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平按:此文系我今年完成的《蓦然回首:辛弃疾的人生地理》中的一章的删改版,刊发于《同舟共进》。该书将于今年出版。它也是我的中国文人人生地理系列第三部(前两部分别为《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此情可待:李商隐的人生地理》)。接下来几年,将写李白,苏东坡,陆游,李清照,黄庭坚,陈子昂,王维等。
上饶城区北部,有一片狭长的水面,名叫王沙塘水库。王沙塘水库南侧,有一条街名为带湖路。这一带,在一千年前,名为带湖。
带湖这种南方水乡随处可见的小湖泊,因为辛弃疾而留名中国文学史——1182年,第一次被罢职的辛弃疾在带湖之滨生活了整整十年,直到1192年东山再起。这是辛弃疾六十八载人生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十年。
八百多年后,我来到上饶,以带湖为中心,寻找辛弃疾十年间在这里的点点滴滴,从山水、史志和诗词中追寻早已远逝的先人的背影……
消失的园子
第一次踏进园子,辛弃疾四十三岁。这一年的辛弃疾,遭遇了进入仕途以来最严重的打击:他被言官弹劾后,朝廷将其撤职。
园子在“郡治之北可里许”,“虽在城邑阓阓之中,独出车马嚣尘之外。”郡治,即信州府治上饶县(今江西上饶市信州区)。园子在郡城北面一里的地方,距市区虽近,却闹中取静,远离车马嚣尘。
园子“纵有一千二百三十尺,衡八百有三十尺”。宋代一尺,合今三十一厘米。假设园子近似长方形,则长约三百八十一米,宽约二百五十七米,面积将近十万平方米,即约一百五十亩——相当于城里一座中小型小区的占地。
园子三面背靠城墙,一面前枕狭长的带湖——是以后人将它称为带湖别墅。其间,“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头,新荷十顷。”
抬头能看到高出屋宇的青山,房前屋后,是茂密的古树,以及成片的竹林和四季常开的花卉。稍远处,有稻田,有种满莲耦的池塘和飞来飞去的鸥鸟。
一百五十亩的园子里,各种建筑多达百来间,占据了十分之四的空间。园子左边,是一小块稻田,稻田高处,有一间独立小屋,名为稼轩。
那是主人经常独坐沉思的地方。他在众多作品里说及它,诸如“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诸如“记取小窗风雨夜,对床灯火多情”。
稻田另一旁立了一座亭子,名为植杖亭,是盛放农具之处。
集山楼,那是主人和家人的居住地,是园子建筑的主体。
雪楼,这是接待宾客,主人与宾客饮宴雅集的地方,相当于园子的会客室和宴会厅。
溪堂,建在园子高处,很可能,主人把书房设在了这里。
总体上看,整座园子被分成两部分:东边是园林,西边是房舍,两者之间,一条两旁种满翠竹的青石板小路将它们联为一体。
动工修建园子的时候,辛弃疾在湖南,以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的身份位列封疆。
就是说,园子竣工前,他从未看到过心心念念的新家。尽管他曾请前来拜访的好友洪迈为园子作记——他们依凭的,是一幅图纸。
酒桌上,辛弃疾饶有兴趣地指着图纸,向好友一一介绍。除了向好友介绍,辛弃疾还多次兴奋地向孩子们讲述——有词为证:稼轩日向儿童说,带湖买得新风月。
那时,在他心中,这座园子是他致仁后的养老之处,也是安顿一天天长大的孩子们的地方。
而当他真正踏进园子,他已然明白:这园子,将是他舔舐伤口的地方。他像一匹受伤的兽,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
多年后,当历史退潮,在后人有限的记忆里,辛弃疾是杰出的、与苏东坡齐名的大词人。
不过,就辛弃疾而言,一生中,他从未只想做文人——哪怕他将因此名垂千古。他更想往的是建功立业,做一代名将、一代名臣。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催生了他震铄千古的诗词,甚至,也催生了这座早就飞灰烟灭的园子。
辛弃疾是带着愤怒、幽怨和失落走进带湖别墅的。尽管他毕生羡慕陶渊明种豆南山,采菊东篱的隐逸生活,但他和陶渊明之间有着极大的区别。
陶渊明只做过为五斗米谋的芝麻小官,并且,当他一旦意识到官场的羁绊与林泉的美好,就可以如弃蔽履一般挂印而去,毫不留恋地归去来兮。
辛弃疾却不同,多年来,他是上马管军下马牧民的封疆大吏,无论政敌的攻击多么激烈,他从不曾主动辞官——甚至,连这种念头也没有。他不得不归隐,乃是被动的。
