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磨刀霍霍，谁先嗅到了“飞鸟尽”的杀机？

洪武初年，至少有五个人觉察到“良弓藏、走狗烹”的杀机。

只是，他们或许都未曾料到，这位出身草莽的帝王，会将“兔死狗烹”演绎得如此酷烈，开创了屠戮功臣的历史新高度。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淮西勋贵武将读书不多，或许没感觉。但熟读史书，常伴左右出谋划策的文臣对朱元璋的猜忌多疑，寡恩薄情还是有所察觉的。

首先是许存仁，这人在历史上名声不显，但却是最早察觉到危险的一个。

朱元璋文盲出身，但他知道打天下和治天下都离不开儒生，许存仁平时负责给他讲儒家经典。

常常一起讨论礼仪制度、人才升迁录用方面的问题。

许存仁在朱元璋身边出入十年之久，比刘伯温还早两年加入阵营，但就在朱元璋即将登基称帝时，他却提出告老还乡。

苦熬多年，创业公司即将上市，手握原始股却选择退隐，是他傻吗？

当然不是，明史虽未记载原因，但朝夕相处十年，许存仁已觉察到危险气息。

同僚刘丞直曾劝他，不如等朱元璋登基过后再提退休，许存仁却以为此时功成身退，远离是非之地，朱元璋不会为难于他。

不曾想他高估了朱元璋的心胸，立刻被弹劾逮捕，没多久死于狱中。

司业刘丞直曰：“主上方应天顺人，公宜稍待。”存仁不听，果忤旨。佥事程孔昭劾其隐事，遂逮死狱中。——《明史》

第二个人是朱升，他龙凤三年（1357年）就出仕跟随朱元璋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略就是他献给朱元璋的。

朱元璋称帝后的次年三月，朱升即“请老归山”，要求重返林泉。

朱元璋欲赐以爵位，但朱升以儿子朱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为由，不仅婉拒了爵位，还流泪哽咽地回答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叫朱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我之所以不让他为官，是恐怕他日后会触犯刑辟，想老死在家里都不可能！”

朱元璋为此还让人专门制了一个朱同的免死券以抚慰朱升，特派驿站的车马送他回乡。

朱升于洪武三年病逝，算是功臣中少有善终的，但他儿子还是未能幸免于难，免死券的解释权在皇帝手里，洪武十八年儿子朱同被赐死，罪名未知，史书未记载。

第三个人是刘基，他被朱元璋推出来，作为浙东士大夫的代表与淮西勋贵李善长、胡惟庸相斗，但刘基早早看出不对，洪武三年告老还乡，但也惹得朱元璋不快。

洪武六年，刘伯温因胡惟庸诬陷“谈洋王气”遭朱元璋斥责，被软禁于南京。后来刘基病，朱元璋派胡惟庸探望，刘基被毒死（后来涂节告发胡惟庸的证词），许多人认为这事不说是朱元璋指使，至少也是他默许胡惟庸干的。

第四个人是李善长，他与刘基因中书省都事李彬贪污案斗过一场后，也察觉到氛围不对，洪武四年辞相，请求致仕回乡。

奈何李善长打拼多年，权力欲还很旺盛，也没想到朱元璋后来会那么狠，又将胡惟庸推了上去。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族诛以后，李善长看出苗头，缩回去隐退了，但朱元璋不会放过他，十年后，李善长被处死。

朱元璋亲自写下诏书列举李善长罪状，并附上审讯中的口供记录，印成《昭示奸党三录》，颁布诏告天下。

说实话，这些罪行很难令人信服，全是“欲加之罪”。历史学者吴晗就对此嗤之以鼻， 他认为：

《明史》诸书所记封绩事最荒谬不可信。 《实录》纪李善长狱事，尤暧昧支离，使人一见即知其捏造。盖其所述谋反情事，皆援据当时狱辞，其不可信，又无待究洁。

之前写过李善长狱案，感兴趣可以看这里

李善长被搞掉以后，又兴起蓝玉案。

在明朝，犯了谋逆之罪的人，通常都要被凌迟处死，但「凌迟」实在太过血腥，念及蓝玉是儿女亲家，朱元璋心软了一下，决定宽大处理：凌迟改成剥皮。

刽子手按照指示，将蓝玉整张人皮剥下来，算是留了全尸，这张人皮被送給了蓝玉的女儿蜀王妃以作「留念」。

如果说李善长狱案，从口供到《昭示奸党三录》还算用了点心思，但到了蓝玉案的《逆臣录》干脆就不装了，嘎嘎乱编，简直侮辱智商。

据《逆臣录》里的口供，蓝玉逢人就说要干一番大事，上至身边将领，下至渔夫佃农，四处嚷嚷要干大事，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要造反。

实际上，在《逆臣录》中，录了近千人的口供，却唯独沒有凉国公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也就是说，这两个主犯根本不承认谋反。

