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人为何普遍憎恶商鞅，从他的人才观便可知晓答案

在整个商鞅变法中，人才选拔和官员晋升机制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全体秦人的共同利益，也受到列国士子的关注。商鞅给秦孝公的建议十分简单，那就是奖励耕战，说白了就是只能凭借军功和耕作获取相应的爵位。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想要获取社会地位，就必须在战争中立功，不能立功的，即使再有钱也只能是个富家翁，社会地位不会太高。

相比耕作，军功的重要性显然更高。因为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尽管人均耕地比现在要多，但是普通农民再怎么辛勤，也种不出多少粮食。所以从没听说谁因为靠种地种的好进入了秦国的庙堂。但是凭借军功一路高升的将领就太多了，白起、王翦等人就是很好的案例，这一现象甚至持续到了汉朝初年。在西汉初期的丞相安排中，绝大多数都是开国的军功贵族，汉初军功最高的萧何是第一位丞相，在萧何去世后，军功第二的曹参立刻收拾东西准备上任丞相，很快他就真的接到了皇帝的任免。可见直到汉初，军功在人事任免上还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军功和耕作，商鞅认为其他渠道都不该作为人才选拔和晋升的评判标准。商鞅甚至把其他的渠道称之为“淫道”，按照他的解释，诸如依靠能言善道（纵横家），游散求官（游侠或诸子百家），著书立说获取名声，靠智慧学识或者人脉资源（皇亲或者外戚）获得官职都是邪道，只有军功和耕作才是正道。

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商鞅的这套人才理论不无道理，而且是相当适合那个时代的秦国的。大争之世，强则强，弱则亡，将军不能带领士兵打胜战，士兵不能在战场上击杀敌军，一切都是空谈，军功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是没问题的。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农耕生产比起手工与商业也更加重要，重农抑商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要说除了军功和耕作，其他方面都是邪道的话，那就过犹不及了。

不知商鞅的这番主张是出于私心，还是公心。如果是出于公心，这大概率和商鞅主张的愚民政策不谋而合。在商鞅看来，百姓越聪明就越喜欢和政府作对，百姓越愚昧越容易被控制。所以百姓只需要听命于政府，不需要太多的自主思考。要么能征善战，要么勤劳种地，这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其他的方面什么都不需要。在愚民政策的实施下，军功与耕战自然就成为了人才选拔的唯一标准。或许商鞅提出的主张只是针对底层民众，并非针对列国士人。

然而很难说商鞅没有私心，这也是他被别人诟病的重要原因。在商鞅被秦孝公重用之前，他本人就毫无军功可言，按照他自己的理论，他应该先率领秦军打几个大胜战，甚至要先从底层士兵开始干，在战场上通过击杀敌军士兵，获得基本的军功之后，才有资格被逐级提拔。显然秦孝公之所以对他破格重用，就是因为赏识他的才华，这恰恰就是他口中的邪道，然而他却阻止别人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提拔。或许他不希望别人取代自己，是一个双标的“小人”。

参考商鞅后来的一系列举措，他确实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双标”，例如他口口声声主张法治，并且提出严刑峻法来控制百姓，但是在秦孝公去世之后，有人诬陷他造反时，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坦然面对秦法的审判，通过辩论洗去自己的冤屈，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逃跑，而且是逃亡秦国的敌对国魏国。在得知魏国不打算接受他之后，商鞅便逃往自己的封地，率军抵抗秦军，最后战死。说到底，他自己都不敢面对自己制定的秦法。

商鞅口口声声反对分封，但是在变法获得成功之后，秦孝公将商地分封给他，他并没有拒绝的意思，虽然此时的封地和从前的分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终究还是封地，是中央集权下的国中之国。依法治国也好，反对分封也罢，都是针对下层民众的，都是针对别人的，到了自己身上，就另当别论了。说到底，商鞅只是帮助秦孝公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权臣而已，他推行的变法虽然有自身的历史功绩，但后人不必过分夸大商鞅个人的道德操守，也无需刻意歌颂商鞅变法的历史地位。

这也就不难理解秦国的老贵族为何从一开始就反感商鞅，因为只要是改革，就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所以旧贵族从来是不会支持改革的。如果在君王的支持下，权臣必须进行改革，那改革者你首先得心存无私，才有自己的立场，就算你不是真的心存无私，也得装出无私。你自己对秦国无尺寸之功，却空谈要别人立军功，这显然是很荒唐的。显然秦君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也没有过分的触动旧贵族的利益。

至于所谓的正道和邪道之说，不仅遭到了当世之人的诟病，更是遭到了后世人才的谩骂，尤其是历代儒家文人的批判。后世秦王自然也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没有完全采纳商鞅选拔人才的建议，否则后世的公孙衍、张仪、范雎、李斯等人在秦国朝堂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都是凭借着商鞅口中的“邪道”获得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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