自1163年二十三岁时从金国南下归宋,到1181年底四十二岁时落职回到信州带湖,其间是漫长的二十年。
二十年里,辛弃疾从江阴签判起步,一步步擢升,先后做过广德军通判、建康府通判、司农寺主簿、滁州知州、江东安抚司参议、仓部郎官、江西提刑使、京西转运判官、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大理寺少卿、湖北转运副使、湖南转运副使、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
从他的履职来说,他既做过地方官,也做过朝官;既做过幕僚,也做过主官。自三十六岁任江西提刑使后,他跻身封疆大吏行列。尤其是在湖北、湖南和江西,他三度出任位高权重的帅臣。
在滁州,他将气息奄奄的荒城治理一新;
在江西,他平定茶寇;在湖北,他扑灭走私;
在湖南,他整顿乡社,创建飞虎军……
每到一地,每任一职,辛弃疾的政绩都可圈可点。
然而,就是在第三次任职于江西时,他突然遭到弹劾。言官王蔺攻击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
尔后,朝廷认可了王蔺的意见,下旨痛批辛弃疾“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并撤免辛弃疾的所有职务。
王蔺给辛弃疾罗列的两大罪状,不管是用钱大手大脚还是执法过于严厉,都不是空穴来风。
毕竟,在兴建飞虎军时,他曾花去大笔国帑。为了维持运营,不得不冒着与民争利的讥刺,将税酒法改为榷酒法。在平定茶寇和治理走私时,他斩杀甚多。
但以辛弃疾而言,言官的弹劾,朝廷的严责以及毫不容情的撤职,让他感到委屈和不甘。因为,他认为,花钱也好,杀人也罢,他没有私欲在其中,他是在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
那么,当他在地方上孤忠耿耿,一心为江山社稷而操劳,言官却捕风捉影,朝廷则不予细察,轻率地将自己免职时,这正如一个冲锋的战士,遭遇了来自后方的冷箭。
辛弃疾生在山东,幼时随祖父宦游而旅居多地,二十三岁时南归,除了最初两年安家镇江外,其余时间,家人都随他在各地暂居。那么,辛弃疾为什么要把家安在与他几无多少关联的信州呢?
这一点,洪迈在为带湖别墅写的《稼轩记》里有解释:“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寄焉。”
南宋半壁江山,都城在临安(又称武林),信州位于江南东路最南端,与两浙路、福建路和江南西路接壤。
信州既为南宋腹心地带,又是交通枢纽,且信州气候宜人,物产丰饶。它既与首都临安有着一定的距离,又不至太偏远;既能尽快得知朝中动向,又能避免首都的各种人事纠纷,实乃士大夫退隐的首选之地。
1175年,辛弃疾由临安前往赣州就任江西提刑使时,他自临安向西而行,溯富春江、兰江、衢江而上,抵达常山后弃舟登岸,行至玉山,再登舟,顺信江而下——于是,他经行了信州。
正是这次途经信州,让辛弃疾对这片土地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几年后,当他萌生了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一个家,以便家人和致仕后居住时,很自然地,他想起了信州。
从佯隐到真隐
四十三岁,放在今天还是青年,纵使在千年前的宋朝,这个年龄也还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从之前的日理万机一下子到无所事事,辛弃疾有了更多时间舞文弄墨。
刚回信州住进带湖那个春天,他经常独自拄杖在园子里走来走去。两年前,带湖别墅修建期间,辛弃疾曾大事渲染——通过词作,通过与朋友和同僚的交谈,表现出归隐田园的迫切愿望。
他悲叹“不特风霜之手欲龟,亦恐名利之发将鹤”,似乎看破功名,生出了“早收尘迹,自乐余年”的念头,并通过对还未竣工的带湖新居的想象,深露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东风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
辛弃疾把田园生活描绘得越细致、越详尽、越津津有味,反而更让人心生疑窦——不仅千年后的我,也包括千年前他的朋友和同僚:
这位虎帐谈兵的大帅,真的如此渴望宁静的林泉生活,真的想从八百里吹角连营中抽身而去,走进“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的田园吗?
