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明朝周王府的事情，超乎想象

大明王朝的周藩，在明朝历史上的地位还挺特殊。

第一任周王是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橚，他的人生还挺复杂，他曾被朱元璋发配到云南，后来朱允炆成为明朝的皇帝后，朱允炆削藩选中了朱橚。

在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作为朱棣的弟弟的朱橚，一时间风光无限，朱棣对于自己的弟弟，也很照顾。

朱允炆没完成的削藩事业，朱棣继续，于是，就算是他的弟弟，朱棣也不放心，朱橚也是聪明人，避其锋芒，老老实实当藩王。朱棣也没有对他的弟弟下死手，第一任周王，曾受到厚赐，也曾受到朱棣的敲打。

大明王朝的宗藩，人挺多，但是藩王有时候会遇到绝嗣的情况，周藩也不例外，有惊无险，周王之位还是传承下去了。

嘉靖三十年，周王朱朝堈薨，同年，他的儿子朱在铤被册封为周王。

朱在铤是嘉靖二十八年被封为世子，按照《皇明祖训》的记载，“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朝廷授以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可见，继承周王之位的朱在铤，年龄并不大，这也让朱在铤对于周王府的管理愈发困难。

嘉靖三十一年，嘉靖皇帝朱厚璁给周王下诏令，命令他严格管理王府，要求周王府的郡王之下人员，要听从周王的管辖。之前，周王府的部分郡王，有多人越关到京城，奉国将军朱安泪甚至想自杀。

还有王室中的一些人，对于周王朱在铤也不客气。

来自《明世宗实录》的记载：

“悼王第七男睦令其诸子妄诉花生等事，语皆侵王，王乃援伊王例，请敕禁约。”

一方面，周王府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因为周王年幼，管理王府有困难，王府中的人员多，心思各异。

另一方面，之所以出现这些事情，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穷闹的。一些王室宗族的下层人员，到嘉靖年间，生活上已经比较困难了。

嘉靖年间，对于宗藩的问题，讨论得如火如荼，各宗藩，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宗族人员贫困的问题。

一方面是宗藩人员等着朝廷发放岁禄，一方面朝廷的财政收入，维持宗藩的支出还挺困难。

这个问题，其实在弘治年间，就逐渐显露，但是始终也没有拿出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到了嘉靖年间，就非常明显了。明朝的王室宗族人员里，极为依赖岁禄的是中底层人员。《明实录》里，时不时能读到，明朝王室人员的各种违反律法之事。这些人，也成为了明朝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越关到京城，这对于王室人员，是不允许的，但是数人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这些人也是实在没办法，想面见嘉靖皇帝，把王室宗族这些人的苦，和嘉靖皇帝说说。

但是其实嘉靖皇帝不知道这些事吗？别看嘉靖皇帝懒政，不代表他就不知道这些事。关键是嘉靖皇帝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宗藩的问题。

周王府甚至出现了奉国将军朱安泪想自杀的事情，这事听起来震惊，你一个王室的奉国将军，怎么还想自杀呢？但是仔细分析下，明朝到了嘉靖年间，奉国将军，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明朝的宗藩体系里，大概能分成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镇国将军，听起来名头很大，其实属于王室宗族人员里的中下层了。朱安泪想自杀，大概率也是因为穷闹的。

虽然周王府的事情不少，有的人生活困难，但是日子还得继续过。

《明世宗实录》的记载，嘉靖四十二年六月：

“己酉，周王在铤言：奉国将军安河有孝行，其子睦㮮欲自建祠庙，乞赐额名，令有司岁时崇祀。上允之，令睦㮮主祠事。”

从这条史料里，能看出来一点，对于周王府的管辖，得软硬兼施。无论这朱安河的孝行有多少，该表扬的时候，周王还是要请奏。嘉靖皇帝也挺给面子，同意了周王的上奏。

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条例》颁布，这是专门针对宗藩人员的管理条例，是对明朝宗室政策的一些调整，但是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其实执行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嘉靖四十五年，嘉靖皇帝朱厚熜驾崩，隆庆皇帝继位。

《明穆宗实录》的记载，隆庆二年九月：

“鲁阳王府忻州郡君仪宾周全请辞常禄，以赡王府之贫者。周王在铤以闻，上命河南守臣奖励之。”

一条短短的史料，再次把明朝宗藩面临的困境展示了出来。仪宾周全请辞常禄，为了赡养王府的贫困之人。周王朱在铤听说了这事，上报朝廷，明穆宗还给了奖励。具体什么奖励，我也不知道。

还有一条史料，也是在《明穆宗实录》记载了，隆庆二年十二月：

“周王在铤奏辞禄米一千石，以补宗粮，许之。”

