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5周年一一追忆周恩来与彭湃之间的革命友谊

今年3月5号，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5周年的日子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周恩来与彭湃两位伟大的革命者之间的崇高友谊。

周恩来与彭湃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的革命家。两人有着相似的青年人生经历。一个出生于封建官宦之家，一个出生于富贵之家，依今天的话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富二代”。虽然，周恩来出生时家庭已日趋衰落，但依靠家族的关系却是生活无忧、学业无愁；而彭湃之家呢，那可是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按彭湃他的自述是这样描述的:“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

青年的周恩来与彭湃，虽然天各一方，却共同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探索着国家的前途。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明治维新变革后盛极一时的日本，以期找到国家发展和富强的密码，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他们1917年相识于日本，此后经常在一起学习、研究和讨论祖国的未来，并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宣言和苏联的十月革命，从中受到启迪。共同的志向使得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一、革命风云铸赤胆忠肝

彭湃1921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在法国的周恩来一样成为了中共早期的几十位党员之一（注：最新资料佐证彭湃入党的时间为1921年，而不是我们所共知的1924年）。他与当时绝大多数党员不同之处，就是积极地看到了农民这一阶层所蕴藏的伟大力量，故而自发地从事农民运动，先是在他自己的家乡广东海丰创办了第一个农会，后又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广州创建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正是在这一时期，彭湃总结农民运动心得，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故而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可鲜为人知的是，作为彭湃挚友的周恩来，还曾亲自为彭湃所著的《海丰农民运动》题了字。

1924年秋，周恩来受党组织派遣回归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抵达广州时，是彭湃亲自到码头迎接了周恩来，并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他住。此后两人，虽然一个在黄埔军校，一个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但他们并未断了联系，相反目光敏睿的彭湃，看到了农民运动斗争的军事性与残酷性，还曾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们去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的黄埔军校进行军训，以提高学员的军事斗争能力。

也正是从这时起，周恩来与彭湃两人的革命友谊愈来愈深厚。随着时局的演变，他们不仅是党内同志，更是同肩并战的生死战友。

1925年2月，广州革命政府为了打败正在东江地区积蓄力量图谋再起的陈炯明，发起了两次东征。在第一次东征时，革命军兵分三路，以滇军杨希闵居左，桂军刘震寰居中，黄埔军与粤军则为右路。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领导了第一次东征。彭湃也参加了此次东征。

东征期间，周恩来积极采纳苏联顾问加伦的建议，主持政治部制定了严明的军中纪律，规定不强拉伕役，不用军用票等，并制定战事宣传计划，组织宣传队开展宣传工作，“军队出发之前，派宣传队先行向民众宣传东征”，广泛发动群众，东征军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自愿帮助运输，做向导”， 有力地支援了东征。出师不到一个月，连克广东的淡水、海陆丰地区，三月内又连下潮安、汕头，控制了潮汕地区。

当队伍到达海丰，即彭湃的老家时，周恩来还来到了彭湃的家里，看望了彭湃的母亲周凤。当时，周恩来在彭湃家的小白楼里，喝着当地的咸茶，对彭湃的母亲这样说：“我和阿湃是革命的好同志、好战友，你是革命的好母亲。”

再后来，1927年革命风云突变，蒋介石为了个人的野心，背叛了革命，反动了“四一二”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以至于，中华大地一片腥风血雨、血流成河。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达2.6万多人。党员数量由5.8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工会会员由280余万人锐减到几万人；970余万农民协会会员大多被解散。

也正是这一年，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分水岭。面对如此灭绝人性蒋汪集团，共产党人被逼奋起反抗。周恩来、彭湃与其他共产党人一道，率先领导和组织了八一南昌起义。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总理任书记，彭湃任委员。

起义被迫撤离南昌时，在选择何去时，起义军一是听从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二是具体听取了彭湃、叶挺等多人的意见，选择南下广东，以图东山再起。他们一起披荆斩刺，经过艰苦的战斗和行军，于1927年9月23日，起义部队由闽入粤，攻占潮州，帮助潮安、汕头、揭阳、澄海等县市人民建立了革命政权，史称“潮州七日红”。

在1927年10月3日，起义军在普宁流沙基督教堂主持召开了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会议作出了“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等重大决策。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史称“流沙会议”。

也正是在“流沙会议”之后，革命形势愈来愈残酷，起义部队屡遭敌军伏击，时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的杨石魂，亲自护送周恩来撤离普宁，经陆丰金厢渡海，成功脱险前往香港治病。

革命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后，周恩来与彭湃并没有沉沦。相反，愈挫愈勇，信仰愈坚定。他们很快投入了各自的斗争中。如周恩来到香港治病避险不久后，他又潜入了上海，并于1928年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他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彭湃呢？他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独留在潮汕老家，继续革命。于1927年11月，亲自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他又马上着手进行了土地革命和镇压反革命。1928年上半年，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加上徐向前带领的广州起义部队红四师部分兵力，在海陆丰、普宁、惠来、潮州一带顽强地开展着游击武装斗争，捍卫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后来在新生的政权遭遇失败后，奉命奔赴上海，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

就这样，两位历尽劫波的革命友人周恩来、彭湃，再一次历史性地走到了一起，在上海党中央一起共同工作战斗。此时，周恩来实际上是党中央的负责人，而彭湃作为政治局委员，则担任了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