有一个词语叫佯狂,这是古代中国文人的处世法则之一,即以假装疯颠来逃避世事。辛弃疾虽然尚武,虽然多年带兵打仗,但骨子里或者说本质上,他仍然是文人。
不过,他从不佯狂,他是真狂。但如果分析他在带湖别墅落成前夕,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露归隐之意,庶几可以为他新造一个词:佯隐。
他的好友洪迈就看出了端倪。在为带湖新居写的记中,洪迈认为,辛弃疾“本以中州隽人,抱忠仗义,章显闻于南邦”。
历数了辛弃疾从青年至壮年的赫赫功名——诸如生俘张安国,诸如平定茶寇,诸如“入登九卿,出节使二道,四立连率幕府”——之后,洪迈说,辛弃疾乃是周瑜、谢安一样的人物,足以助君王完成伟业。
而今,壮志未偿,就自称要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无亦大不可欤?”洪迈认为,纵使真的要归隐,那也当在“展大功名,锦衣来归”以后,那时方可以“荷笠棹舟,风乎玉溪之上”。
洪迈的看法,与他的哥哥在洪适在赠辛弃疾的诗中表达的意见如出一辙:且为君王开再造,他个植杖得从容。
洪氏兄弟看破了辛弃疾的佯隐,相信,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也看破了他的佯隐。尤其重要的是,一个人可以骗他人,却无法骗自己。
在辛弃疾的内心深处,他也知道自己对隐居的渴望乃是一种表演,作品里写得再生动,交谈中表现得再迫切,都无改佯隐的本质。
辛弃疾的佯隐,其本质,是他在遭遇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堪的攻击时的本能反应——我随时可以挂印而去,我把封疆大吏视如草芥,我更渴望到乡间去跟随老农学稼种地,我还可以换一种活法,我完全能活得更潇洒。
然而,当辛弃疾走出安抚使衙门,当佯隐不得不变成真隐,一步步走进信州城外带湖之滨的别墅时,想象中田园生活的安宁的确也有,更多的,却是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强烈不适。
这种不适,交织着郁闷,不甘,失意和烦燥。其表现,则是无所事事。
因为无所事事,他每天总要在园子里一次次走来走去,所谓“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别墅前的湖面,有洁白的鸥鸟飞来,他隐居十年的第一首作品,就写给了这些不知人间悲喜的生灵。
鸥鸟是辛弃疾词作里经常咏及的对象。早年,鸥鸟(或者说沙鸥、白鸥)曾被他调侃。他在建康任通判时,在送给叶衡的《菩萨蛮》中说,“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既然人们说,头发变白是由于忧愁,那么,浑身雪白的沙鸥,它一定浑身都是愁了。
及至年岁渐长,阅历既多,遭逢愈艰,在辛弃疾的笔下,鸥鸟终于回到了它在传统中国的本来隐喻:忘机。
现在,从帅臣位上跌落,演武场上的千军万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飞来飞去的沙鸥。
所以,辛弃疾说他要与沙鸥结盟,“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人世间的猜忌已经太多了,那么,我只有退而求其次,与这些不能人语的飞禽相伴相知。
话虽如此,强烈的不适却总是如影随形。初归带湖的生活,辛弃疾在唱和友人的两首《水调歌头》中作了生动描述。
一首写道:“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多病关心药里,小摘亲鉏菜甲,老子正须哀。夜雨北窗竹,更倩野人栽。”
——短灯残照,长剑久不挥舞,长出青苔;弓箭挂在墙上,杯弓蛇影,让人心惊。体弱多病,惦记着医药。寂寞无聊,偶尔去园里锄菜。茫茫雨夜,无事可做,不如请人来栽种子以消遣时光。
另一首写道:“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
——深居信州,车马冷落,门前的小路都被野草封住了。从前握笔握剑的双手,现在只握酒杯。借酒浇愁,醉后狂歌狂舞,几欲摔倒。头上的白发,都是清醒时长出来的。
不论是绕湖狂走,还是持杯剧饮,都无法真正缓解内心的痛苦,辛弃疾试图用儒家行藏用舍的思想来安慰自己。
孔子对颜回说过一句对后世颇有影响的话,他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意思是说,用我呢,我就去认真干;不用我呢,我就隐藏起来。孔子的话,演变为后世读书人常挂在嘴边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一个真正的君子,当不以物喜,不为已悲,君王用我,就去兼济天下;君王不用我,就在民间独善其身。但真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难乎其难。孔子就说过,“惟我与尔有是夫!”
——大概只有我和你颜回能做得到吧。辛弃疾聊以自慰的是,既然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也有舍之则藏的时候,那何况我呢?
