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父母、老师就教育我们:“要听话,要勤苦,要好好学习,对人要有礼貌”,大部分学生也是这样遵循的。品学兼优的学生自然深受老师、父母夸赞,但有小部分学生依然调皮,不受老师待见。可当大部分人到了四十多岁后,都把人生活明白了,却突然发现:身边混得好的,往往是那些小调皮的孩子;而那些品学兼优的老实孩子,往往混得一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老实孩子被儒家思想束缚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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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三纲五常”,使人从弱肉强食、没有羞耻感的丛林法则竞争中回归到一种相对文明有序的生存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抑制了各种丑陋现象,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体系。
但儒家思想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和手脚,使得国人长期处于自我克制的状态,丧失了创新能力。
儒家自从登上庙堂之后,两千多年以来,就一直没有被推下过神坛,其思想可以说深深烙进了国人的基因,其文化影响远达朝鲜、韩国和日本。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指网上大绳。
五常:仁、义、礼、智、信。仁,即仁爱。义,即正义。礼,即礼让。智,即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信,即言行一致。
其实,“三纲”的核心就两个字:服从。“五常”的核心就四个字:克己复礼。
这里借用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来说明“绝对服从”带来的恶果。
2014年4月16日早上8时许,一艘载有476人(包括300多名学生)的客轮“世越号”从韩国仁川巷出发,在航行到“屏风岛”海域时,船体突然发生倾斜,客轮工作人员为了防止学生恐慌,通过广播告诉学生:原地待命,不要妄动。于是大部分学生选择了服从,安静地坐在舱内等待救援;只有少部分调皮的学生未听从安排,从船舱跑到了甲板求救。殊不知,当“世越号”倾斜无法挽回后,客轮驾驶人员就选择了逃命,而将那些可怜的学生丢在了船舱,那些学生全然不知。很快,无情的海水淹没了客轮,无路可逃的261多学生全部葬身船舱,只有那些不听话的学生获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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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过后,韩国教育界开始讨论学生要不要绝对“服从”。
《孙子兵法》告诉我们:“水无常势,兵无常形。”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在随时变化,哪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临事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如果一支军队遭到突然袭击,那么部队成员就不能各自逃命,必须沉着冷静,团结一致,迅速做出反应,否则必将被逐一消灭;而当客轮发生倾斜时,身处深不见底的广袤海洋之上,此时最紧急的就是各自逃命,而不是集体等待救援。
同样道理,当我们在学校读书时,不用考虑赚钱谋生,唯一的任务就是按部就班地学习;当我们踏入社会之后,首先就要考虑如何赚钱谋生,如何谋划前程,此时,各种危险和机遇交错存在,这就需要灵活做出选择了。那些老实孩子习惯了自律,习惯了服从,习惯了被动接受,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时,就缺乏突破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不敢轻越雷池一步,任凭机会从身边溜走;而那些调皮的孩子,从小就敢于打破常规,不愿服从,不愿被动接受,思维灵活多变,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时,就能敏锐地抓住机会。所以,当老板的,多是些调皮的孩子;打工的,多是些品学兼优的老实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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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工具十分发达的今天,人们可以到达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当我们以“君子”姿势与那些奉行丛林法则的外国人打交道时,吃亏的往往是我们。我们的谦逊,在他们看来就是愚昧;我们的克制,在他们看来就是软弱可欺;我们的吃苦耐劳,在他们看来就是“只知道工作而不知道享受”。
儒家的“克己复礼”磨灭了中华民族的血性。自小受到儒教毒害的人,小人就变成了伪君子,死板的人就变成了老顽固,正直的人就变成了毫无威慑的清高君子。当清高的人遇到强大的对手进攻时,要么遁世避祸,要么屈膝投降。就像《红楼梦》中的贾政一样,在贾宝玉面前,总是声色俱厉;但当他见了抄家的官员时,又只有作揖叩头了。
自然界都会出现沧海桑田巨变,何况是一种思想,一种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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