令人悲恸的是，1929年8月，彭湃在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时被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入狱。当周恩来得知后，大为激愤。亲自下令组织中央特科积极营救，可惜营救失败，彭湃壮烈牺牲。在牺牲前夕，彭湃等人在狱中给周恩来写了绝笔信，以明心志。在狱中，彭湃虽然被施以酷刑，但依然坚贞不屈，却积极鼓励难友，教育狱卒，宣传革命主张，每每说到激动处，还齐唱《国际歌》，引得士兵、狱犯痛哭失声，甚至连看守都为之掩面。

在彭湃牺牲后，周恩来以党中央的名义奋笔写下了题为“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告人民书，并在《红旗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周恩来还亲自下令让中央特科的红队严惩叛徒白鑫。

党中央和周恩来为了纪念彭湃、杨殷等军委四烈士，在当时的中央苏区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在江西宁都和福建宁化分别设立了彭湃县，还把当时设在全国各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中的六所红军学校改名为彭杨军校。

二、沧桑历尽挽遗孤

彭湃先烈虽然牺牲了，但周恩来与他之间的革命友谊却没有停止，周恩来与彭湃之子彭士䘵及家人之间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后人追忆、仰怀的故事。

原来，当母亲蔡素屏、父亲彭湃牺牲后，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为了孤儿，国民党要斩草除根，到处追杀他，年幼的彭士禄在党组织和老乡的保护下，过了几年东躲西藏的日子，后来又转移到了潮安地区寄养。那段时间里，先后有二十多户人家收养他。可谓真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长大的孩子。不幸的是彭士禄与父亲一样经历曲折，遭到了叛徒的出卖，年仅8岁的他与养母潘舜贞被一同打入大牢。

两年后，他被周恩来组织地下党积极营救，才躲过了一劫。但又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40年，他的人生迎来了曙光，他与10多位烈士遗孤从广东来到了重庆。在红岩村13号，一栋深灰色楼房掩映在绿荫中，那就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护送他们的龙飞虎叔叔（时任周恩来的副官）说，是周伯伯点名接他过来的。“周伯伯！”他惊喜地瞪大了眼睛，从记事起，奶奶常讲起父亲和周伯伯的故事。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两位革命志士在血雨腥风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这是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心中无限敬仰的周伯伯。见面后，周恩来亲切的抚摸着他的头对他说：“孩子总算找到你了，你长得很多地方像你父亲。你知道吗，15年前我到广州，是你父亲接我的。你父亲让我睡他的床，你父亲很会开玩笑。”“你的父亲很伟大、很了不起，我和你的父亲是很好的朋友、战友和同志。现在党组织决定要送你去延安学习，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努力学习积极工作。”

年少的彭士禄在历尽劫波后，听到这番言语，一时间心里暖暖的，泪水止不住流下来。父亲彭湃的形象此时才在他的心中鲜活起来。

到了延安后，正是因为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高瞻远瞩，彭士禄和一大批革命烈士子女并没有被派去学习军事到前线杀敌，而是到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原来，党中央要把这些烈士子女、革命后代很好地保护起来，让他们学习科学技术，建设未来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彭湃的母亲周凤老人先后两次去北京参加全国烈军属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毛主席亲切地尊称周凤老人为革命母亲。而周总理则指示广东省政府在海丰县为她老人家盖了一个二层小楼，还送了她一辆在当地少见的人力脚踏三轮车，让她出行方便、安享晚年。

而这时的彭士禄，先被派到哈工大学习，后于1951年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来到苏联的他，深知此次机会得之不易。他每天都只睡5、6个小时，废寝忘食地发奋学习。当从访苏的陈赓大将口中得知国家现在急需核动力方面的人才，问他是否让他改学核动力专业时，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化工专业，进修核动力。短短两年时间，他就完成了全部课程回国。

他回国后一直从事核动力的研究工作，在四川的大山深处和科研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建起了我国第一座核动力核试验基地——九〇九基地。周总理派他的秘书何谦担任基地指挥长，并多次听取核潜艇核反应堆研制工作的汇报。

有一次，彭士禄一行人在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后，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周总理还特派他的专机送他们一行人从北京飞回四川成都。特别是反应堆起堆实验时，周总理还通过实验现场的红色电话机专线，随时听取实验情况的汇报，在实验达到满功率时，周总理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这时，周总理还提出：核反应不只能用于军用，还要民用。可以说，周总理他老人家是我国军民融合的第一人。七十年代华东地区、上海市用电紧张，周总理亲自批示了728工程，让在华东地区建核电站。

彭士禄

1970年7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汇报。当周总理在几十位领导的陪同下，走进会议大厅时，大声地询问道：“彭士禄来了没有？”

“在！”彭士禄一边回答，一边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

周总理慈祥地看着他，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转头问叶帅：“你认识他吗？这就是彭湃同志的儿子。”

正是在听取这次汇报结束时，周总理特此对彭士䘵说出了这样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小彭，你要记住，你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名换姓。”正是在周总理慈父般的关心、关怀、培养、爱护下，彭士䘵把他的一生都投入到了中国核工业事业的发展中去。

君恩浩荡，希翼实现。今天的中国，早已挤身核电强国之列。然而，作为中国核工业的带头人，曾被“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比喻成中国核核潜艇“真神”的彭士禄，却在他的自述中这样写下：“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被抬上‘总师’的宝座。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然而，他面对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却在在周总理诞辰120周年之际，写下了这样的字字千钧的无限真挚感言：“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组织、指挥、决策核潜艇研制的每一重要关键步骤和重大关键问题，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核潜艇总指挥。”

尾 声

感怀先烈、感恩元勋！

这就是余味难断的革命故事，这就是周恩来与彭湃之间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这就是中国民族“情义”、“仁厚”的传统赓续，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永远值得缅怀、追忆的共和国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