也许,辛弃疾还有另一层言外之意。那就是与毕生仕途极为短暂,处处碰壁,不为君用的孔子相比,他毕竟三任帅臣,两为轺使,毕竟在政治上有过一定作为。
就像一个没有鞋穿的人,自从见了一个没有腿的人之后,心情便豁然开朗一样,通过与孔子的对比,辛弃疾或许从千年前的圣人那里得到了一丝慰藉。
山水与友情
今天的上饶及周边地区,除河谷小平原外,多为起伏的山岭。这些山岭,又多为喀斯特地貌。奇峰耸翠,怪石危立,洞穴幽深,一条条清澈的小溪如玉带般叮咚出山。
志书称,“江南山水冠天下,而上饶冠江南。鹅湖、博山、龟峰、怀玉号称形胜。”
按中国古典文人一脉相承的传统,失意时,必定寄情山水,仿佛山魂水魄,才能缓缓涤荡内心的忧愁与失意。粗犷如辛弃疾,亦如是。
上饶城区布局在信江的冲积平原上,这是一块东西向的狭长平原。渡信江而南,平原渐渐为丘陵和低山取代。愈往南,山岭愈大,山势愈巍峨——当然,无法和西部动辄几千米的极高山相比。
它们海拔不高,相对高差一般只有两三百米。如果从高空鸟瞰,东一团西一块的山峦,如同无数巨大的包子,包子与包子之间,是小块的山间盆地,多为耕地和村落。
距城区三十公里的铁山乡,就陷落在群山围合的山谷里——信江的一条支流从谷中流过。乡场顺河而建,两侧都是起伏的青山。山下,一个村庄名叫西岩底——顾名思义,它座落在西岩之下,而西岩,就在村子西边。
西岩村后,沿着一条石头铺成的小径,我慢慢爬上山。快到山顶的地方,有两户人家。人家背后,一座新建的牌坊,上书南无阿弥陀佛。牌坊后,是一座天然溶洞。
溶洞正中,一方巨大的石钟乳倒立地上,宛如一只黄色的铜钟。穿过溶洞,山背平台上,一栋黄墙红瓦的房舍还未完工。房舍左边,便是西岩寺——寺庙主体,建在另一个溶洞中。
昏暗的灯光下,金黄色的菩萨拥挤在左右及正中的神龛上,没有神的庄严肃穆,反有些像邻家大爷一样的和气慈祥。
山中空寂,偶有三两声鸟啼,烟岚飘浮,山下的村落小镇遥遥在望。洞中,水滴从岩壁上缓缓落下,落进菩萨旁边的一眼古井里。站在洞口,如果静心细听,能听到水滴的声音。它让我想起了更漏。
更漏的水声中,时光流逝,虽缓,却一刻也不停息。我眼前的这座小庙,不知道已经毁弃了多少次,又多少次重建了。
在战乱兵火频仍的古代中国,那些知名抑或并不太知名的建筑,总是建了毁,毁了建,如同西西弗斯手中推动的巨石一样周而复始。
据方志记载,西岩寺始建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此时,辛弃疾三十一岁,在临安做司农寺主簿。当年,一个俗家姓纪的僧人云游至此,爱其山水秀丽,化缘修建了西岩寺。
就是说,十余年后,当辛弃疾游览西岩寺时,他看到的庙宇,应该还比较新。
辛弃疾独自一人,由带湖前往西岩。时值冬日,山路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晚上,他借宿山中,房舍旁有一条山溪,整夜水声潺潺,辛弃疾无法入眠,遂起床散步。其时,一轮冷冷的月亮挂在山顶。次日早晨,他被一阵鸟声惊醒。
这次独游,辛弃疾留下了两首《生查子》,题目均是:《独游西岩》。因为辛弃疾,原本籍籍无名的西岩和西岩寺,也成为小有名气的人文景观。在其中一首里,辛弃疾写道:
青山招不来,偃蹇谁怜汝。岁晚太寒生,唤我溪边住。山头明月来,本在天高处。夜夜入清溪,听读离骚去。
关于青山,辛弃疾有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在辛弃疾的精神世界里,青山是高洁出世的象征。尽管那名句还要等几年才写出来,但是,在西岩,在西岩寺,他眼中的青山,与以后所见的青山,从精神指向上来说都是趋于一致的。
青山傲岸,不同凡俗,劝词人同住溪边,共同度过“岁晚太寒”的严冬。不仅青山相劝,本在天高处的山头明月,也感动于词人的孤独,前来陪伴,听他诵读《离骚》。
孤独的山居,引发了内心的寂寥,而在与青山、明月的对话中,隐约透露的,依旧是对遭遇政敌攻击而落职的幽愤。
游山玩水,或者说纵情山水,以抵抗仕途的失意和理想的失落外,与友人的交往,也多少给辛弃疾黯淡的十年带湖岁月罩上了一层温柔之光。更何况,很多时候,他是与友人一同徜徉于山水间。
和辛弃疾一样居于上饶的,还有长他二十二岁的忘年交韩元吉。韩元吉曾任吏部尚书,辛弃疾退隐带湖前两年,他致仕后居信州南涧。尽管两人相差了整整一代人的年龄,但他们相识甚早——应该是早年辛弃疾在建康任通判时结交的。
