan“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己”无缘了。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不论五兵佩还是其他兵器形饰物，也都不作实用的（硬要说能充当某个用途，那就说吧），更别提传说中的用处与后世遗存中的用途根本就是两码事。

（福州三条簪）

如果将这样长条的扁平的发簪都给算成兵器形发簪的话，“福州三条簪”就更不可能成为特例了。

如黎族杞、赛方言的发簪——

（黎族杞、赛方言黎族女子发簪）

（图/《中国少数民族设计全集》）

可以看出黎族的形态与用法都与“福州三条簪”有相似之处，其中一种还有点类似宋代桥梁式簪。

甚至于泉州市级非遗“江南粗脚头”里也用到类似福州的这种发簪，这是一种分布于泉州四郊的传统发髻，与蟳埔簪花围很相似，但看得出形态保留上更早期一些。因为这根长簪要穿过“髻塞”，所以比较窄，其他与“福州三条簪”中间的那根簪子基本相同。

（泉州市级非遗“江南粗脚头”）

（福州三条簪实物，图/福州晚报）

所以，“福州三条簪”无论是簪子本身的形态，还是作为兵器簪，还是历史攀附到“五兵佩”，都达不到“这种头顶兵器的妆束全国绝无仅有”的夸张程度。信这个，不如信高铁站打毛衣的外国人是在传承中国非遗，都属于见识少、自尊高、爱攀比、喜拉踩的。

而“五兵佩”故事跟很多流传于民间却不见与文献的事物，如果有一条相类似的又历史久远的记录，就会被反复引作源头，也不管后面是不是真的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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