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重庆荣昌区书记高洪波，因为下馆子请客，最近被舆论广泛关注。
他自费1100元，请几位“朋友”到一家“苍蝇馆子”吃饭，放话“我来买单，哪个抢单就不准吃。”
“我的工资是纳税人给的，我们不支出小摊小贩就更没收入。”高洪波的消费逻辑颇为自洽，用纳税人给的工资，去纳税人那里消费，就是给纳税人提供挣钱机会。
今年春节前他在工作会议上说：“希望在座的每一个同志，周末都带着家人去吃顿饭，荣昌的人均消费60—100元，如果我们有1万人消费，一个礼拜就是100万元，给我们个体工商户、小老板。”
高洪波强调自己的工资是“纳税人给的”，号召辖区内的干部“带头消费、带动消费、带领消费”，无意中契合了历史上的一个现象——“食税阶层”或者说“吃皇粮的”、“吃财政饭的”，一直是消费的主力军。
历史上，小到一个县城，大到一座都城，一旦因为不可抗力导致“食税者”也就是官僚阶层迁走，当地的消费必然大幅下滑，甚至连城市都会不存在了。
现在秦岭里面有一个地方叫“老县城”，曾是佛坪县的衙门所在地。民国时期因为躲避土匪，县长带着官印跑了，县城也就是跟着跑了。如今这里虽然还有城墙，但早已经只是一个山了。
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北洋政府垮台。1928年6月，北京从首都降级为河北省“特别市”，导致大量的官僚阶层外流，北京的商业失去大量重要客户，严重影响了北京的餐饮业。
到1929年6月，北京的饮食行业减少了35%以上的工作岗位，服装业的岗位减少了一半。除了卖淫行业，这座“废都”几乎所有的服务业都遭到沉重打击。妓院生意之所以受影响较小，是因为商业受到打击后，底层百姓生活更加艰难，一些女性被迫卖淫谋生。
（据《弃夫潜逃：战士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
1928年之前北京的繁荣是怎么来的？北洋政府时期，这里有大量的“中央机构”、官办单位，其从业者都是“食税者”。大量的资金涌入这座城市，给这些食税者发薪。这些人有较高而且稳定的收入，就成了消费的主力军。
鲁迅当时就是这些食税者中的一员。1920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大教书，月薪200元。那时一个人力车夫（相当于现在的网约车司机）辛苦一个月的收入大约10元。所以，食税者鲁迅与普通百姓比，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当大量鲁迅这样的食税者南下，北京的商业餐饮业当然就会断崖式下跌。
所谓消费，就是花钱。花钱的底气不仅是“有钱”，更是“预期有钱”。
假如你现在口袋里没有钱，但是预期到月底一定有一大笔钱进账，那你现在敢借钱消费。假如你现在口袋里有一笔钱，但是预期下个月可能会没收入，那你现在有钱也不敢消费。
食税者与纳税者相比，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收入稳定。不受天气、季节、行业周期影响，也基本不担心突然失业。
所以理论上来讲，食税者是最稳定最有力的消费者。一个城市里，食税者多，消费就比较兴旺。北宋都城开封城里住着约130万人，近一半人是食税者，所以这座都城才有了《东京梦华录》里的繁华。
帝制时代是小农经济，农民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消费主要在城市，而城里的消费主力就是聚集在城墙里的食税者。
当然，现代社会已经大大不同于农业时代。
工业化之后，新产业涌现，大量的平民成为蓝领、白领甚至老板，也拥有了消费能力。所以，过去几百年北京的城区都局限在城墙内，而最近几十年则膨胀了好多倍。这是因为农业时代食税者的总数是相对固定的，所以消费总量也相对固定。现代社会，纳税者也成了消费者，城市才有了指数级的膨胀。
纳税者成了消费者，并不能掩盖食税者是消费主力的事实。
在消费者贡献方面，纳税者的优势是“数量大”，劣势是收入不稳定，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他们一旦预期不好，即便有钱也不愿意消费。
食税者的优势前面已经说过，他们的收入预期基本不受外部因素影响。所以，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的“带头消费、带领带动”就显得很重要。
如果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连食税者也不带头消费，那确实会让暗淡的民间烟火雪上加霜。
“抚今追昔”，荣昌区的高书记请客下馆子，有利于社会，应该被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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