并且,辛弃疾与韩元吉的女婿吕祖兼及好友陆游等人俱有往来。如今,二人同居小小的信州,来往酬酢,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韩元吉曾经位高权重,交游甚广,他与大儒朱熹亦是相交多年的挚友。淳熙九年(1182)九月,在浙东任职的朱熹辞官归建阳,路过上饶,遂拜访韩元吉。
韩元吉邀请朱熹同游南岩,陪同的包括曾做过连县知县的徐安国,以及韩元吉的儿子韩淲,当然,还有与朱熹早就有交往的辛弃疾。
今天的上饶城区,信江南岸城乡结合部,有一村名为南岩。南岩村后,一线山脉逶迄东西。那里,就是因这次聚会而知名的南岩了。方志说,南岩又称卢家岩,“在县治西南十里,为朱子读书处。”
旧时,山上曾建有纪念朱熹的文公祠,还有一个很大的溶洞,可容千人,称为千人室。又有一眼甘泉,名为一滴泉。
南岩之主峰名为五级峰,有石砌小路直达山顶。岩上有古寺,名为南岩寺。寺侧有石壁,猱猿不能攀,岩上留有诸多题刻——其中,就有辛弃疾的。不过,几十年前已经毁坏。
韩元吉的儿子韩淲与辛弃疾年龄相差无几,但辛弃疾是父亲的朋友,他只能执晚辈礼侍立一旁。故此,南岩之会所谓的四贤,并不包括他。
十八年后,当年的四位与会者,除辛弃疾外,其余三人均归永寂,韩淲又一次造访南岩,他回想起当年雅聚的盛况,“四人笑语处,识者知叹羡。”如今,风云消散,当年刻在崖壁上的字虽然还在,然已爬满青苔。
作为对当年那场盛会的回应,今天,在距南岩村两公里外的信江下游,城南文化园里,后人用雕塑还原了想象中的南岩之会——
扶扙而坐,手拈长须的韩元吉;握卷而立,侃侃而谈的朱熹;低首抚琴的徐安国;一手握腰间长剑,一手高举酒杯的辛弃疾。初夏时节,草长莺飞的江南,迷蒙的绿荫把四位先贤的身影罩在了一片青绿之中。
男儿到死心如铁
南宋人物中,陈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他一生没有出任过一官半职——尽管他曾有两次入仕机会,一次被他断然拒绝,一次未赴任就驾鹤西去。若以事功来说,他没有任何功业可言。
他在俗世的名声,来自于他是蟾宫折桂的状元。宋代极重科举,而状元声誉之隆,北宋人称,只有带兵收复被异族占据的燕云十六州到太庙报捷,方能与状元的荣耀相提并论。陈亮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在于他的思想。
陈亮与辛弃疾相识订交于临安。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在临安做仓部郎中,浙江永康人陈亮恰好客居临安,二人由是相遇。至于相遇细节,已无从考证。
以后,他们多年未见,偶尔鸿雁往来。时间和空间没有造成隔阂,哪怕多年后重逢,他们仍然亲密得像昨天晚上才结束一场剧饮分手。
这种亲密,来自于他们相似的性格与相同的理想。贫困农家子弟出身的陈亮,“六达帝廷,上恢复中原之策。”
一生中,他六次到首都临安向朝廷上书。上书的动机,自然有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朝廷,尤其是皇帝的注意,从而平步青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空降兵方式迅速进入仕途的念头;但更有不少读书人——比如陈亮——基于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上书看作兼济天下的必须之举。
孝宗一度打算破格起用陈亮,然由于小人作梗,事竟未成,陈亮的一腔热血白洒了。多次受挫后的陈亮开始经商,并通过经商迅速摆脱贫困,从而由食不裹腹的极度贫困,渐渐嬗变为有田地两百多亩,有能力修造一座精致庄园的地主。
意外的是,他的经商却遭到了好友朱熹的批评。作为理学大师、当世大儒,朱熹同时也是政府官员,在官员待遇优渥的宋朝,他足以过上锦衣玉食的上流生活。他有条件追求义理,追求存天理灭人欲,从而倡导重义轻利,甚至将义与利对立起来。
来自底层的草根知识分子陈亮却明白,没有利,义无从谈起。所以,陈亮一直主张义利并举,农商并籍。两人在书信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开初,二人都颇为诚恳客气,希望说服对方。
