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军战士的征战回忆12 徐总指挥亲率我们和中共陕南特委接头

【一个红军战士的征战回忆12 徐总指挥亲率我们和中共陕南特委接头】

长长的队列,沿着羊肠小道蜿蜒向上,一眼望不到头。我们通信队随总部一起插在警卫营的行军序列之中,随部队大步前进。由于连续转战,伤病员增多,我们的马匹基本上都抽出给伤员乘骑,所以全队都是徒步行军。因为长期在寒风中骑马,我们脚上皴裂的口子要比步兵严重的多,加上平时走路少,乍一上路,大家一瘸一拐脚上疼痛难熬,还真感到有些困难,好在十几里路下来,身体活动开了,倒没啥感觉了。随着海拔增高,风雪越来越大,大风挟裹着漫天飞雪,拍打在人们脸上,让人双眼难睁呼吸困难。风雪中全军奋力登山,虽身着单衣,但仍觉全身发热毫无寒冷的感觉。

10月3日,当总部翻过老君岭经厚畛子向南疾进时,后卫红12师34团(团长许世友)也进入了秦岭,全军冒着时停时下的大雪奋力向南沿秦岭的几个大山前进。恶劣的气候,使得敌军完全放弃了空中侦察和跟踪追击的作战行动,红军在完全没有敌情的干扰下,自由自在地行进,然而我们行军中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第一大困难是严寒风雪,寒冷的气温对我们这群身着破烂单衣的野外宿营者来说,真是一场灾难,不少同志就是在雪坑中宿营时永远离开了我们。

第二大困难时战士们的脚板,由于长时间的行军作战,几乎所有基层指战员的脚都磨烂了,不少人的脚甚至已经发炎流脓,行走时不停地流淌着腥臭的浓血,行军行列中到处可见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向前艰难行进着红军战士,这种情况如不及时给予调养,势必极大影响部队战斗力。第三大困难也是最致命的,是我们的粮食严重不足,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这固然有出发地群众生活贫困难于筹粮的原因,但总部在计算行军距离时出现严重偏差才是重要原因。

当时红军没有军用地图,加上当地老乡没人沿山头从关中走到汉中,总部只好以古通道的路径距离在按沟股定理计算出大概行军距离,结果得出全军最多四天即可越过秦岭进入汉中。行军的实践很快就使总部首长明白全军已经面临严峻的形势,三天下来,有些部队已经断粮,但是路途尚未完成一半,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全军不顾疲劳奋勇前进早日翻过秦岭进入汉中。从第三天开始,全军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连续进行急行军,一路越山攀岩、走溃河小路、劈荒草而行,艰难困苦难以想象。从第四天开始,全军各部陆续断粮,只好沿途搜寻野菜充饥,最惨的是后卫部队,万余人过后,沿途别说野菜,连能吃的草都看不见,荒野一片光秃,为了生存只好杀战马充饥,团首长的战马陆续被杀充饥。部队在饥寒交迫中顽强行军,一连翻过了九座大山,经八天的苦难行军,于12月9日到达秦岭南麓的城固县小河口。

小河口是秦岭入汉中的咽喉,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集镇,当地人民的生活较秦岭北麓的集镇要好得多。部队到了这里筹到了一批大米,还住进了房子,战士们都高兴极了,当他们端起喷香的大米饭时,有人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可惜我们通信队只在小河口休息了半天,由于当时情报工作很差,只能通过当地百姓或抓俘虏了解敌情,为了主力能顺利打出山口,徐总指挥亲自率前卫红10师和通信队前出至秦岭出口升仙村附近,在那里,我们与当地的党组织中共陕南特委接上了头,经他们提供情报,了解到敌17师101、102团在我前进方向布防以防备我军进入汉中。在地方党派出的向导指引下,红10师主力绕道出火焰山口,向敌防区侧翼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将敌击溃,缴获机枪四挺,迫击炮两门,步枪六百余支,还俘虏不少敌兵。

由于我军急于进军汉中,没时间收编消化俘虏,而且我们武器本身多余,从关中开始,每次作战中缴获的枪支都被破坏丢弃,这次索性作了个顺水人情,让俘虏们领回枪支返回陕军,并让他们带话给长官,红军无意与陕军为敌,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希望今后能合作抗蒋。这一举措为后来川陕根据地建立西北秘密通道打下了基础。

红10师击破升仙村之敌后,立即占领了城固县以西沙河营渡口,并开始征集渡船,积极做好渡过汉水的准备。我则按徐总指挥命令,率一个班返回小河口,催促主力开进并引领道路。10号下午,我们赶到总部,正赶上张国焘、陈昌浩召集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我到达会场后向陈昌浩报告了前卫师的战斗情况,并呈上徐向前总指挥的信件,陈昌浩看完后,将信交与会首长们传阅并正式通知我今后有紧急敌情通报和战报可先送达军委会曾中生参谋长,我听后一愣,敬完礼返身走出会场,在会场外,碰到我留在总部负责值班的1排长朱玉学,他一脸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跟我悄声说:咱们通信队又要忙啦,今天会议刚决定了恢复军委会工作,曾中生任参谋长,负责日常工作,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书记的夫人张琴秋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还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喽。

我听后确实感到意外,自方面军在鄂豫皖反第四次围剿开始,全军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均由总部几位主要首长讨论决定,军委会已实际停止工作。这一局面并非有人故意造成,确是因战况瞬息万变,敌情变换难测,方面军作战行动多为临机决断,而且战场指挥常常由总部直接到师甚至到团,容不得一丝犹豫和迟疑,竟管如此,每次战斗中我们通信队总是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地全天24小时穿梭于各部队、各部门之间,人人筋疲力尽,也只能勉强应付巨大的通信任务,这次会议一下子确定了三个新的指挥机构,增加了许多层次,今后留给我们通信队传达命令的时间更少了,部门间的通信量更多了。想到这里,我嘴里不由冒出一句粗话:狗日的,今后通信队没有清闲日子过啦。在朱玉学惊诧的目光中,我扭头拖着发麻的双腿一摇一摆向院外走去。