幸存的汤和能活下来，也是集齐了好几个因素：能力差，被敲打过后老老实实，早早退隐。赶上蓝玉案时人已经不行了，没遭罪。

即便如此，汤和晚年中风不能说话，嘴角流哈喇子，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亲自过去探望确认了一遍才放过他。

洪武朝廷群臣相互倾轧不已，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朱元璋有意纵容甚至亲自操控所致。

朱元璋不愿意看到淮西集团势力独大，给自己集权造成威胁，因此竭力利用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耍政治手腕，将群臣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得他们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视， 以达到加强和巩固皇权的目的。

明初君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分外突出，朱元璋要集权和独裁，就要想办法削夺相权，于是就积极扶植非淮西系的杨宪、汪广洋来对抗和取代李善长，又用淮西集团的胡惟庸来制约汪广洋。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争权夺势、求得皇上宠信并致政敌于死地，洪武朝内毁谤告评之风盛行，人人自危。

第五个人就是宋濂。

他作为文学近臣，在朱元璋身边为官长达19年之久。

伴君如伴虎，宋濂一直非常谨慎小心，这与他的一次经历有关。

某次宋濂在家里与客人宴饮，朱元璋派检校（锦衣卫前身）监视。

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日有没有饮酒，坐客为谁，什么菜肴，宋濂俱以实对，朱元璋笑道“诚然，卿不联欺。”

这句话直让宋濂背脊发凉，毛骨悚然。

西汉成帝时大臣孔光生性谨密，在家从不谈朝省政事，汉长乐宫中有温室殿，家人问他“那里面都种了些什么树啊”孔光没有回答，而是把话题扯开。

宋濂以孔光为榜样，在自己所居之室题署“温树”二字。客人有问起禁中之语，即指示之而不言。

他甚至还把自己的几个孙子取名为慎、恺。

可是，不管他如何谨小慎微，仍然逃不过洪武朝的宿命。

洪武十三年，宋濂长孙宋慎坐胡惟庸党问斩，受其株连，宋隧被杀，宋濂全家系狱。

朱元璋还想再杀宋濂，被马皇后和朱标太子一力全解相救，结果全家滴戍四川茂州。

洪武十四年，元末明初一代大儒宋濂入蜀途中死于夔州。

关于宋濂的死，《皇明世说新语》、《婺书》、《震泽纪闻》都说他是遇高僧点拨自杀而死。

“至夔，寓僧寺，不食卒”——《婺书》。 “憩某寺， 有老钠， 高僧也。濂与语曰‘吾闻内典善恶必以类报，吾平生所为，自以无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于胜国常为官乎’曰‘编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经死。 ”——《震泽纪闻》。

《明史》、《明实录》则只是简单的说了个“卒”字，

其实，宋濂大概率是病死的，而非自杀，原因有二。

第一，宋濂年过七旬，突遭横祸，儿孙被杀，又被流放四川，千里奔袭，颠沛流离，染病而死十分正常。

第二，宋濂是不敢自杀的。

既然是滴戍，必有押送官吏与宋濂一家同行，宋濂一旦自裁，朱元璋要是知道后，十有八九会把此举视为宋濂是在借死相抗，以表达对自己的抗议和不满。

朱元璋动怒，那宋濂全家就凶多吉少在劫难逃了。

凭宋濂对朱元璋暴虐脾性之了解，自然深知此间利害，他决不至于为求一己之解脱而甘冒灭门之灾。

洪武朝的政治，宋濂早早就看透了，他看着朝廷内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曾忍不住写了《书斗鱼》一文含蓄地对此进行了批评：

予客建业，见有畜波斯鱼者，俗讹为师婆鱼。其大如指，鬐鬣具五采，两腮有小点如黛，性矫悍善斗。人以二击畜之，折藕叶覆水面，饲以蚓蝇，鱼吐泡叶畔。知其勇可用，乃贮水大合之。各扬鬐鬣相鼓视，怒气所乘，体拳曲如弓，鳞甲变黑。久之，忽作秋隼击。水泙然鸣。溅珠上人衣。连数合，复分。当分，如矢激弦，绝不可遏。已而相纠缠，盘旋弗解。 其一或负，胜者奋威逐之。负者惧，自掷缶外，视其身纯白云。抑冥顽不灵而至于是欤？哀哉！然予所哀者，岂独鱼也欤？

宋濂在此文中哀叹那些在朝廷这个大鱼缸里愚争不休、直至倾家送命的群臣，而所谓斗鱼之人正是暗指高高在上、掌控生杀予夺大权的明太祖朱元璋。

历史的尘埃落定，虽有“良弓”、“走狗”看破杀机，却终究未能逃脱“藏”与“烹”的宿命。

权力的祭坛上，洞察力有时只能换来一份清醒的绝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