当他们发现谁也说服不了谁时,言辞渐趋激动,讥讽有之,含沙射影有之。至于门下弟子,更是放大了分岐与论争。
真正让陈亮有知已之感的,不是固执且自律的朱熹,而是另一个和他一样充满侠义与豪情的文人。
那就是辛弃疾。
从永康到上饶,里程近三百五公里,开车约需四小时。倘是九百年前的南宋,在只有畜力和双足可以依凭的年代,骑马或驴,约需四、五天,步行,至少得十天。
这是一次迟到的相聚。早在六年前,陈亮曾致信辛弃疾,表示将前往信州拜访。而辛弃疾则在更早前,就向人仔细打听陈亮近情,也有去永康探望之意。
不料世事无常,此后陈亮遭人诬陷入狱,出狱后又与朱熹书信辩论,复又在进京赶考时身患重疾——直到1188年,陈亮的信州之行总算迈出脚步。
其时,辛弃疾正在病中。陈亮的到访,令他兴奋异常,病痛似乎也随之消散,升腾而起的,是久违的激情。
那是一个清寒有雪的冬天。在带湖别墅的雪楼上,二人把盏言欢,高歌痛饮,笑声和歌声,仿佛把雪楼上的雪花都震得飞散了。他们从白天谈到夜晚,直到一轮明月相照,还在“重进酒,换鸣瑟”。
最主要的话题,依然是他们耿耿于怀的无望的理想:如何北伐中原,如何收复失地。然而,这些盘空硬语却无人听取。因为,事到如今,权贵当道,苟安现状,英雄无用武之地,“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
天晚夜深,月冷雪白,陈亮带着醉意,犹在灯前舞剑,并向辛弃疾宣称“男儿到死心如铁”,辛弃疾的回答“看试手,补天裂”——我期待着你大显身手,为光复河山建功立业。
然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现实再一次吊打:所谓理想,都是虚无飘渺的镜花水月。
陈亮动身往信州前,写信给朱熹,请他到信州与建阳之间的紫溪相会。
于是,雪楼痛饮后,辛、陈二人一路游山玩水,向紫溪而去。
其时,辛弃疾于三年前在铅山买下了周氏泉,更名瓢泉,并在附近有一座别墅。瓢泉在信州西南,处在由赣入闽通道上。由是,辛、陈二人从带湖前往瓢泉,游览了周边的鹅湖寺、瓜山和期思溪等地——千年后,这些地方的山川形胜大体如同从前。
赣闽之间,横亘着东北—西南走向的武夷山,紫溪在武夷山北麓,距福建只有几十里。如今,穿过紫溪隧道,过武夷山镇,即为福建武夷山市。
朱熹所居的建阳,离紫溪二百里,考虑到翻山越岭,约需三到四日。但是,辛、陈二人从带湖到达紫溪时已是十天后,朱熹却爽约未来。
次日,辛、陈二人在紫溪分手。分手后,辛弃疾后悔没留下陈亮再住些时日——一个孤独多年的人,好不容易迎来了志趣相投的好友,十几天出则连舆,止则连席的亲密突然划上句号,令他有一种猝不及防的失落和忧伤。
辛弃疾遂向陈亮离开的方向奔去,他想追回陈亮。距紫溪五十里外的上卢桥(今上饶上泸镇)是陈亮东归的必经之地。群山环绕的上卢桥,发源于武夷山北麓的泸溪穿镇而过,溪水清澈,倒映着周遭青黛山色。
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辛弃疾曾经多次路过,并有词作《清平乐·题上卢桥》。大雪后,辛弃疾追至上卢桥一个叫鹭鹚林的地方,“雪泥深滑,不得前矣。”他只好怏怏而返。薄暮之际,他在驿路旁一家野店独饮。饮罢,已近半夜,投宿于距瓢泉十余里的四望楼。
寒夜孤旅,一灯如豆,酒后浅睡的辛弃疾被邻家传来的一阵笛声惊醒。风露中宵,辛弃疾耿耿难眠,提笔写下一首《贺新郎》。
在词作里,他回顾了与陈亮相别的情景,并称赞陈亮虽然一介布衣,却是陶渊明、诸葛亮一类的高洁人物。与陈亮分别后,他独听长笛,既有绵绵离愁别恨,又有因国事蜩螗而生出的郁闷不平: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六年后,当辛弃疾复出任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时,年仅五十二岁、刚中状元的陈亮遽然长逝。
噩耗传来,辛弃疾悲痛不已。在为陈亮作的祭文中,他追怀六年前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感叹从此天人永隔,“欲与同甫憩鹅泉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可复得耶?”