汉中休整

总部的会议很快结束了,行军命令随即发出。第二天,方面军主力在通信队向导下怱怱奔向汉水。11日晚,方面军主力与前卫师在沙河营会合,经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等首长简短商议后,针对渡船少,水不深的情况,决定伤病员、妇女全部坐渡船和骑马过河,其余人员从主席、总指挥到普通战士一律涉水过河。

传达完命令,我率通信队随总部来到汉水边,仔细打量着这条长江最大的支流,我们正面河宽度有200多米(枯水期),两岸浅水区己结了薄冰,河中心白浪翻滚,可以看出水流湍急,但水不深。徐向前、陈昌浩率侦察员率先骑马勘察确定了徒涉地段,探明我们正面地段内水最深处只有齐胸深,这使大家信心十足。随着首长一声令下,全军像下饺子一样,争先恐后跳入水中,扑腾扑腾地奋力向对岸跑去,溅起的浪花像珍珠一般撒满汉水两岸。

说实话,那晚上汉水真是够冷的,脚刚一入水,冰冷的河水立刻像刀子一样刺入我冻裂的伤口里,那个钻心痛啊,我环顾四周,同志们都跟我一样,个个呲牙咧嘴,双脚乱跳。这疼痛感逼得大家连蹦带窜向深水跑,到了深水,我们手拉手拼命向对岸蹬着走,实在不愿在水中多待一秒钟。部队很快都过了汉水,上岸后一阵阵凉风吹来,大家顿觉透心凉,全身哆嗦,牙齿打战声响成一片,为防止感冒,部队没有停留急向西南奔行,天亮后进抵上元观地区。红军渡过汉水,彻底摆脱了敌人整日追堵的被动局面,获得了战略主动权。

方面军决定在上元观休息总结、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在上元观,方面军同时召开了两个会议,一是清查军事实力和布置下一步任务的团以上军事干部会;二是由政治主官召集的各团党团组织积极分子会议,我以团员身份参加了方面军直属队党团积极分子大会,会议由新任总政主任张琴秋主持,会议总结了西征政治工作同时指示部队:总部已决定方面军主力将在西乡至镇巴一线展开,任务是一面休息,一面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组织游击队。经过连续转战和艰苦行军,方面军的兵力这时已不足一万五千人,而且伤病满营,的确迫切需要休整。当天,全军全部进入指定展开位置。总部由上元观向西乡转移比部队稍迟了几天,12月中旬总部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

这真是一次甜蜜的休整,后无追兵,前无堵截的安定环境,加上陕南地区中共组织活动能力很强,当地群众对红军怀有质朴淳厚的情感,乡亲们把红军作为自己的亲人对待,部队一进村,立刻被迎进屋内,热腾腾的饭菜,温暖的炕头,舒适的烫脚水,干净的换洗衣服,一切都安排的如此合适,战士们无不热泪盈眶,异口同声感叹:到家了,到家了!一个星期的休整,使我们这支历经磨难的军队恢复了健康的体魄,整洁的外表,大家都希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这一周里,方面军总部工作也卓有成效,先后在陕南建立了三支游击队,同时根据敌人报纸和陕南地下党的情报,拟订了入川的作战方案。

12月中旬,总部在钟家沟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在简要总结西征作战情况和表彰作战有功部队后,重点传达讨论了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案。会上军委会主席张国焘第一次公开阐述了他为方面军设计的:出秦岭入关中,由关中越秦岭下汉中,由汉中翻大巴山进四川整个战略佯动和战略目标构想,详尽解释了方面军主要根据地为什么建在四川北部而非陕南,他以对比方式,从政治、军事形势、群众基础、经济情况各方面对两地进行了分析,使与会者明白了川北是一个地形更险要,物产更丰富,敌人统治更薄弱,群众革命基础不亚于陕南,而我军回旋余地更大的理想根据地。

这一说明平息了与会者乍听总部决定进军川北引起的震动和不满,报告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同意翻越大巴山攻占川北主要地区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会议对翻越大巴山的物资准备作了具体规定,命令部队三日内每人必须备齐三天的干粮和不少于十斤的稻草或高粱杆。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散会时各级指挥员满脸兴奋之色和急切赶路之情已将会议结果表露无疑。

会后,全军深入进行了动员和准备工作,各作战部队还进行了扩红,在当地招收了一些新兵,全军上下摩拳擦掌焦急等待总部进军川北的命令。然而,总部首先下达的命令不是进军令,而是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在小河口拟订的任命:曾中生出任军委会参谋长,张琴秋任总政治部主任,邝继勋等任前敌委员会委员。这一任命当时对部队来说感觉平常,只是干部的一次正常任免,指战员都已司空见惯,反应平淡。

但到抗战开始后,张国焘叛变共产党,我才从上级那里听说,小河口会议的这一结果,是四方面军内未能参与重大行动决策的首长与张国焘斗争的胜利成果,是对张国焘个人野心和专制作风的一次打击。对这一点,我当时丝毫没有感觉,因为在任命宣布前这些首长就不固定地参加了总部决策研究,任命宣布后,并没有改变总部决策的习惯,一般情况下仍是大家讨论后由张国焘拍板决定,紧急情况下仍由张、陈、徐等三、四人独断决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草地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