其实通过对于嘉靖四十四年颁布的《宗藩条例》分析，那些条例里，改革措施大多是针对郡王以下的宗室人员，尤其是下层宗室人员受到的影响更大。而亲王受到的制约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对于亲王的利益方面的制约，更是比较少。

这说明，明朝皇帝对于亲王，还是防备心比较重的。如果过于减少藩王的收入，一旦宗藩改革改在了大动脉上，那有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毕竟藩王的号召力，多多少少还是有的。

这条史料也能看出来，至少对于周王府的人，朱在铤不算太苛刻。

就在《明穆宗实录》记载的这条朱在铤奏辞禄米的史料后面，还有一条史料。

“发太仓银七千两于蓟镇，备抚夷之用。”

在隆庆年间，其实明朝面临的压力还挺大，隆庆皇帝上任后，他不能算是勤政的皇帝，明朝决策层面的一些措施，主要是靠着内阁。高拱和张居正，一度这两人的关系不错，其实高拱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到了万历年间，这时候的明朝皇帝，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了。

这位皇帝的一生，也挺复杂。朱翊钧当上皇帝时，尚且年幼，很多事情，其实是内阁在处理，张居正大权在握。

刚开始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的关系确实比较好，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是比较尊重，但是随着万历皇帝的年龄增加，与张居正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通过万历九年的一件关于处理周王府宗室人员的事情，看看这里面的矛盾点。

周王府的宗室人员与百姓路刚等人有不法行为，并且还调戏路刚的妹妹，后来这事被告到衙门，王室的宗族人员受到了惩罚，但是这个王室的宗族人员并不服气，于是他到京城申诉。

在万历皇帝的想法里，地方官员怎么能擅自打宗室人员呢？于是万历皇帝下诏，要求内阁拟旨惩治地方官员。

张居正上奏，上奏的内容，大概意思是王室宗族人员的行为，本身就先处于有罪之地，地方官员责打他，有可能是因为本身并不知道这人是王府中的人。后来王室之人又来京上奏，这是越级行为，按照例法，这是不允许的。而且王室之人越级上奏的内容，是他的一面之词。如果下特旨处罚地方官员，可能会助长宗室人员的这种行为，以后亲王管理王府就更加困难，而且地方官员也不太敢再过问这些事情。

张居正的提议是，这事按照正常流程查办，如果地方官员确实有错误，那就惩治地方官员，如果是王室中人犯错，那就让周王去处理。只有这样，才能让天下人信服。

后来，万历皇帝同意了张居正的奏请。

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能看出来，尽管《宗藩条例》颁布，但是在处理王室人员的不法行为时，还是困难重重。一方面万历年间的宗室人员，尽管中下层人员经济上有困难，但是地位上，他们还是比普通百姓要高。在处理王室人员的不法行为时，还是需要亲王去管理，但是这时候的亲王，也挺难管理王府。

这件事情也能看出来，张居正还是非常敢说的。

万历十年，《宗藩要例》颁布，这是对于《宗藩条例》的进一步补充。

万历十一年，周王朱在铤上奏。

“定限封爵，大不利于宗姓。其弛禁开科等情，有干祖宗宪制，似难轻议。本省各项钱粮，每岁数十余万，有司若肯留心催征，宗禄尚有余裕，乞要姑从旧制。上曰：周王所奏，著差去科臣会同抚按官一并酌议具奏。”

很明显，周王对于藩禁，他有不同看法。周王提到的“定限封爵”，就是朝廷为了减少宗禄的支出的措施，但是这在周王看来，损害了宗族人员的利益。其实也能理解，毕竟他是亲王，他站位的角度，就是周王府的人。

至于他提到的开放科举，是明朝针对宗藩里的中下层人员的藩禁开放的尝试。后来的部分王室人员，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

周王朱在铤想遵循旧制，认为只要“有司若肯留心催征”，各省的收入是足够支撑对于宗禄的支出。周王的这种想法，还是对于明朝的财政情况过于乐观了。

从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的周王朱在铤，对于周王府的管辖，还算比较尽力，但是周王府里，还是有一些违反律法的行为。寻其原因，王室中下层人员的贫困，是一些王室中人违背律法的重要原因。

关于朱在铤的死亡时间，《明史》的记载是朱在铤死于万历十年，但是根据《明神宗实录》的记载，上面那段史料，是朱在挺万历十一年上奏的，这两个时间明显是矛盾的。

下一任周王朱肃溱被册封的时间是万历十四年，所以很难确定周王朱在铤的死亡时间。

史料参考：

《皇明祖训》

《明史》

《明世宗实录》

《明穆宗实录》

《明神宗实录》

《明代藩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