在辛弃疾心中,“同甫之才,落笔千言,俊丽雄伟,珠明玉坚”,“同甫之志,平盖万夫……拟将十万,登封狼胥”;然而,如此有大才大志之人,却“行年五十,犹一布衣”。陈亮不能见用于世,可见“人才之难,自古而然”。
如果有明君重用他,“使之早遇,”其功业“岂怕难衡伊”?好友既逝,尽管辛弃疾也“知悲之无益”,却“涕不能已”——他悲的,不仅是友人,也是自悲;他悼的,不仅是友人,也是自悼。
从博山道到黄沙道
辛弃疾上饶时期的作品里,经常出现一个地名:博山。有时候是博山寺,有时候是博山道,有时候是博山王氏庵。
丰溪是信江支流,在上饶市区注入信江。上饶至广丰的上广公路,不少路段就与丰溪相伴而行。溯溪十余公里,冲积平原左侧,青山隆起,拐进小路,过梧村岭,山间有一座水库,叫博山水库。水库东侧那座山就是博山。
博山上,最知名的去处是古刹博山寺。博山之麓,绿色的丛林中透出黄墙红瓦,飞檐斗拱,而山门上的题款则是它的正式名称:能仁禅寺。博山寺的房舍,依山而建,一方小广场上,立了几块碑,其中一块上的大书:天下第二丛林。
中国文人向来喜欢与方外之士来往,杜甫如是,李白如是,苏东坡如是。辛弃疾早年,与释道来往较少。退居带湖后,却是博山寺的常客。地方志上说,辛弃疾往来寺中,不仅为寺庙作记,寺侧甚至还曾建有稼轩书院。
钟醒大梦,鼓散浮名,在幽寂的博山寺,辛弃疾免不了检点平生。他似乎开始有意识地向释家的虚无靠近——惟有虚无,可以安慰泡影般梦幻的人生。
这是1189年元旦,辛弃疾年仅五十,但屡遭挫折之余,已然未老先衰,他头白齿缺,坐着时大腹便便,行走时脚步踉跄,站立时摇摇晃晚,“见者惊叹其老。”不过,他的心境却变得比从前豁达了,“老境何所似,只与少年同。”
在那首关于博山寺的词里,辛弃疾写道:“身后虚名,古来不换生前醉。青鞋自喜,不踏长安市。竹外僧归,路指霜钟寺。孤鸿起。丹青手里。剪破松江水。”
与其拥有身后浮名,不如换做及时饮酒。哪怕穿着草鞋,也不再踏入争名夺利的花花世界。——经历了数年来的反思自省, 以及山水美酒的陶冶后,辛弃疾迫使自己忘记过去——过去的理想,过去带给他痛苦也曾带给他希望的官场。
带湖通向博山的路,辛弃疾称为博山道。博山道沿途,松竹点缀,冬日雪后,梅花绽放。大大小小的村落点缀在山腰或路旁,较大的村落,往往有酒家和客栈。
辛弃疾前往博山或从博山归带湖时,信马由缰,既没有人等他,也没有他要等的人,一切皆可随兴。有时候,兴致来了,他就走进路边悬挂着酒帘的野店,一个人喝几杯。
酒后的怡然自得,使他心生感慨:“白发苍颜吾老矣,只此地,是生涯。”既然天下大事已经不可为,既然理想已经从云天坠入泥泞,那么,后退一步天地宽。都放下吧,都随缘吧,这样老去,也没有什么不好。
只不过,不甘与不舍偶尔还是会像春雪融化后的原野上,那些固执探出头来的小草。
有一天晚上,辛弃疾借宿博山道上的王氏庵。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夜半,辛弃疾被寒风吹破窗纸的声音惊醒。
他看到,一盏昏灯下,饥饿的老鼠绕着床蹿来蹿去觅食,蝙蝠围着灯盏上下翻飞。高过屋顶的松树,裹挟着风雨汹涌而至,窗纸破裂后,风扑进屋子,如同在自语自语。
如此冷清而又怪异的景象,辛弃疾再也睡不着。他开始梳理五十余载的人生:“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困卧孤灯,中宵难眠,这个早就被迫退出仕途的前封疆大吏,此刻,奔涌心头的,依然是万里江山。
人家的万里江山,与他无关的万里江山。
唐宋人有把诗词写在墙上的习惯,称为题壁。博山道上不少粉白的墙,都留下了辛弃疾的笔墨——他及时把自己的心事,用流畅的行草把它写下来,他的心事便有了观众。他不在意有人走进他的心事。或者说,他渴望向人诉说内心的孤寂: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在带湖住了四年多后,1185年左右,辛弃疾游铅山蒋家峒时,看中了周氏的一眼山泉。他买下山泉及周围山林、土地,并建了几间茅亭,复又将周氏泉更名为瓢泉。这就是他最后岁月里生活的瓢泉别墅的由来。
不过,此时的他,仍然以带湖为主要居所,偶尔前往瓢泉。带湖与瓢泉之间,相距一百多里,通行方式有两种,一是水路,即顺信江而下,在河口转入信江支流铅山河,再溯流而上。
水路虽行程较舒适,但绕道远,耗时长。相对更为方便的是陆路。陆路即在信州州治上饶城外南渡信江,经今天的尊桥乡西南行入山,沿着山谷穿过信江与铅山河夹角里那些层层叠叠的青山,便可到达瓢泉对岸。
辛弃疾经常走陆路。陆路需翻越的山峰中,有一座名为黄沙岭——辛弃疾为这座原本籍籍无名的山峰留下了五首作品,只有几百米高的黄沙岭,自此成为文学史上的高峰。
穿越黄沙岭的路,在辛弃疾时代,称为黄沙古道,它是从上饶至铅山的官道——当时的铅山县城,在今天的铅山永平镇。
几百年后,黄沙古道旧址犹存。黄沙岭属于黄沙岭乡大屋村,大屋村外的山窝里,立着一座十分简易的牌楼,横额书:夜行黄沙道中。两侧柱上分别书:两三点雨,七八个星。
这一段路面,显系近年修整。宽约两米,路基旁满是生长旺盛的杂草,更远处,一场雨后,黝黑的山岩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捞起来叠上去的。半空滚动着低垂的云雾,湿湿地遮住山峰。
走完这一段修复过的古道,在山的另一边,我看到了原生态的古道:石板铺就的小路,杂草横生,只容得下两人并肩而行。路旁,免费供行人饮水的茶亭,旧址尚在——当然不可能是辛弃疾时代的了。
山中,有几座废弃已久的民居,残垣断壁间,茅草过人,昔日的房梁塌下来,成了野兔窝。
黄沙古道尽头,青山化为平坝,两三层的小楼房围合成一座村庄,即是大屋村。村外,稻田生机勃勃,水稻成熟了,一台台收割机正在田里往返劳作,八百年后的田园牧歌已经是另一番模样。
初次登上黄沙岭时,辛弃疾的感受是山岭高峻,山风凛冽,怪石突兀,野花羞涩。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渺小如春水中的沙鸥。惟有转过山角,看到山下的人家村落,他心中方有一丝慰藉:
寸步人间百尺楼,孤城春水一沙鸥。天风吹树几时休?突兀趁人山石狠,朦胧避路野花羞,人家平水庙东头。
种种迹象表明,辛弃疾大概也属于猫头鹰型,喜欢熬夜,有时是醉里挑灯看剑,有时是众里觅他千尺度,有时则是夜行。黄沙岭中的黄沙道,他就多次夜行。
最令他愉悦的是那年夏季:明月在天,凉风习习,空寂的山谷放大了蛙声,隐约飘来稻花的香气,这将是一个风调雨顺的丰收之年……那次夜行,他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黄沙道上,那个寂静又喧嚣的夏夜,他和内心交织的愤怒和不甘,终于达成了暂时的妥协,和解。
与在潭州时想象过的向老农学稼相比,此时,为稻花香里的丰年而歌之咏之的辛弃疾,离田园真的近了。
相应的,庙堂远了,官场远了,功名也远了。在带湖,在信州,在黄沙道上,耗费几年时光之后,辛弃疾决定接受命运的安排。
不论这安排有多荒诞——昨天的是非,留给昨天;明天的风雨,留给明天。现在,他只想静静地走在这条稻花飘香,蛙声四溢的古道上。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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